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先生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管士光、李洱、梁鸿、陈晓明以及作者贾平凹都作了分享，发言内容精彩纷呈。但因信息量庞大，整理发言稿颇为不易（您还要考虑到贾先生那浓重的陕西口音），所以拖到今天，发言稿才告完工。下文是我们从近两万字的发言稿中萃取的精彩部分。它很长，但很值得一读。
几位嘉宾的解读，从多个角度剖析贾平凹先生的笔下景观，相信会有助于您更深地理解贾平凹，理解他从《废都》到《极花》的蜕变历程。文字部分未经发言人审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
散文的创作，报告文学的创作，或者短篇小说的创作都很重要。但是，体现一个时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的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贾平凹先生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的创造力。
我认为贾平凹先生就是个天才，就是一个天才作家，他把他的生活提炼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平凡的、平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走他的路，在走他的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最后到死亡这样一条路。所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有意思。
——管士光
著名作家李洱
我在去年还是前年见到贾老师，我们的文曲星，我说我们是吃你的奶长大的，贾老师捂着胸脯说，我老了……我说我们就喜欢吃酸奶。
我认为，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因为他几乎全须全尾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乡村文明，保留了我们各种情绪、各种各样的细节，他的作品譬如琥珀，有如珍珠，他成为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博物馆。
无论是汉学家还是中国人或是老外，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在通向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遭受的所有的落后也好，不甘也好，屈辱也好，那么首选贾先生的作品。
——李洱
《极花》作者贾平凹
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这个不是比喻，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我上次在兰州和陈晓明先生一块儿去，说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五四时期鲁迅（开始）写的，那个时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乡土文学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描写生活的时候写得特别丰富。基础肯定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三条线完全固定死了，表现是这个问题。
从十多年前农村人开始进城里的时候至今，这十几年乡土文学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有批判、揭露，社会上就有非议。实际上农村就是那种情况，现实就是那种情况。我经常讲，社会就是这种社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作家就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作品只能是这个样。
这十几年，就我的目光所及，我觉得（乡村）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包括去年跑了很多地方，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我跑到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走了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乡和乡要合并。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前十多年，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里面还有批判，确实还有，严格讲这十年以来，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批判谁，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现在不是歌颂它或者说是批判它，都不是这个问题了，完全是成了一种痛，这个跟人无法说，是只有自己内心知道的东西。就像没有孩子的人看到邻居的孩子，这个感受没办法谈，只有自己知道。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想写一下叫人说不出的痛苦，想表现这方面的东西，不仅仅是批判（我觉得现在不是批判，绝对不是歌颂或者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写了《极花》这个故事。
十年前我经历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老乡是拾破烂的，他孩子来了以后被拐卖了。我没有亲自参与解救，但是我也在关注，解救是几个人在房子里研究，看人救上车没有，后来半夜搭救回来，说人已经回来了，我们才睡觉去。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当时还没有想到写书，觉得写出来意思不大，就没有写。等我去年和前年跑了几个地方，看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以后，我想起这个故事，就以这为由头写了《极花》。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一个贩卖妇女的故事，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主要想通过拐卖人口来展现现在的人群，最基层的人。现在的好多地方，村子里几乎就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打工，宁愿嫁到郊区，在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就是年轻的媳妇一旦出去，一样不回来了，要么离婚，要么就走了，这个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村庄就开始消失了。这个就是说不出的感受，我想把它写出来。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包括《古炉》，包括《带灯》，都是线性结构的，这次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的。这样就把字数大大压缩，成了我最短的一部长篇。
