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导者，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苏轼、苏辙、苏洵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仁宗庆历四年1044，以龙图阁直学士任河北都转运使(治大名)，任期一年，勤政为民，强边忠国，甚得民心。后入大名五贤祠。
在宋朝时期，转运使是负责做什么的，发运使又是做什么的
在宋朝时期，转运使是负责做什么的，发运使又是做什么的？这个官名在唐朝时期就有了，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裴耀卿曾经就当过江淮河南都转运使，那时的转运使相当于宋朝的发运使，是负责把江淮地区的粮食运送到京城的官。宋朝初期的转运使带有随机性，往往是在战事发生时，负责军队粮草和给养的转运补给，当时称为水陆转运使。后来国家大体安定，转运使的名称没有取消，根据形势需要，赵匡胤又给它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初置诸路转运使。这是人们知道宋朝设置转运使的最早时间。
乾德元年七月壬戌有这么一句话，命左拾遗，知冤句县事侯陟监本县屯兵，未浃日，又命为淮南转运使。丁未又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扈蒙以仆夫扈继远为从子，属之同年生淮南转运使仇华，使釐务。同一个淮南路，两个月间出现了侯陟，仇华两个转运使的名字，足以证明宋朝转运使的设置早在乾德元年甚至更早就开始了。转运使的主要职能是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负责的那一路全部财赋收入。
哪些州县没完成，哪些州县超额完成，哪些方面的物品欠缺，哪些方面的物品超收，都要如实造册登记，汇报给三司，最终当然要落实到必须保证朝廷的收入，捎带得让一路老百姓有饭吃。转运使不仅仅管粮食的转运，其他属于财政收入的项目都由他们来掌管。打个比方说，在太宗末年的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时，给朝廷奏上一幅建茶图，并负责把福建最好的茶上供给朝延仁宗庆历末年，福建转运使蔡襄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又专门写了一篇茶录，一直流传至今，这个职位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
欧阳修当河北都转运使时，对河北应贡牛皮胶鳔的利弊也向朝廷做过详细汇报。除了这些例行公事之外，就是监察了，转运使对本路所有官员都有监察纠举的权力。真宗朝里有个叫皇甫的，选的两浙路提点刑狱，给朝廷上奏说，本路狱空了。真宗不太相信，对大臣们说，朕听说皇甫选刻意追求狱空，得让转运使仔细调查。欧阳修在河北，对有贪污行为的邢州知州郭承祐和在剿匪中有掠夺民户女子的武将李昭亮都有严厉的劾奏，甚至对厢军应该升为禁军等武备问题也有发言权。
其次就来说一下发运使，宋朝最稳定的官莫过于转运使，从宋朝初年一直到南宋灭亡，这个官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宋朝还有个叫发运使的官，也设发运副使，发运判官，全称叫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也开始叫做副使，判官。这个官主要存在于北宋，南宋时偶尔复置，但旋置旋废，因为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发运使在北宋时光耀夺目，到南宋就失去意义了呢，原因很简单，他的主要职责是把江南粮米发运到北方，说白了就是南粮北调—南宋已经把北方弄丢了，还给谁发运呢。
细说起来，此官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宋初打仗的年代，赵匡胤曾设过水路发运和陆路发运二使，不过那时候的发运使也仅仅是战时保证粮草供应的随军转运，和后来定编的六路发运性质不同。在宋太宗即位之后的太平兴国二年，曾在京师设立过江淮发运使，不过只持续了十一年，便将发运权限下放到沿各排岸司去了。此后时置时废，有时命淮南转运使兼任发运事，不过发运这项工作是一直存在的。直到宋仁宗上位，才正式设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并将发运使司设在淮南的真州。
北宋历史上不少名臣都当过这个官，如蒋之奇，范纯礼，张商英等人，然而最牛发运使当属许元。此人是以门荫入官的，而且一仕就干经济工作。他似乎对经济问题有天生的敏感，从基层的监在京货务到中层干部三门发运判官，都干得有声有色。庆历中边多事，北方粮食经常发生中断，范仲淹举荐许元可以独倚办，于是朝廷任命他为江淮荆湖六路发运判官。许元一到真州，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所部州郡留足三个月的口粮，其余全部漕运到京师。据说当时运河上经常是数千艘运粮船首尾相接，蔚为壮观。
没多久，京师足食。仁宗高兴极了，特旨升他为发运副使。许元也真不负皇帝之望，越干越出色，皇祐元年十月，由发运副使再升为发运使皇祐四年，迁官天章阁待制。他在真州前后待了十三年，为南粮北调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这个人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但在当时，可是人人称道的能吏。欧阳修写过一篇真州东园记，说许元，施正臣和马遵三人在真州担任发运使，发运判官时，利用衙门旁的荒地修建了一座花园，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后先，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我们从整件事情来看，转运使跟发运使之间担当的职位略有不同，可以说是当那份职业都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欧阳修被贬河北作者：梁 勇
