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上述五种体例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使《史记》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唐代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为精彩的人物传记之一。司马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和生动的笔触，成功地刻画了在反秦起义中项羽这一传奇性英雄人物，展现了秦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项羽本纪》代表了《史记》中人物传记的高度艺术成就和主要艺术特色。
项羽在传记中是以一个盖世英雄出现的，作者对他以赞扬和同情惋惜为主，而对他的个人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则通过“互见法”，放到《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的口道出。作者不是纯客观地描写人物，而是倾注进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和褒贬态度。项羽在政治斗争中是一个失败的人物，作者却敢于对他充满同情和热情，写其兴盛写得壮烈，使人奋发；写其败亡写得悲壮，令人慨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写刘、项集团之间面对面的生死斗争。故事从曹无伤告密、项羽下令击破刘邦军开始，中间穿插张良献计，刘邦赴宴、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一连串情节，最后以刘邦离去“立诛曹无伤”结束。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跌宕，场面惊险紧张。司马迁通过历历如绘地描述这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将项羽的坦率磊落、轻敌莽撞、不谙计谋和刘邦的机智权变、老练精细的思想性格，浮雕式地突现在读者眼前，虽然作者在《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许多缺点有意回避，但也写出他坑杀降卒、截杀义帝的残忍，以及自恃武勇缺乏政治远见的弱点，从而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丰满生动。当然，作者的这种爱憎倾向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的：《史记》“不待论断而序（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总之，《史记》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叙事写人，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达到了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
加深印象司马迁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结合起来，《史记》的传记文学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我国的文言短篇小说，从唐代传奇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影响。《史记》作为散文具有酣畅峻洁等特点，这也是汉以后的古文家所最欣赏的。清刘熙载《艺概》指出：“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而柳宗元曾明确提出：“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答韦中立书》他们的写作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象韩愈的《张中传后序》、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欧阳修的《王彦章画像记》等，都是感情深厚形象突出的散文，也都显然是学习《史记》人物传记而又有所发展的结果。不仅是唐宋八大家奉《史记》为典范，诸如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以及清代的“桐城派”作家，举凡在古文上有建树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推崇司马迁并向《史记》学习的；尤其当古文家反对繁缛或艰涩的形式主义文风时，《史记》总要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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