一方面，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再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心里才能安宁。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写出来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希望大家正视一下。就是这个作用。再说多大的意义，我也没有更多。
——贾平凹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
中国的水墨画，空白也有意义，空白和墨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的意义。这可以返回来反观我们关于乡村的书写。
当我们思考农民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想成空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笔下很多时候他们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真正的沉默，是被突出出来的沉默。
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现状？如何用你的组织，用你的逻辑，用你的美学把它结构成一种意义，让它呈现出来，或者内部敞开？
我特别不愿意把乡村问题化，我不愿意一个作家一定要用一种问题化的方式看待乡村，因为这样我们可能把农民问题化了，当农民被问题化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符号化，被看作一种病症，被看作问题。我们忽略了他们作为个体的鲜活的存在。所以“色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共生共在的社会，他们是跟其它人，是跟城市人、胡蝶、被拐卖的妇女，跟所有人都是一样、一致的个体，尽管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是对立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色块”之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每个人在这部作品里面才是平等的。这个平等非常重要。
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笔墨在写《极花》，但是你看到这部作品里面，黑亮、黑亮爹他们并非就是沉默的，就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存在。虽然他们是压迫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内部还包含了其它的生命力，比如黑亮也在不断跟外界接触，不断在卖葱，寻找一种跟蝴蝶交流的可能，他并非就是新闻里面那样一个被描述的对象，那样一个拐卖妇女的恶人。在这本书里面，黑亮是鲜活的，虽然他确实是拐卖了胡蝶，但是同时也试图和胡蝶交流，也没有就用一个男性充满暴力地去强暴这个胡蝶。他试着交流，试图压抑自己的性的要求，跟她做一个和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我们思考乡村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二元对立化，我们特别容易把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作为两种生活来看待，这是我们思维出了问题，贾老师最大的努力，这么多年以来不断在打破这个界限，我们看他的《秦腔》里面也几乎是一个色块，《秦腔》里面他们和天地共生，他们也跟这个时代是共同生活的。《带灯》里面的带灯也试图做沟通，不单是时代沟通，不单是农民做沟通，更重要的是自己做沟通，寻找一种新的去理解他所面临的生活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他写《极花》的时候，所有的界限，我们所谓的生活的界限都打破了，这是一个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给予他一种美学的方式，如果她没有这种理解世界的眼光和理解社会的方式，他们每个人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打开所谓的乡村的内部的风景，或者把风景变成一种生活，变成一种我们正在生活着的，跟我们一样往前行进的生活，这是当代描写乡村或者关注乡村的作家所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任务。
因为我是贾老师忠实的读者，我从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可以看到，不管他多么有声望，不管他多么熟悉这片土地，他依然是带着一种疑问，依然努力尝试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更近，怎么能够让他的心灵更加融入这片土地的心态去描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读完《极花》的时候我不觉得他在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其实在写怎么样和这片土地交流的故事，包括胡蝶后来为什么回来了，这里面包含特别大的疼痛，我们今天说这些问题不单单是社会赋予我们大的断裂的问题，同时也面临个人情感难以安置的问题。蝴蝶离开那个地方，被解救出来之后，这个反而写得少了，太节制了。她回到城市里面，作为风景，所有人都可以看她，可以议论她，所有人都可以闯到她的面前对她指指点点，这个时候生活的残酷性，社会的内部的断裂才更加深刻地呈现出来。同时也使得蝴蝶的内心的选择有了一点点的（我们说）合理性也罢，一个情感的取向也罢，我们不想过分合理化它，而是确实要面临一种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个选择是我们正常的社会压给她的。
所以，胡蝶回到城市以后，这个色块是非常刺激或者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使得胡蝶有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新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让她心满意足的选择，毕竟她又回到那样一个生活里面，那样的生活仍然是贫瘠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入到现代社会里面的。这不是二元对立的宣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困境。
