“他说姐姐，我要是有个翅膀像天上的鸟一样飞出去该多好啊。”李碧涛动情地说道。这是小萝卜头在狱中对李碧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渴望自由，却到死都没享受过真正的自由。
1947年10月，黑云笼罩着整个中国，李碧涛一家人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抓到现在被称为“活棺材”的白公馆，与之并列的另一个“活棺材”是渣滓洞，这两个位于重庆的“人间炼狱”，关押了太多爱国的革命志士和烈士们，中国最小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就是在这白公馆丧命的。
李碧涛遇见小萝卜头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在白公馆已经呆了六年之久，由于发育不良，小萝卜头头大身子小，身材干瘦，那天，李碧涛从昏迷中醒来，小萝卜头就站在她的面前，用稚嫩的声音告诉她：“姐姐，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通过李碧涛的讲述，让我们再次想起了那个头大身子小的孩子，那个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的孩子。
1941年冬天，重庆的白公馆又押过来一批政治犯，其中有一位母亲抱着自己不到九个月的孩子，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国民党特务杨进兴不耐烦的要求这位母亲想办法让孩子闭嘴，这对母子就是徐林侠和宋振中（小萝卜头）。
为何这对母子会出现在白公馆？为何他们会被国民党抓走？
这其中的缘由，便聚焦在孩子的父母的特殊身份上。
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都是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宋绮云被派到杨虎城将军那里工作，并担任了《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宋绮云把妻子徐林侠接到西安，此后两个人就一直在西安工作，就在这时，他们也恰好碰上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晚上，宋绮云正在准备文件，突然被杨虎城叫到办公室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第二天，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在此前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均遭到拒绝，两人不得已才想出这一策略，但是，蒋介石又怎会顺了他们的意愿，蒋介石表面上答应抗日，实际上已经在盘算着怎么除掉杨虎城和张学良以及他们的亲信。
宋绮云作为杨虎城的政治秘秘书，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但他依旧坚持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宣传抗日主张，这样抛头露面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对于这个报纸的编辑非常恼怒，派人去查查这个人的来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得知此事后，蒋介石便开始筹划逮捕宋绮云的行动。
1941年宋绮云在西安接到了一封家中的电报，妻子在电报中写道：“家中有急事速回”，接到电报后，宋绮云以为特务要对他的家人下手，便急匆匆的赶回家去，但他不知道，迎接他的竟是一场骗局。
回家后，宋绮云询问家中急事，妻子徐林侠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发电报，这时，宋绮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让妻子藏起来，就在这时，三个穿着工人衣服的男子走进来说：“您是宋先生吧，乡里找您有急事，想让您过去一趟。”宋绮云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便用眼神示意妻子照顾好孩子，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
本以为徐林侠和孩子可以躲过蒋介石的追杀，但不曾想，蒋介石用同样的手段，引诱徐林侠上钩，迫使徐林侠带着只有8个月大的小萝卜头进了监狱。1941年12月下旬，宋绮云夫妇被扣押进重庆白公馆，小萝卜头在这里长大，吃尽了苦头。
白公馆，让人毛骨悚然的“活棺材”，又岂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能够承受的。白公馆里终年潮湿阴暗、不见天日，被关在里面的爱国人士有几十号人，他们整日只能吃馊了的饭，冬天也没有过冬的衣服，被冻的瑟瑟发抖，小萝卜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一天的长大的。
小萝卜头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徐林侠已经因为过度饥饿而没有一点奶水，小萝卜头就只能跟着妈妈一起吃馊饭，每天监狱里就会回荡着小萝卜头因为饥渴难耐发出的啼哭声，监狱里没有办法晾衣服，徐林侠只能把小萝卜头尿湿的尿布放在自己的身体里捂干，监狱里有馊饭菜的味道、小孩子的屎尿味、潮湿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就连大人都受不了。小萝卜头又是如何熬过这样艰苦的环境的？没有人真正明白，又或者，他觉得生活就是向来如此了。
后来，小萝卜头在监狱里慢慢的长大，由于缺乏营养，他面黄肌瘦，头非常的大，身材非常的瘦弱，也因此，狱中的狱友们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小萝卜头”。他在狱中能够自由出行，一是因为他年龄小，对特务来说构不成威胁，二是因为他身材瘦小，监狱门的缝隙根本就关不住他。
1947年小萝卜头遇到了李碧涛——和他年龄相仿的好朋友，李碧涛被抓进来当天，小萝卜头便吵吵要去李碧涛的监狱中看她。徐林侠说：“天色已晚，姐姐已经睡了，明天你再去吧。”于是小萝卜头便满怀期待地睡下了。为什么李碧涛对小萝卜头有着如此的吸引力？首先就是李碧涛同样也是小孩子，同龄人之间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其次就是李碧涛上过学，她不知道学校是什么？老师教什么了？而这正是小萝卜头最渴望的。
第二天，小萝卜头来到李碧涛跟前，李碧涛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看着面前这个大头娃娃，小萝卜头说：“姐姐你不要害怕，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这给李碧涛心里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两人很快都熟络起来，小萝卜头每天都要缠着李碧涛问她学校里的事情。“姐姐，你们在学校怎么上课的”、“姐姐，老师长什么样，他们都干什么？”、“姐姐，学校都学什么？”、“姐姐，我好想上学”，天真烂漫的问题中带着无数的心酸，反观现在的孩子，良好的学习环境却多了许多“扶不起的阿斗”。
监狱里的狱友都知道小萝卜头想上学，便联名要求敌人让小萝卜头上学，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拒绝，狱友们没有办法，只能让监狱里的人轮流教他，其中，对小萝卜头影响最大的就是黄显声将军，他教小萝卜头识字、作诗，还教小萝卜头俄语。除了黄显声之外，车耀先、罗世文也是小萝卜头的老师，罗世文给小萝卜头上的第一课便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在小萝卜头心里深深扎根。
