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得到发展并达到顶峰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7世纪以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船只可以直航波斯湾，而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等地的船只更是活跃于印度洋上以及阿拉伯海、红海、南海之间中国和周边诸国有了更为紧密的交往，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等都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展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至于中国以西更远的西亚（波斯）、罗马及以后的拜占庭在这一时期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中国有着相互的交流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两端的萨珊波斯与中国，都是重要文明中心，都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双方在中古时期的联系更加紧密，即便是中国和罗马或拜占庭有来往，也绕不过波斯虽然双方这种联系更多是经中亚、西域或东南亚等中间环节而发生，但不能否认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相互影响，因而对两个文明本源之间交流的探讨更有重要意义，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波斯文明有多少?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波斯文明有多少
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得到发展并达到顶峰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7世纪以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船只可以直航波斯湾，而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等地的船只更是活跃于印度洋上以及阿拉伯海、红海、南海之间。中国和周边诸国有了更为紧密的交往，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等都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展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至于中国以西更远的西亚（波斯）、罗马及以后的拜占庭在这一时期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中国有着相互的交流。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两端的萨珊波斯与中国，都是重要文明中心，都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双方在中古时期的联系更加紧密，即便是中国和罗马或拜占庭有来往，也绕不过波斯。虽然双方这种联系更多是经中亚、西域或东南亚等中间环节而发生，但不能否认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相互影响，因而对两个文明本源之间交流的探讨更有重要意义。
萨珊波斯帝国存在的时间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至唐朝中前期，历史有400多年的重合，双方的政治联系大概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中前期，即在波斯被大食灭亡之后的近一百年时间还有波斯通使唐朝的记载，这不能不说波斯对唐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需求，这种需求也伴随着双方海陆交通的发展而得以满足。随着波斯人的足迹遍布中古中国南北地区，双方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加强，相对于政治经济上的交往来说，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广泛而深远。
从物质上的交流来说，双方间的需求和联系强烈而紧密，波斯在输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瓷器等物时，也通过波斯或中亚人之手将古波斯积累起来的丰富发达的物质文化向东方输出。如动物中以鸵鸟和驯狮等为代表，植物类中以枣椰、阿月浑子、郁金香、青黛等为代表，香药类中以龙涎香、安息香、苏合香等为代表，宝石类以珍珠、金花、水精等为代表，手工制品中以波斯锦和锁子甲为代表，它们或产自或制作于波斯，或经波斯之手转输，但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东方中国，对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及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造型装饰艺术上来说，波斯文明也以其独特的文化对东方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如来通角杯（兽首杯）的使用及传播，在波斯装饰文化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联珠纹等装饰艺术的东传，中西亚印章及其艺术对中古中国的影响，还有唐代游艺文化中具有较大影响的马球运动等也和波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影响都可以在考古文物及艺术品等上面找到它们的痕迹。
在宗教思想上，对中古时期中国人精神生活有着冲击和影响的三夷教也和波斯帝国及波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中古中国流行的祆教是由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中亚地区的马兹达教等发展而来的；摩尼教则是创自波斯并经过中亚、西域等地传入中国的；景教虽产生于叙利亚，但因为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而得以发展，唐代传入的景教应源自波斯，应该是具有浓厚波斯血统并受中亚西域等地文化影响的宗教。但无论是不对外传教且缺少经典的祆教，还是极力与本土的佛教、道教等寻求发展平衡的摩尼教、景教等，最后都免不了会入乡随俗，并走上文化转型之路。
当然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作为文明的两大本源之间，双方本身就有着交流的需求和需要，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等西传自不必说，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一样沿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虽然史料没有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但我们依然可以从碎片化的史籍及考古发现中找到其传播的痕迹与影响。如丝绸之路上流传的一些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包括唐风唐韵——丝路沿线上唐代建筑风格与艺术形象等，华风西渐——伊朗、土库曼斯坦等地的考古发掘与中国制造等，以麝香和樟脑等为代表的物品对波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等。这些来自中国或东方的文化元素也丰富了中西亚各国的文化生活。
在探索波斯与中国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些寻找蛛丝马迹的工作，但这些琐碎而零星的发现与探讨，多少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中古时期文明间交流产生几点思考。