贾老师把困境写了出来，通过胡蝶这样一个被符号化的，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女性给呈现出来了。这是贾老师给予一个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尊重，她试图敞开她的内心，关注她的内心，看到那样一个世界，同时把那样一个世界鲜活化，平等化。这是今天了解乡土文学应该学习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摆脱100年关于乡土文学的叙述：沉默的风景。我们不想再把它作为一个沉默的风景，怎么让沉默的风景具有一个人的活动的空间和人的活动的可能，这是特别大的挑战。
——梁鸿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
贾平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确实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让我们惊异、让我们欣喜、让我们感佩。
他写完《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各种各样的争议。我本人在那个时候进入到批评界，我曾经跟贾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是处在失衡的状态，文化有一个断档，文化处在衔接转型时期，那个时候要重新出场，重新获得一种社会表达的方式，批判性的话是出场的唯一形式，因为可以表达历史主体地位，表达道德的一种高地，一种思想的锐利和道德的优越性。这个是重新出场的戏剧的形式。从承受者来说，很委屈，但是从历史来说，也要你能够担当此任，能够承受得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批判也好，反思也好，讨论也好，争议也好。所以我觉得贾平凹是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出场这一序幕的拉开提供了一个舞台。《废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个舞台，同时也汇集了那个时候纠结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书写文学史的时候会感佩贾平凹先生在文学上那么大的创造力，能够给历史提供一些东西，提供非常厚重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他是可以拉开这么一种距离去看看自己和历史的关系的。
在《废都》之后，我们会看到，贾平凹先生又有《秦腔》，中间还有《高老庄》等等作品。
《秦腔》获得社会的各种认可。贾平凹从关心知识分子的问题，关心文化的一个困惑、困境的问题，转过去关心乡村中国，当时也确实是在中国三农问题最严峻的时候，他来关心西北的文化，西北的农村。确实《秦腔》的写法和《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废都》的笔法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飘逸、轻盈、空灵的东西，但是《秦腔》我们会感到它是贴着土地走的那种非常稚拙（甚至非常粗劣）、大巧若拙的东西，其实都不屑于大巧，就是若拙。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他问我怎么评价《废都》和《秦腔》，我说《废都》尽管我自己当年也批评过他，我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地位会很高。我一遍又一遍阅读《废都》，我在北大讲课，讲长篇小说，我会变换很多小说，但是《废都》是我每一次必讲的。我在1990年代初认识到一个问题，贾平凹先生复活了中国古典文化，1980年代我们反传统嘛，我们是反思潮，到1990年代我们进入到传统文化的复归，贾平凹先生从美学的意义上复归中国经典文学，传统的文学，这一点他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有先知先觉的，他很清楚，谈到对《红楼梦》，对《西厢记》等等，还有对汤显祖的东西。《废都》确实是不一样的东西。然而《废都》受到了阻击，我们不能想象，如果贾平凹以传统的风格写2-4部作品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是中国古典美文的创造者，一定会把中国传统的笔墨达到一个极致。
但《秦腔》是另外一种，是乡土中国的东西，是贾平凹先生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非常纯粹、本真地书写的东西，展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整个风格、叙述、语言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尽管《秦腔》是我高度评价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对没有看到《废都》这一路走下去的发展，我还是深表遗憾，这是我对中国文学的遗憾，甚至是一种愧疚，对我个人来说。
后来他又出了《古炉》，《古炉》是我非常重视的一部作品，特别是他和鲁迅对话。如果大家把《古炉》和《阿Q正传》一起读，可能会理解贾平凹先生对20世纪鲁迅提出的问题的回应，那个回应更加激烈，更加伤痛、伤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贾平凹先生自己不一定有意识要在书写《古炉》的时候和鲁迅先生对话，但是我看到了他们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读的，阿Q想革命，但是最后得了病。霸槽（《古炉》中人物）把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引到乡村，他的结果也不好，结局跟阿Q是一样的：阿Q被五花大绑砍了头，霸槽是吃了枪子。这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
后面出现了《带灯》，我很惊讶，这是贾平凹先生试图回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当我对他进行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解读，本身对历史的解读就是有历史的，他是怀着对今天中国农村非常朴实的想法，对历史本身的对立有感应，一种真实的感应，这种感应当然是因为我们本身历史文化的一种视角，但是确实是真实的，有现实感和历史真实感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带灯》出现一个正面的、积极肯定性的人物会让我想起梁生宝，想起《艳阳天》的萧长春，想起村里年轻人的人物。但是带灯在今天所面临的乡村，他的选择，他的结果、困境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那之后，我觉得他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写作，一个历史，一个现实，一个历史一个现实……你看，《秦腔》是现实，《古炉》又到了历史，《带灯》是现实，然后《老生》又到了历史。《老生》也是为了还20世纪历史之愿的。我们对20世纪历史有无数遍的书写，但是贾平凹还是有胆量，还是有他的手笔去书写20世纪的历史。这次他拉出一个百岁的老人，老生，他这个构思也是很独特的。所以可以看到，他的笔法具有一种风格，我称之为是一个晚期风格（晚期风格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理论）。
