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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决定下达后如何解除
（原标题：后半篇文章该由谁来写——加强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落实两个责任的重要内容 ）
这段时间，陈浩感到格外纠结。
2018年4月，由于违规审批项目资金，作为某市的城建局局长，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一年来，他在单位时常感到抬不起头，更别提去管别人。现在，终于熬到了处分影响期满，但无论纪委还是本单位，都没人提这事。那么，自己该怎么办，是坐等解除处分通知还是主动写申请，申请该写给谁？
陈浩的纠结，表面上看是解除处分影响期的程序问题，背后折射的却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对受处分处理干部一处了之、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不良现象。
治病救人是一篇大文章。如果把执纪审查作为切掉病灶的前半篇，那么，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就如同巩固性的后续治疗，是决定受处分处理干部能否真正康复的“后半篇”。那么，这后半篇文章该由谁来写？
从理论上讲，这本不是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包括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纪委有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之责。受处分处理干部只要还在党内，其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都有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政治责任。
江西省永修县江上乡纪委对受处分干部进行回访教育。杨森/摄
党委不管，纪委也没有承担起协助责任。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是执纪执法机关，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查处、惩治的前半篇上，于是，对受处分处理干部能否在心理上真正接受处分处理决定、所在党组织是否履行了日常管理职责等没有及时跟进，情况不明、底数不清。
没人管的结果，就是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在事实上成了监督盲区。而从各地巡视反馈和案件查处情况来看，有的受处分处理干部对处分处理决定口服心不服，并没有念党情、跟党走，有的认为风头已过可以平安着陆，更加不知止、不收敛，甚至滑向了更为严重的违纪违法深渊。
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决定了当前和今后党纪处分、组织调整将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对此，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认为，能否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的高度，来认识并做好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工作，是对各级党组织践行“两个维护”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重要考校。
针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湖北省从2015年就开始探索，提出干部受处分处理影响期内，有关党组织应指定一名相应级别的领导干部作为教育帮带责任人，做好教育转化、跟踪联系、心理疏导等工作。2018年出台的《湖北省受处理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教育帮带责任人每半年要和教育帮带对象至少开展一次交心谈心，帮助干部汲取教训，改进提高，并定期向党组织报告教育帮带情况。发现教育帮带对象思想消极、履职不力或者有新的违规违纪苗头问题的，所在地方（单位）党委（党组）应当及时研究处理或向有权处理机关反映。
武汉市江夏区发改委原主任王某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后，长期不上班且处于失联状态，但工资福利等待遇照常拿。问题查实后，王某本人被辞退，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姚某也因管理监督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严肃的追责有力警醒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制度规定决不是摆摆样子。
纪委监委是执纪执法机关，更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在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中不应缺位。目前，江西、湖北、四川、安徽等地纪检监察机关已建立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跟踪回访制度。通过与回访对象、所在地方（单位）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谈话，检查处分决定执行落实、了解受处分处理干部知错改错、工作表现和思想动态等情况。“跟踪回访不仅仅是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回访，也是对单位履行主体责任情况的检查考核”。安徽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李明和说。
实践证明，对受处分处理干部的教育管理，是监督执纪工作的自然延伸，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两个责任一体推进。去年7月，辽宁省对4·30拉票贿选案涉案人员的全覆盖式回访，就是党委、纪委通力配合的有益尝试。
辽宁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张丽君告诉记者，回访在主体上，坚持谁处理、谁负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层实施，逐一访谈；在形式上，通过对重点人员面访，所在党组织、纪检监察组织进行鉴定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掌握这些干部受处分处理后的情况；在成果运用上，回访情况要向受处分处理干部所在党组织反馈，作为干部考察使用的重要依据。
辽宁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闫东全程参与了这次回访。他告诉记者，为确保回访实效，他们变叫上来谈为到下面访，并针对每个回访对象制定了不同方案。在回访一位国企负责人时，他周末一早坐火车赶到对方办公室，谈工作情况、思想困惑，并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经验，对这名负责人的岗位风险点提出防范腐败建议。
临别时，这位国企负责人眼含热泪地拉着闫东的手说，受处分这件事，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到今天才算真正翻篇了。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9期《中国纪检监察》，作者：石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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