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2016年2月25日在台湾“中央大学”的演讲
作者|欧阳健
王成勉教授邀我来“中央大学”座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央大学”是研究型的顶尖级大学，这里有第一流的专家，也有非常棒的青年才俊，能来和大家交流，是非常荣幸的。从1980年到1995年，我在南京工作了十五年，也学到了江浙一带的学术传统，比较重视文献，比较重视基本功。“中央大学”的校训是“诚朴”两个字，今天就想按你们校训的指导，用“诚朴”的态度来谈一谈我的想法。王老师给我的题目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我是很忠实地按照这个题目来讲，命题作文，尽量做到不要跑题。但很惭愧，卑之无甚高论，不当的地方，讲错了的地方，务请王成勉教授、康来新教授与诸位才俊，不吝指教。
一
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诗无达诂。”诂，就是训诂。诗，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解释，诗歌的鉴赏，可以超越字词的训诂，在想象的意境中飞翔。诗的篇幅短小，小说可不一样了，它的容量很大，对小说的解读，更有无限丰富的空间。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读起来容易，教起来就不容易了。一首唐诗，一首七绝，你可以讲两节课，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倒过来讲，颠过去讲，串起来讲。但小说怎么讲，请问《红楼梦》两节课怎么讲？小说好懂，但不好讲；好讲，但不好研究。所以小说研究，可提供发挥的潜能是非常大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千古名句，是极富哲理的，但不应该反过来说“要识庐山真面目，必须置身此山外”。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深入其中，对文献、文本有充分的把握，又要超乎其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把握这门学问总的趋势，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问题之所在。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旨趣，就在于自然景象会随观察点的转移而改变。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或者鉴赏，如果换一种眼光，换一副心肠（我没用流行术语“角度”“立场”），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与前人不一样的发现。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讲过很多的话，如果换一种眼光，换一副心肠，说不定会有新的见解，新的发现。当然，新发现不一定必然超胜前人，“不一样”不等于高明，但毕竟是不一样了。不是讲多元吗？你在多元诠释中增添了一元，这就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至于各元之间，不是平等的，这里会有精粗高下之分，到底谁精，谁粗，谁高，谁下，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历史的去取。——这是对正题“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诠释。
二
至于副题——“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当然清代小说太多了，光通俗小说就有六七百部，不可能都讲，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儒林外史》，一个是《红楼梦》。《儒林外史》作为陪衬，讲得简单一点；《红楼梦》作为重点，讲得多一点。
先讲《儒林外史》。读文学史都知道，它的定位是讽刺小说，这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好像两岸的学者都没有表示不接受。支撑“讽刺”说的，有两个著名的细节：“两茎灯草”，“一个虾丸”。
严监生生了病快死了，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咽气。众人猜度其心事，皆未说中。他的妾赵氏是服侍他的，最知他的脾气，说道：“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你们大概没有看过灯盏，过去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点的是菜油，在灯盏里放灯草，吸了油，点着就亮了。如果想亮一点，就点两根灯草，想再亮一点，就点三根灯草。往前拨，往后拨，就可调亮度。严监生快死了，围了一屋人，点了两根灯草，亮度高一点。严监生觉得太浪费了，死不瞑目，挑掉一根灯草，他方点点头，咽了气。——这个细节立刻被研究者抓住了，说严监生是“小气鬼”，成了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齐名的“悭吝人”的典型。如果换一副心肠，不要苛求人，这样节省一点能源，减少一点污染，又有什么不对呢？为这点事抨击严监生，好像有失厚道。
范进中举，是有名的故事，他去广东高要县拜见知县汤奉。这个老师很不错的，听说范进母亲见背，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很考究，范进退前缩后，不举杯箸，知县忙叫换了磁杯象牙箸；范进又不肯举动，直到换了竹子的才罢。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虾丸子，方才放心。——范进于是成了“虚伪”的典型。如果换一副心肠想想，遵制尽礼也要看环境，在老师的席上，可以要求更换杯箸，却不好要求重办素酒。我在南京十五年对虾丸没有印象，到了福建才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虾丸小小的，白白的，应该算是清淡的了，在贵重的燕窝中拣了一个虾丸，表明他确能节制尽礼，“情伪”云云，实难服人。
想要解决《儒林外史》的定位，首先要从大处着眼，问一问为什么题名“外史”。答案是：对应于正史之《儒林传》。正史自《史记》起，即设有《儒林传》，传主是“以儒学登用，林立朝右”者，事略是明其“专门经训授受源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将“儒林”群体作为描写对象，继承了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对善的旌扬和对恶的鞭笞，构成了《儒林外史》的两极。书中对至善之人如王冕、虞育德、杜少卿、沈琼枝的旌扬，是读者所不应忽略的。为此，我写了《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史外之史，传外之传——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两篇文章。