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梳理才能够回到《极花》，在贾平凹那么多作品当中怎么评价《极花》？它显得比较单薄。我说，大手笔有时候不需要写那么厚，天才不需要写那么厚。厚也可能是好作品，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厚，但是薄的作品，大家看一看，这几年获的诺贝尔奖，很多小说就是薄薄的，七八万字，你看他的作品，写得非常好。……莫迪亚诺《暗店街》都是十几万字的作品，他21岁写的《星形广场》就是五六万字，那是天才之作，那个手笔不知道高出别人多少。《极花》放在西方那是很厚重的作品了，大家觉得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像一部插曲，像一部变奏曲。其实我挺欣赏《极花》，像苏童写的作品，很多人不理解，我非常欣赏那种艺术上的构思，我觉得中国作家最不能解决的结构的问题，小说结构的问题，如果说你在结构上考虑的话，你在笔法上考虑就不需要写那么长、那么厚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今天会对写得很厚的作品有一点怀疑。所以我很欣赏《极花》的节制和精简。像贾平凹这种大作家，不必要写那么厚。
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不止是说现实当中发生的问题，而是这种现实感的强大。《极花》确实有一种慈悲之心，但是还有一个更宽的现实的考虑：整个是要关切乡村中国，不止是城市妇女被拐卖的命运，拐卖妇女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刑事犯罪，而是这么一个乡村中国在今天的生存状态。为什么会导致乡村出现那么多的残酷的、惨烈的事件？我们有时候要反思这个问题。贾平凹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去谴责这个东西，而是要让我们关注它，我们去发掘更深层的轨迹，最重要的是达成一种解决。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胡蝶被拐卖之后，她被这么拐卖，她遭受暴力，但是她也是通过一个城市妇女来到乡村去看乡村的生活，竟然还有这样的乡村生活，完全被我们城市遗忘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城市抛弃的、遮蔽的乡村，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这么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有两个象征，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极花，这是一种美，这是一种静。
男人可能种血葱，这是欲望，土地的，生命比较爆发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两个乡村都存在，在乡村中都存在，胡蝶要面对着这么一种乡村，看这么一种乡村，她的眼睛看出了两种乡村的生活。乡村既有它的历史，有它的传统，有它的美，有它的记忆，也有它的生命力，它要生存下去，它要存在。所以他特别写到乡村的一些男青年，这些光棍，这是中国面临很严峻的问题，而且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都会知道，中国这么一个男女比例的失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但是我们回到乡村生活中，因为看到这样的书写记录，是有它的关照的，这个关照是有更宽广的胸怀。
另外一点，胡蝶的命运以及她看到的这个乡村，使我们想起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乡村中国以及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它书写的记忆。从《艳阳天》，我们会看到那里对乡村的情感，他们是怎么怀着热烈的生命的渴望，建设农村、创造新农村的理想，我们也会看到梁生宝对新农村的想象。但是到今天，到黑亮，到胡蝶，这是另外一种历史。在当年，像我们知识青年（我当过知青）和城里的人敲锣打鼓去到乡村。但是今天城市的青年，上过大学的青年是被拐卖到乡村，如果不是拐卖，怎么会到乡村生活？其实大家看到，贾平凹先生在这里不是单纯悲悯、同情胡蝶，也不是简单控诉拐卖的行为，而是包含着反讽。我越来越感受到贾平凹先生笔法的反讽，笔法的拐弯，而且笔法的暗藏，就是他有明指和暗指。
李洱是我知道中国作家中读书读得最好的，你读了很多西方小说，但是中国作家的笔法我稍微跟你分析一下。她爬窗户出去，结果递给她一片荷叶，递给她这个荷叶的作用是什么？是来擦屁股的，在农村，还有用土疙瘩，这是非常悲剧的时刻，非常紧张的时刻，结果给你来这么一笔。我不知道是下意识、有意的还是什么，但是这个非常好，小说后来叙述出现了奇异，出现反讽的情况了。后面又出现了猫，还有喜鹊，结果她是被抓住了，几个醉汉来了，她被剥了衣服。这里是一个很惨烈的情景，她最后被几个醉汉抓住，把她衣服剥了，她非常痛苦，这个地方开始了叙事。贾平凹的作品中，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叙事采取一种悲情的方式，写出被暴力胁迫者的身体。大家可以看到，身体是非常美的，非常有诱惑力的，是鲜活的，是充满生命的美的瞬间。在《极花》里面，身体都是在暴力时刻出现的。大家还注意到新婚之夜，被按住，这种笔法是反写的，不把身体的呈现作为美的呈现，而是作为受暴力、迫害，身体确实呈现出来了，身体既是一种抗议又是一种魅惑，对黑亮来说是一种魅惑。
整个作品像是水墨画，会在安静当中出现暴力，至少有两处大的暴力，一个是新婚之夜，暴力的呈现。黑亮一直按住，迟迟不动手，小说的节奏控制很好，到了三分之一多的地方，黑亮才开始动手，那伙人才动手。这时候小说的气氛用得非常足。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节奏，很有把握，他将会有好戏要出来。这个不能随便一开始就出来，这个是和《秦腔》的写法不一样，《秦腔》在36页的地方，那个就切掉了，后面飞了，切掉马上要飞起来。这里一直压着。水墨画，《极花》画得很充分。然后（有人）救她，救是一个解脱，本来是解决问题，但却是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的，非常惨烈。所以能写出这两场戏，这个人的手笔不是一般的。
你读《极花》这部作品，读《带灯》，读《老生》，贾平凹先生确实懂乡村生活，完全可以靠细节、乡村琐事堆积起这样的故事，能够推动他的叙述，这个是让人惊叹的。
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说太多了，总之表示祝贺，也祝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这么多贾平凹先生的好书，特别祝贺贾平凹先生又写出一部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作品。
——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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