北宋杰出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在许多名城留下了他的宦迹。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也留下过不朽的身影。庆历年间，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诸多辉煌的名人，曾奉使河北西路都转运使，相当于河北西路的“省长”。
正定在北宋时期是河北西路首府。韩琦、欧阳修、沈括等文化名人，曾先后出任河北西路地方官，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欧阳修才高八斗，坎坷仕途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贫苦出身，四岁丧父，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23岁中进士。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是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欧阳修29岁时，赶上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湖北宜昌夷陵县令。
四年后，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启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编纂，提出一系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新观点，因此，欧阳修是著名史学家。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被起用，支持新政。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因此，范仲淹等人遭到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甚嚣尘上。
欧阳修作《朋党论》予以驳斥。范仲淹也直言不讳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宋仁宗，罢范仲淹之职，令其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就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被贬出京，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一年后，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欧阳修也因被罗织的绯闻事件，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
正定子龙广场反映历史人物的浮雕照壁上刻有了欧阳修的身影。
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是他政治上第二次走向低谷的开始，也是在河北发生动荡时被排挤出京的。
欧阳修在参与庆历新政过程中，一直非常关心河北民生。
庆历三年他向皇帝提交了《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指出：河北、京东诸州军队修建城防和军械时，从民间强征木材，使许多地方已没有木材可缴，只能砍伐桑柘等重要经济树木。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公私匮乏现象，并不是外侵为患，而是贪官污吏所为。他们盘剥疲民，为国敛怨，所以必须澄汰天下官吏。要想抵御契丹入侵，必先抚慰河北民众。如果河北人心离叛，则内外之患，令人深忧。
欧阳修33岁时，辽兴宗屯兵幽州、蓟州边境，派使臣向北宋索要河瓦桥（今雄州境内）以南十个县，责问宋朝为何在北边修筑水田和桑枣作为防务。
宋仁宗诏令河北大修武备、招募义勇，加强防御，以大名为北京，意在昭示抗辽的决心。农历七月，辽国契丹大兵压境，逼迫北宋派使臣议和。
宋仁宗屈于辽的压力，被迫同意每年增加银子和丝绢十万匹，送到白沟，称为贡赋，以此赢得了暂时的安宁。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保州(今保定)云翼军的兵卒叛乱，他们杀官吏，占城池，聚众造反，直接影响到宋辽边界的安全。
宋仁宗诏封知制诰、右正言田况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驻守真定），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37岁的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他们一到任，就从真定（正定）赶赴保州，平定军卒叛乱。
但边境之地，有些汉奸散步谣言，称军贼作乱，要引辽兵南下。
为防止辽国染指，欧阳修与田况商议，请朝廷对叛乱军卒实行诏安，并密令河北安抚使缉拿汉奸，就地处置。
皇帝诏安的诏书一出，保州2000多名叛军投降，动乱平息。朝廷下令坑杀了429名负隅顽抗者，其余2000余降兵，遣送到河北各州安置。
当时，河北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叛卒日后再生变故，便约欧阳修到河南内黄，秘密商议，准备下令各州同时行动，捕获这些降卒，一并处死。