三
说到《红楼梦》，“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况就更加突出了。不但众说纷纭，而且肝火甚旺，“几挥老拳”的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过去研究生做论文，我都劝他们不要做《红楼梦》，为什么呢？第一难做，第二很难过关。答辩的时候，你说别人不对，他不高兴；你说别人对，另外一些以为他不对的人不高兴。但我搜索台湾的网站，好像以《红楼梦》为题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大约有一千七百多篇，说明台湾的年轻学子还是很有勇气的。
红学之纠葛，吵了一百年。百年红学，吵了什么？关键在什么地方？不妨询问一下：都读《红楼梦》，都讲《红楼梦》，“红楼梦”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是睡在“红楼里”做了一个梦？还是做了一个“有关红楼”的梦？
前人的答案，多半是倾向于后一个：《红楼梦》写的是一个“有关红楼”的梦，梦的内容是红楼。
下面问题就来了：“红楼”的寓意又是什么呢？有两位大名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个大名人是胡适先生，他的答案是：“红楼”是富贵人家之所居；作者曾经历过繁华旧梦，他后来潦倒了，他就怀念过去的日子，把它写出来，《红楼梦》是他的自叙传。
第二个大名人是潘重规先生——潘先生仙逝的时间并不久。我当年在南京做《明清小说研究》主编的时候，潘先生还给我投过稿。我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是台湾很有名的红学家。他的答案是：“红楼”是“朱楼”；《红楼梦》就是《朱楼梦》。红就是朱，明朝的皇帝又姓朱，作者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红楼梦》是“红楼血泪史”。
我们就来换一种眼光，换一副心肠，对他们的观点做一点评论。我这个评论，是按“中央大学”的校训“诚朴”的态度来的，如果我评得不恰当，不准确，欢迎当场批评，不要客气。我们要尊重前人，要尊重学术，要诚诚恳恳，朴朴实实。朴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要故弄玄虚，不要耍花枪，把道理讲明白了，就是朴。有些人要叫别人看不懂，他认为这叫学问，我们不敢恭维，我们还是朴素一点比较好。
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他这个考证本身不怎么样，但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八字箴言，被后人推崇得不得了。想想也对，你思想不解放，胆子很小，不敢去想，当然不行。我过去也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后来一想，胡适的假设，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又算什么“大胆”？——如果说明天是世界的末日，或者地球就要倒塌了，这当然算得上“大胆”；那么胡适的假设“大胆”在哪里？他拿到《红楼梦》，还没有对《红楼梦》做深入研究，还没有搞清楚《红楼梦》作者是谁的时候，就假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
什么是自传？——作者写出自己的生平，还原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红楼梦》作者生平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敢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呢？如《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确有吴敬梓的影子，说《儒林外史》有自传因素，就会令人信服。胡适是怎么证明的呢？他采用的是类比法：曹寅有个亲生儿子曹颙，又有个过继儿子曹頫。曹颙无子（有人说曹雪芹是他的遗腹子），曹頫有没有儿子？不清楚；胡适却说有，并且就是曹雪芹。曹頫算是曹寅的次子（严格说来是他抱来的），做过员外郎；对照《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员外郎。——所以，贾政即是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曹雪芹“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所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则是当日曹家的影子”。——他的“小心求证”，就是如此的简单！
四
在胡适考证《红楼梦》三十年之后，“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学说”（潘重规先生语），他就是在台湾红坛上，继新红派代表人物胡适之后，“堪称为一大家”的潘重规教授。他批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员外郎”，从而推定贾政即影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逻辑，说：贾政还任过学差，主管一省科举，员外郎的官职远不及学政之高贵清华，但遍查清代史料，从无曹頫任学差之事，自传说不是一个大漏洞了吗？我还想到，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做到员外郎的有哪些？他们的次子又有哪些？在数字化异常发达的今天，只要稍稍搜索一下，立刻能得出上千的人选，难道都是《红楼梦》作者吗？尤为要紧的是：曹家的极盛时代，是在曹寅江宁织造之任上，而号称曹頫之子的曹雪芹，他生下来的时候曹寅已经死了，家里很快就被抄没了，根本赶不上曹家的富贵繁华，怎么可能“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呢？
“自传说”的最大弊端，在于无助于《红楼梦》的诠释。胡适由此推定“《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我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在台湾，潘重规先生的弟子很多，他们并不都赞同胡适的观点；大陆是批胡适的，但百分之九十的红学家是胡适的忠实信徒——竭力强调家庭衰败，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内在驱力。但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因充当皇室耳目而“饫甘餍肥”，并无多少令人歆羡的光辉；曹家这样的家庭得罪抄没，更算不上真理和正义的失败，不值得为之洒下同情之泪。