有人会问，为什么牺牲的小烈士有那么多？唯独小萝卜头家喻户晓？这就要说到小萝卜头在监狱中干出来的“大事”了。
小萝卜头虽然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却懂得分辨是非善恶，他知道共产党是好人，我这被关进来的叔叔阿姨都是共产党员，他帮助狱友们传递信息，还偷偷协助他们在狱中办起了《挺进报》。虽然报纸中只有只言片语的文字，但是对于狱中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关注，了解外界信息，期盼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垮台的消息，每一个日日夜夜，在腥臊烂臭的牢房里期盼着革命胜利的消息，报纸对他们来说就是精神支柱，小萝卜头身上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期盼。
除了帮忙传递信息，小萝卜头还在韩子栋的越狱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子栋（《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从1934年就被捕入狱，期间辗转多地，最终在白公馆落脚。从这以后，韩子栋为自己的越狱计划一直在做准备，他装疯卖傻的国民党看守放松警惕，私底下在悄悄地熟悉白公馆的地形地势。
一天黄显声将一个叠得很小的纸块交到小萝卜头手中，让他交给狱中的秘密党委书记许晓轩，这是一张白公馆的里外地形图，是由韩子栋花费两年时间绘制而成的，韩子栋之所以将纸条送到党委书记那里，是想让大家集体越狱，但是，许晓轩知道，集体越狱目标太大，狱中还有老人孩子，根本难以实现，他没有答应韩子栋的请求，而是让他自己先逃出去。
韩子栋含着眼泪答应了他，徐林侠知道韩子栋准备越狱的消息后，忍着疼痛的身躯找到一些破布为韩子栋拼凑出了一件在狱外穿的衣服，当时徐林侠长期受到敌人的折磨，手指已经被酷刑夹歪，两条腿也肿的渗水，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日夜赶制衣服。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榜样的力量，小萝卜头每天待在母亲身边看着她为别人操劳、为别人奉献，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为小萝卜头树立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榜样，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小萝卜头满腔的热血都投入在重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中，对他来说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幸福。
1947年8月18日，卧薪尝胆的韩子栋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当时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去买菜，途中卢兆春的朋友喊他去打牌，韩子栋便在门口等着，等待着机会，等到卢兆春玩到兴头上时，韩子栋请假上厕所，卢兆春没有在意这个狱中的“傻子”，摆了摆手就让他去了，韩子栋出了门后回头看看卢兆春没有看他，便飞速的逃跑，脱掉外面的狱服，穿上小萝卜头的妈妈为自己缝制的衣服，逃离了重庆。
截止他被关押之日起，已过了14年。也许这时候的小萝卜头正在狱中期盼着韩叔叔的营救，但最终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9年，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年。解放战争胜利、蒋介石下台逃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喜悦的背后，暗藏着悲伤。蒋介石下野之后仍然在垂死挣扎，他想到了自己关押在重庆的爱国人士们，1949年8月，蒋介石飞往重庆，开始了他扭曲报复计划，策划了一场惨无人道的重庆屠杀。
1946年9月6日晚上，一辆卡车停在了白公馆门口，白公馆的看守将宋绮云一家押上了卡车，小萝卜头欣喜地认为，一定是共产党叔叔们来接他们回家了，窗外乌黑一片，小萝卜头透过窗外望着，已经开始想象自己获得自由后的生活。
凌晨两点多，卡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上，国民党特务将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押下车，前往戴公祠的警卫室，刚刚进门，宋绮云就被埋伏在警卫室里的刽子手猛刺数刀，倒在血泊之中，徐林侠见状，赶紧跑回去保护小萝卜头，却被埋伏在另一处的刽子手抓住，一刀一刀的捅下去。
还未断气的徐林侠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刽子手走向小萝卜头和杨拯贵的方向，其中一个叫安文芳的刽子手掐住杨拯贵的脖子，活活憋死了她，另一个刽子手杨钦典负责杀掉小萝卜头，他对着小萝卜头又是捂嘴又是掐脖子，迟迟不敢下狠手，一旁的杨进兴急了，骂了一句没用的东西，便拿起匕首朝着小萝卜头的背后刺去，小萝卜头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杨进兴又补了几刀，直至小萝卜头断气，一旁半死的徐林侠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死，心痛至极，最终也断了气。
就这样，在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25天的日子，宋绮云一家被蒋介石暗杀，他们的尸体被埋在戴公祠警卫室的地上，国民党特务们在上面浇筑水泥，将他们的遗体封存在其中。直到1949年11月30日，都没有人知道宋绮云一家究竟去了哪里，到底是死是活。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良心上过不去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告诉了共产党员小萝卜头一家人被埋的位置，共产党马上派人去找，挖开警卫室的水泥地，找到了这一家人的遗体，小萝卜头的手里还握着半截铅笔。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悲痛至极，现场鸦雀无声，谁又知道，在这个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那么小，他那么想要学习，却还是带着遗憾离去。
白公馆、渣滓洞、贵州息烽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
11月27日晚的大屠杀让，江姐、黄显声、陈然、罗世文、车耀先等等烈士，都在这些监狱里永远离开了人世。
11月30日，解放的钟声敲响，重庆重获了自由。
战士们看着重庆的满目疮痍，
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
李碧涛老人
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没有办法挽救的结局
我们拯救了中国，却拯救不了那些为中国付出所有的革命烈士
而后人唯一能做的，便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奋斗
正如李碧涛所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悲壮泣血的11月27日，希望大家能够把烈士的革命精神把他们爱党爱国的这种精神能够发扬下去，在我们平凡的岗位上，承担起复兴中国的大任，年轻的朋友们，责任就交给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