欧阳修虽与富弼为莫逆之交，都是一代忠良，共同参与庆历新政，又一起被贬出京，感情亲密。但欧阳修反对滥杀胁从，他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他以仁德的情怀说服了富弼，富弼幡然醒悟，使2000多兵卒幸免于死。
欧阳修被排挤出京，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沉默，仍不改刚直秉性，仗义直言。
平息叛乱后，欧阳修发现朝廷外戚、成德军(驻真定)留后、真定路都总管李昭亮与定州通判冯博文等人，在遣送叛卒时，强抢民女、私纳女眷，养为家奴。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即下令将定州通判冯博文革职入狱，并上书朝廷弹劾李昭亮。
他不避皇亲国戚，仗义执言，上《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折子，以确凿证据说明，李昭亮私下扣留叛乱军卒女子为己有，使得通判等官竞相仿效的罪行。
李昭亮发现欧阳修追查此事，竟将私藏女子转移外地。欧阳修通过审讯冯博文，找到了被霸占的女子及转送女子的兵士杨遂、王在等三人。人证物证俱在，欧阳修请求朝廷惩治外戚李昭亮。但昏庸的宋仁宗竟放纵外戚，使李昭亮逍遥法外。
欧阳修不屈服皇帝的私情，坚持为民请命，再次上奏《乞推究李昭亮》折子。
他说：身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的李昭亮，乃国家大将，不能统辖将士，导致保州兵乱。所幸朝廷颁诏安抚，叛卒归降。可李昭亮明里张贴号令，不许私纳人口、财物，暗处却将叛卒女人私入本家。
欧阳修指出：发现官吏罪行，如不追究，今后官吏犯罪者，无法纠察。特请皇帝处置此人。
但最终李昭亮被皇帝征调为淮康军留后，到异地为官。这对欧阳修的构成很大的伤害。
尽管皇帝一再挫伤欧阳修的政治抱负，但欧阳修坚持严明吏治，惩治腐败，迫使李昭亮将抢占的民女放出。
同时，因为保州兵乱和李昭亮事件，涉及到河北一些无能的官员，都因受到欧阳修弹劾先后被罢职。
欧阳修利用平叛和打击外戚势力的成功举措，对河北吏治给予整肃，为民除害，使河北的官场风气有所好转。
欧阳修在河北任职仅一年，但他勤政为民，爱国强边。
针对河北的边防，他踏遍各州，考核官员，体察民情。上奏“推举地方官”。阐述了河北边防、吏治的重要性，主张裁汰冗员贪官，启用具有德才的官吏。
欧阳修38岁时，辽国在边界建造城寨，拘囚定州巡兵汤则，还强行闯过定州军城（今属唐县）、银坊、冶谷地界，进行挑衅。欧阳修几次上奏，请求朝廷派使臣向辽方抗议，维护国家尊严。但仁宗皇帝一直不敢作出决断。
欧阳修上奏《论契丹侵地界状》，尖锐抨击朝廷的对辽政策，指出：“今见朝廷常有惧敌之色，而无忧敌之心。……今边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惧敌之意过深也。”
他分析了形势，认为：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实际上面临内忧外患，北面女真、渤海，对其攻劫，辽主内恐国中叛乱，外有西夏之虞，他很怕我们乘虚北袭。所以在边界虚张声势，囚我巡兵，侵我地界，实弱而示强。所以我们应据理力争，不必惧怕。
同时，他抨击朝中“小人”弄权，干预边境军事。言词犀利，锋芒毕露。这不仅与他前几次政治斗争中几起几落的经历有关，也是他在文坛的显赫地位使然。
他到了河北，朝中派系斗争激烈，不少贤臣、诤臣先后被贬。欧阳修的主张得不到支持，他满腔忧愤，在奏章中指出：被排斥的贤臣“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往往诬蔑为朋党，欲动摇贤良，则必诬以专权。
他还说:正人君子在朝，邪恶者所忌。而贤臣不用，乃是敌国之福。如今名相贤臣罢官，群邪相贺，四夷相贺。
针对朝廷的用人政策，他毫无掩饰的指出：“今缘边的知州、武臣不过诸司使、副通判”，可一些刚入京的朝官，就能全面了解朝廷军机。我们河北转运按察司却不得参与。他“请自今许令本司与闻机事。”公开要朝廷给予他参知机要的权力。
但他的逆耳忠言，不仅没得到朝廷理解，反招致奸佞嫉恨，处处给他掣肘，使他在河北的一系列政策很难实施。
他为了提高边境水面塘泊抗御辽国骑兵的能力，提出靠近塘泊附近的芦苇等，都不得采伐，就是要利用高大的芦苇作为屏障，令辽兵一旦入侵，陷入水泽芦苇之中。
为了加强北岳恒山（今阜平县大茂山）到白沟一线的防御，他请求从顺安军以西到西山，开凿水渠。凡是占用百姓的田土，应该用官地置换或给予补偿。利用水道构成防御契丹骑兵的防线。
这些建议，均没得到允准。于是，他在愤懑之中不得不上奏《自劾乞罢转运使》。以罢官向奸佞抗争。但他怀才不遇的情绪，招致奸佞的进一步嫉恨。
欧阳修的正义之言，遭到朝中奸佞嫉恨，于是，一些置军国大业和边境国防于不顾的小人，罗织罪名，陷害于他。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欧阳修好友、真定〈河北正定〉节度使田况改到甘肃天水赴任，欧阳修临时代管三个月真定府节度使的官差，也惹得一些小人弹劾。
御史钱明逸，因记恨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他的祖宗、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氏家族，所以记恨在心，借机诬告欧阳修私贪公款。
开封府尹以前在益州四川成都时，欧阳修曾弹劾他贪污官银，也嫉恨在心，于是附会姓钱的御史。仁宗命要臣进行审核，证明欧阳修没有挪用真定府衙的资金，乃是姓钱的诬告。
可这姓钱的不顾历史上钱越王朝的腐败事实，就是记恨欧阳修，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必欲置欧阳修于死地。
当年，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她们，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甥女成人后，嫁给欧阳修远房侄子。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后送到官府。不知是屈打成招或受人唆使。这个外甥女张氏竟说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的财务。钱明逸为了陷害欧阳修，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多次做出批示，为欧阳修洗刷恶名，而且亲笔给欧阳修写了手诏，让他放置家中，以示其名节不可污，维护欧阳修的名声。