潘重规先生认为红楼是朱楼，《红楼梦》就是“朱楼梦”，有没有根据呢？有。我这次到台湾来，在师大旧香居买了潘重规先生的《红楼梦新辨》《红楼梦新解》《红学六十年》，他的《红楼血泪史》在大陆出版过，那三本书是我来台湾以后才读到的。潘重规先生的看法，有没有根据呢？第五十二回有真真国女子“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诗，《红楼梦》就是“朱楼梦”，不是潘重规先生杜撰的。他的研究方法，是将《红楼梦》看作运用“隐语”抒写亡国“隐痛”的“隐书”。如宝玉说“除明明德无书”，不说“除四书无书”，他从文字狱的角度考察，表示明朝才是正统；贾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宝钗影射清室，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取政权，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兴亡；贾府指斥伪朝，贾政指斥伪政。结论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书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四十回也不是高鹗续作。三个结论，掷地有声。
潘重规先生讲这话的时候，还是年轻人，而胡适却如日中天。他敢于这样讲，是有勇气的。他的意见立刻遭到胡适先生的强烈反驳，给他两个回答，一个是“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一个是“还是猜笨谜的方法”。他的反驳对不对呢？
第一条，“还是索隐式的看法”。“索隐派”在红学界是很大的帽子，给你戴上这顶帽子，就意味着你是谬论，你是错误，你是不科学。他把这个帽子抛出来，以为潘重规先生接不住。其实，索隐是传统文化的正宗，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司马贞有《史记索隐》，与裴駰《史记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三家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索隐是科学的、学术的，不是荒谬的。对于《红楼梦》来说，他明确宣示“真事隐去”，如果作者说我是现实主义，我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那就没有必要索隐；既然是“真事隐去”，将隐去的事相“钩索”出来，不是很对头吗？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探研的都是小说“本事”，即素材来源。作家、版本、本事，是小说文献考证的三大支。我写过《古代小说作家简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却没写过《古代小说本事简论》。由本事考证的歧义，方派生出作家考证与版本考证的歧义。胡适研究《红楼梦》的作家与版本，就是为了证明它是作者的自传；潘先生研究《红楼梦》的作家与版本，就是为了证明它是“朱楼梦”。作家考证与版本考证是为本事考证服务的，而小说研究的最后指向就是文本，只有把本事搞清楚，明白本事到文本之间的飞跃是怎么完成的，对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索隐派的鼻祖蔡元培早就指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不是普通人，他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四岁就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他是清政府的精英，是那个阵营出来的，他的感受应是有迹可循的。不像我们，隔了一百多年，好些事情是想当然的。刚才和王先生在“中大”门口照相，我说过去的校徽都是三角形的，他感到很惊讶。王先生德高望重，但比我小了几岁，就没有见过三角形的校徽，这就是经验在起作用。
王成勉教授送给我他的大著《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书中对南明史实有精辟的论述，如谓南明朝廷厚待武人，武人提出了政权上的要求，遭到东林复社派文官领袖的拒绝，武人就和皇族、宦官、阉党合作，两派争斗使朝廷失去政治家来主政，也失去民心的支持。联想甄士隐解《好了歌》：“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大家都知道《桃花扇》，戏里有忠臣，有良将，也有奸臣，也有坏蛋。他们都在忙什么呢？阮大铖想投靠复社君子，侯方域等却拒之门外，把他弄得很狼狈。你出了一口闷气，你伸张了正义，但结果呢？“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乃至马士英也好，阮大铖也好，都为清军南下开辟了道路。不管主观动机如何，不管道德品质如何，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荒唐就荒唐在这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试体会一下，以《桃花扇》人物的立场，这种懊悔会出自何人之口？阮大铖的？还是侯方域的？我以为是后者。所以我赞赏潘重规先生的意见。
第二条，“还是猜笨谜的方法”。恰如胡适所指摘的，“旧红学”确有穿凿附会之弊，将《红楼梦》形象与情节弃在一边，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宝钗影射清室，怎么个影射法？说不清楚，因而走向了文学的反面。我赞同潘重规先生对作者政治态度的判断，却不赞同简单地从字里行间去“破译”。
回到正题上来，《红楼梦》的“红楼”，到底是指什么呢？它不是“富贵人家之所居”，说“朱楼”也只对了一半。“红楼梦”指什么呢？要从《红楼梦》书中去找。这三字出于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其《红楼梦引子》曰：“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就点出了“红楼”与“风月情”的内在联系。大观园的少女，除了林、薛、史，余者不是姊妹，就是丫鬟，宝玉和她们之间的感情，是不能称作“风月情”的。还要注意一个史实：在书名改定过程中，题为《金陵十二钗》的，恰是曹雪芹本人。“十二钗”的典故，见《情史》卷七《情痴类》中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话：“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云：“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从“金陵十二钗”或“青楼十二钗”，可知“红楼”就是青楼，“红楼梦”就是有关青楼的梦。
