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飞来峰附近的灵隐寺，在中国众多的丛林禅刹中，堪称香火炽盛之地。“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是初唐宋之问对灵隐寺的状写，“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松百尺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高堂会食罗千夫。”这是宋代苏轼对灵隐寺的感悟，“僧居胜，俗客稀，山色四周回。香树生金地，青莲出宝池，贝叶渍银泥，明月冷双猿弄水。”这是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对灵隐寺的描摹。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伴着啾啾鸟鸣，这座杭州最早的寺院已经走过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当年印度高僧慧理云游至此，见有一峰而叹道：“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后建寺，名曰灵隐。在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中，这里诞育过众多笃志禅修的高僧大德，但颇为有趣的是，灵隐寺遐迩闻名，还得益于一个鄙陋清规，大戒不持的另类僧人——道济。
生于宋代绍兴年间的道济，又被称为济颠，这一个“颠”字，成为了他迥异于其他衲子的重要符号。《西湖游览志余》上说他“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沉浮，人以为颠也，故称济颠。”又有诗赞其道：“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野史中关于道济的记载不少，大抵脱不开一个“颠”字，这位十八岁出家的僧人，一度跟随灵隐寺高僧瞎堂禅师修禅悟道，由于他不拘佛门清规，疯癫狂悖，饮酒食肉毫无顾忌，寺中僧人对其呵责不已，几次找到瞎堂禅师欲将其逐出山门，而瞎堂禅师却道：“佛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众人方让道济留在了灵隐寺。翻开《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我们可以看到济颠之“癫”已达极至：当众僧在殿上看经接施主，他却托着一盘肉，手敲引磬，口唱山歌，搅在众内；耐不住坐禅，他便在禅床上翻跟头，甚至在禅床上和猿猴嬉闹；他和一帮村里小儿戏耍，唱着小曲去西湖采莲；他称自己的肉身是“顽皮袋”；他经常是“寒舍暑无完衣”，赤着双脚，别人送给他的绫子和银两，他都分给了乞儿……在这些生动传神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诙谐疯癫的和尚，彼时的宋代，统治者已加强了对佛教的钳制，明令有鬻酒肉于僧道者，许人讦告，重论其罪，而道济却独“喝佛骂祖，唤死如眠”，全然无视佛门戒律，在灵隐寺的晨钟暮鼓声里，这个不受羁绊我行我素的僧人为香客们点燃的，是一盏追求“大自在”的耀眼灯火。
如果说道济戏谑无拘，不守清规，那充其量不过说明他的另类，无法成为一代高僧大德，而道济之所以能光辅丛林，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尽管酒肉穿肠，却做到在欲行禅，弘扬佛法。在释明河的《二颠师传》中，称道济“息人诤，救人之死，皆为于戏谑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这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僧人，内心却装满了佛家的慈悲之怀，他不仅四处化缘，重修了毁于大火的寺院，更兼济百姓，广结善缘，《道济传略》载：“濒湖居民食螺，已断其尾，师乞放水中，活而无尾。一日骤雨忽至，邑生黄者，趋避寺中，师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左下，衣履之。雷绕左下不得，遂击道旁古松而已。”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看不到道济的疯癫狂悖，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渡慈航的禅师。
当然，道济形象的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最终要归功于宋代以降民间话本的风行。如果说历史上真实的道济还是有着慈悲心怀的颠僧，那么当他以济公活佛的形象出现在神异轶闻及至清人郭小亭的《济公全传》之中，他已经成为寄托人们情感和梦想的特殊载体，他的身上，杂揉了儒释二教的思想意识，他神通广大，嫉恶如仇，又诙谐疯癫，不按常理出牌，一把破蒲扇，一身烂袈裟，嬉笑怒骂之间，便平尽世间不平事。道济的“大戒”不持，藐视清规，看似是一个僧人对丛林规则的叛逆，实则寄托了人们欲摆脱生活重压的理想；他的呵佛骂祖，浮沉市井，看似是迥异于专注在青灯黄卷中的僧人另类，实则投射出人们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声抗争；而他的托梦募化，古井运木，嘲弄官府，扶危济困，尤其是他智斗秦桧、惩治华云龙的故事，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被彻底神化。自南宋开始，说书人逐渐将济公的形象演化为宣扬玄机禅理的戒坛，而济公这个诙谐又有正义感的形象很快便在民众心理中赢得了认同，它存在于救国无门的爱国志士之中，存在于渴望恢复失地的将士之中，从济公身上，他们获得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满足，而济公也由此从逸出尘外的一个普通衲子被推上折射着红尘之光的神坛。
今天，当我们走进灵隐寺，道济禅师殿是一定要看看的。有别于其它正殿中威严肃穆的神祗，道济的形象是一尊右手执破扇，左手持念珠，右脚搭在酒缸上的不羁造型。佛门圣地之中，这样的形象，不仅没有让他受到冷落，反而迎来的是络绎不绝的香火。纷至沓来的香客们虔诚地焚香膜拜这位被神化的禅师，其实也在追问着自己：真正的不受羁绊，在滚滚红尘中养性修身，我们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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