但这个姓钱的御史，联合朝中几个姓钱的官吏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一纸诏书，免了欧阳修的河北西路的官职，降知制诰、滁州知州〈今安徽滁县〉，时年欧阳修39岁。
这次绯闻事件，不仅对欧阳修的仕途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影响到欧阳修的声誉。他贬徙滁州，再次遭到仕途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以39岁竟自号“醉翁”。
欧阳修作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金石家，于政治、军事公务之余，曾遍访河北的名胜古迹，搜集大量金石碑文。
他在《集古录》及其子为之整理的《集古录目》中，保存了大批河北珍贵金石资料。其中关于真定《龙藏寺碑》的记载，对研究这通中国书法史占有重要地位隋碑，具有重要价值。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劝修龙藏寺时刻立，被称为“楷书第一碑”，现存于正定隆兴寺内，史学界一直以此断定，隆兴寺就是隋朝的龙藏寺。
但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载：“龙藏寺碑，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己废，今在常山府署之门，书字颇佳”。这说明，隋朝创建的龙藏寺，在当时真定府官衙（今正定县政府）对面，与隆兴寺根本不是一处寺院。现存于隆兴寺的隋代《龙藏寺碑》，是从龙藏寺废墟中移到隆兴寺的。这为后世研究隋龙藏寺和隆兴寺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欧阳修笔下真定府衙对面的龙藏寺废墟，如今已成为赵子龙广场。
再如，欧阳修在河北发现了唐朝调露二年(680年)恒州刺史为唐朝军队北驱突厥伐木造桥、刊石指路的《恒岳岭路铭》，作了详细记载。
他还以金石学家的学识和远见，对一些重要碑刻采取了保护措施。据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载：“真定府治庑下有唐恒明刺史陶云碑一通……昔宋欧阳文忠公为河北都转运使，至真定，见碑仆府门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庑下”。可见欧阳修保护文物碑刻用心良苦。
欧阳修在河北的这段经历很不幸，他满怀报国之心，提出的一系列忠言，都没得到朝廷赏识。政治上失意，精神上愤懑，所以，经常在真定府饮酒酣醉，玩物赋诗。甚至经常告病。留下的一系列诗词。
这些诗词，不仅为后人研究当时真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保留了珍贵史料，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位文坛巨擎和政坛斗士的内心世界。
欧阳修在写给密友梅尧臣的《与梅圣俞书》中说：：“昨在真定，有诗七八首，今录去，班门弄斧，可笑可笑。”可见，他在真定，至少写过七八首他自认为能够示人的诗。
在《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诗中写到：
“北园数亩官墙下，嗟我官居如传舍。
滹沱北滤马踏冰，西山病归花已谢。
………
人生有酒复何求，官事无了须偷暇。”
真实反映了他心灰意懒的内心境界。
他的《过 中 渡 二 首》，也充满伤感和悲情。“得归还自叹淹留， 中渡桥边柳拂头。记得来时桥上过， 断冰残雪满河流。”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他染病在身。写给好友梅尧臣的诗《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满怀深情的回忆了他和圣俞（梅尧臣）的友谊： “今年得疾因酒作， 一春不饮气弥劣。……到今年才三十九， 怕见新花羞白发。颜侵塞下风霜色，
这些抒情咏物的诗句，真切反映了他当时受到诽谤、身心交悴的孤独之情，也是他奉使河北不幸遭遇的情感写照。
欧阳修被贬滁州后,又改知扬州、安徽阜阳和河南商丘应天府。
47岁奉诏入京,再次与宋祁合作同修《新唐书》。
50岁时，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欧阳修曾表异议，被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居住颍州（今属安徽）。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家中溘然长逝。
欧阳修一生才高气傲，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敢于为民请命、仗义之言，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敬仰。因此欧阳修一生为官的地方，都被当地视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欧阳修奉使河北的这段经历，不仅为河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对后世为官者提供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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