这样判断有没有根据呢？还是来看《红楼梦》作者的申说：“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试想，“我之负罪固多”与“闺阁中历历有人”，是不同性质的事，为何说“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原因就在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作者之负罪，恰在“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沉湎于狭邪之游。作者若不绸缪北里平康，何能结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于“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的考虑，将此事隐而不言，岂不使“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一并泯灭了吗？
那么，“青楼十二钗”，与“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民族之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成勉教授的书中提到，清人入南京时，明朝共有二十三个总兵、四十七个副将、八十六个参将游击，以及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明军投降，其中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侯方域等名士胜流，大都变节了。相形之下，与之交往的曲院诸姬，如马湘兰、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湄、陈圆圆等“秦淮八艳”，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气节。在《红楼梦》中，充溢着作者强烈的自谴自责和对“所有女子”的敬佩之情。作者郑重回答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即小说的题材问题：《红楼梦》写的是“当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作者的创作意绪发端，并非起于家庭败落后对“繁华旧梦”的怀念，而起于“历过梦幻”后对“所有女子”的追忆。如果写的是家庭生活的经历，以“当日所有之女子”称呼自家姊妹亲戚，显然是不恰当不适宜的；“一一细考较去”，尤不像是对待朝夕相处亲人的口吻。
那么，为什么在《红楼梦》中轻易看不出青楼的痕迹呢？
第一是幻化。“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实脱胎于唐代张鷟的《游仙窟》。这篇赋体小说，自叙奉使河源，日晚途遥，行至一所香风触地、光彩遍天的神仙窟。主人崔十娘，先以诗书相酬，调笑戏谑，又相邀登堂，亲弹琵琶，备极绸缪，止宿而别。正如侯忠义先生所说：“把妓院虚构成‘神仙窟’，那统统不过是‘假语村言’。”《游仙窟》与太虚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呈现，所不同者，太虚幻境为《红楼梦》故事的隐括耳。
第二是净化。《红楼梦》将秦淮旧院的所有痕迹统统抹掉，虚构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贾府者，“假府”也。宁国公贾演，长子贾代化，长孙贾敷，隐含“演化”“敷演（衍）”“敷化”之意。大观园只是秦淮旧院的变形，无非多了一堵墙而已。潇湘馆、蘅芜院、秋爽斋、缀锦楼、蓼风轩、稻香村所构成的女儿王国，如众星捧月般拥着宝玉一人，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就是红楼格局的写照。贾府中的女儿，皆按年龄排次，是从旧院“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袭来的；男子却各房另排，且多称“二爷”，贾琏为“琏二爷”，他哥哥是谁？书中并未说明，可知亦是旧院习俗。贾府既喜欢过生日，又常将生日记错。如薛宝钗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凤姐错记为二月二十一日，探春又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但贾母的生日却是八月初三。了解“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过寿是最好的宴请借口，就不会对生日的混乱发生疑问了。
至于《红楼梦》书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情绪的宣泄，包括潘重规先生“破译”的“隐语”，但最主要的却是“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明清鼎革，时人称作“天崩地坼”。《红楼梦》作者补天无望，却写了勇补孔雀裘的晴雯，以寄托自己的情思。孔雀裘后衿上烧了一块，能干的裁缝、绣匠都不认得，更不敢揽；唯独晴雯看出是孔雀金线的，抱病将里子拆开，用界线之法依本纹来回织补，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绒毛来，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这么一位好女子，却因“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作者怎能不一掬辛酸之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让我们慢慢地去解其中味罢。
五
“横看成岭侧成峰”，今我之所言，不过立于庐山一侧之孔见。时光有限，只能就此打住。我带来两本书：《红楼诠辨》与《红谭2014》，所论或者较详，留赠“中央大学”，聊供诸公暇来翻阅核查。
康来新教授是当今台湾红学界的领军人物，我们于1990年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相识；1997年武夷山国际小说史研讨会又同游天游峰，畅谈红学研究、“发迹变泰”、神怪小说、民间信仰；2005年我出席嘉义大学国际小说戏曲研讨会，讲《清初三大小说家（陈忱、丁耀亢、李渔）合论》，康来新教授以“讨论人”身份评论说：“能分享欧阳先生的研究心得，非常高兴；这么尊重钱穆先生，我很感谢。”今天是我第二次在台湾讲坛发表谬见，尤望不吝赐教，也恳请王成勉教授及与会老师、同学提出宝贵意见。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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