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公元1809年-1882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医生世家，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其主要代表著作有《物种起源》、《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的由来、性选择》等。达尔文的学说，不但是生物学的伟大发现，还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公元1831年，达尔文以博物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旅行。他跟随“贝格尔号”穿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到达了南美洲、澳洲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一路上，他考察各地的地质、动植物的特性，采集了无数的标本，并将自己的发现做了详细的观察笔记。经过5年时间，他游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次考察，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促使他提出了“生物进化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说：自然界中生物的物种不是不变的，而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发展的。具体来说，自然界的生物都有按几何级数增加个体数目的倾向，但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因而，同一物种内的不同个体以及不同物种之间为获得生存机会而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物个体的具有遗传和变异的本能；二是自然环境的选择，生物的遗传和变异需要适应自然环境，能够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会逐渐发展壮大，不能适应的生物则会被逐渐淘汰。概括起来：生物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是生物进化论，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命的残酷的一面：弱小就是原罪，弱肉强食成为生命所必然。但它忽视了生命中还有合作共生的一面，故此，达尔文的学说存在片面性。
现代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被很多人所熟知。但除此以外，《物种起源》一书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太引人注意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生物的个体数量是一个种族繁荣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一结论对当代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中国人口数量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有人口5.4亿；到1976年底，已增加到9.31亿；2018年，中国人口有13.93亿人。从资料上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76年，27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1亿，年增长率为2.68%；从1977年到2018年，41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62亿人，年增长率为1.21%。尤其从1998年以后，中国人口增长率降到了1%以下；2004年以后，更是长期在0.5%左右。
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关。社会因素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文化等；自然因素有地质、气候等。自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然因素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人口的增长主要与社会因素有关。具体地说，中国人口能够增长到现在的14亿人，主要是因为1949年-1976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较高。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主席主政时期。也可以说，因为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善，平等、公正等观念的建立，才造成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而1977年以后，尤其是1998年以后的社会因素是不利于人口增长的。
人口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问题之一。那种认为人口过多是社会负担的结论是片面的。解决人口过多的方法也有很多。假如中国14亿人口中有两亿工程师，那么，中国将会有多么强大？人口数量还是负担吗？所以，人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也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只是看我们如何运用这种资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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