第一，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有选择性的。是什么决定文明的交流？这应该是由不同文化环境与文化背景来决定的。自张骞通使西域，中西间的交流就达到一个高潮，中国文化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西方的各种异域文化也大量涌进来，如葡萄、苜蓿、胡桃、胡瓜、胡豆等都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但总体来看，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交流上是具有选择性的，即往往接受更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东西。中国的丝绸以其华丽轻柔风靡西方世界，罗马世界重金以求之，以至于波斯等地往往以塞里斯称呼东方丝国，足见丝绸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华瓷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以后，也远销阿拉伯世界，成为当地人趋之若鹜的高端产品。但农业文明创造的文化并不是都如丝绸、瓷器一样为其他文化所接纳，像前述的漆器、铁器、三彩器等，影响力有限。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来看，似乎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大部分能够移植的文化也都是选择的结果，这些进入中国的文化更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并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像西方狮子这类动物的传入，其艺术形象就进一步本土化了。而有些物品或装饰技术、游艺等也只能是符合当时的时尚，时过境迁，也就淡忘或不流行了。如马球在唐代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风靡一时，但至宋以后成为只有一部分人参与的与礼仪有关的运动了。联珠纹饰及西亚印章艺术等也都和西方移民有关，也仅是作为一种异域时尚而流行一时，并没有融入或者完全融入中国文化，有些文化随着交流的中断也就消失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明间的交流与接受和双方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不同文化环境下交流产生的变异性。也可以说文化传播会随着时空变化而发生变异、转变等，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的转译。与今天全球化时代不同，古代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并非原汁原味地输入与输出，而是经过重重中间环节，这其中既包括陆路上的高山、峡谷、平原、大漠，也包括海路上的海湾、半岛、群岛、中转站等，中西文明在交流过程中免不了受当地环境与当地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会吸收当地的文化因子，从而影响文化传播的轨迹，使得文化本原的面貌模糊不清，中间地域的文化色彩更浓厚。三夷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祆教在中亚是以马兹达教的方式传播，具有地域文化特色，至中国则以其拜火事天特色而被称为祆教；中国的摩尼教本身就是来自中亚摩尼教团，是创于波斯而向外发展的宗教；而景教在入华过程中，因无外来势力可以依靠，更多走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依靠统治者的支持，也相应借助佛教的外衣，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入乡随俗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文化在传播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加了一些本地化阐释与再创造，这也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此外，不同地区不同的审美情感与社会因素，也影响了他们对文明因子的吸收。从某些方面来说，异国事物的传播与移入，不仅仅是文化的复制与移植，而且是有一些“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暧昧转变。[1]东西方审美与社会文化不同，同一种文化在传播中其成效与功能发生变化，更加具有了入乡随俗的特征。例如中国的丝绸虽然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但罗马人似乎更喜欢素色绢纱或生丝，这样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用金线进行再加工，制成更符合自身审美习惯与奢侈品位的产品。麝香在中国是药物，而在西方则是香药，同时具有性诱惑的功能，波斯的妇女们喜欢在秀发上喷洒麝香，以增添魅力，古代中国则没有这个功能；狮子在西方是狩猎的对象，而在中国则逐渐成为娱乐的对象，并进一步艺术化，由驯狮转变而来的狮子舞等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粹，这是外来动物及艺术形象本土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另外，像西亚、中亚一带流行的联珠纹饰，本身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联珠圈内的动物装饰也多为中西亚等地崇拜的诸神形象。这种装饰纹饰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宗教色彩逐渐消失，更多是一种时尚和流行样式了。还有像西亚等地流行的来通角杯，本身有宗教祭祀及宴享的功能，体现出西方躺卧式饮酒风尚，但这种舶来品在东方则纯粹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时尚，而且鉴于其饮酒方式与中国人习惯不符，其器型还经过改进和加工，成为具有中国风的饮酒器了。可以说在文化互动中存在着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恰恰说明了东西方审美文化的不同，以及客体文化为适应主体文化而发生的改变。因而有学者指出，文化转译的强度与文化的强势程度有关，这种文化强势的表现有可能是国家的力量，也可能是文明的厚度。[2]可以说文化互动中发生的变异或转译，脱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明的发展程度，无论是国家的意志还是民间的力量，都或多或少起到助推作用，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强大的吸纳力和融通性更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第三，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不对等性和不平衡性。从中古中国与波斯文明的交流上来看，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中西亚等文明对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小到物品、物种等的交流，大到技术、思想、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无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东方中国文明的传播与影响除了丝绸、瓷器等物品外，并没有找到太多的交流痕迹，即便是丝绸这种硬通货，中西亚地区也更多承担了居间贸易的任务，丝绸更多作为赏赐品、贡物或奢侈品等输送到罗马等地。这样的情况显然和西方典籍及出土文物文献的阙载有关，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中国文化的自给自足的特性，“贸易都由外人来承担”的对外交往的不主动性，朝贡制度所主导的贡赐贸易的特性，或者是我们缺少像波斯、粟特一类的移民的影响等因素，也使得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不够广泛而深入，使得很多文明交流的痕迹幽晦不明。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索的问题。
当然，中古时期萨珊波斯与中国交流的探讨远远不止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方面，两个文明本源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所做的也只能是窥一斑而难见全貌，但这零星的豹斑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文明间相互影响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中西之间的交流有一个渐次深入的了解与思考的过程，这也将是我们今后努力探索的方向。
（作者：韩香 ）
（来源：《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
（转自：丝路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