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在编著《中国六大古都》时，将杭州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一起列为我国六大古都，书中写到杭州作为首都乃是“钱塘形胜、东南所无”。实际上在杭州建都的“古国”仅有两个——吴越国与南宋，其中能称之为朝代的仅有南宋。而在南宋，杭州虽然实际上担当着国都的功能，但从未真正得到国都的名分，150年间都在名义上给另一城做替身。
宋高宗赵构作为一个重要朝代的皇帝，在他成为皇帝后经历近五年的“流窜”，才最终选定杭州作为落脚点，安定下来。1127年5月，赵构于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在当时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俩月后，面对金兵的步步进逼，赵构宣称“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仓皇离开应天府“巡幸东南”，先后逃往扬州、镇江、江宁、杭州、绍兴、宁波、舟山、温州，甚至驾舟出海躲避追兵。
随赵构的奔逃而渐渐远去的，是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的国都。北宋以开封府为东京立为国都，开封古称汴州，宋以后又称汴梁、汴京。如今，南宋新政权该如何安放呢？抗金名臣李纲最先建议：“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侍御史张浚也建议：“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
被成为“行在”的国都但在当时形势下，还都汴京已无可能，建都襄邓也太靠近前线，长江边的建康则成为大多数人倾向的选择，至于建都杭州则几乎无人提及。可是，赵构已经胆寒，在他看来临湖傍海的杭州，远比临江的建康更为安全。他虽在1129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以作行都，但仍在两年后升杭州为临安府，并在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所”，也就是皇帝要待的地方。至此，南宋新政府便以一种不明不白的方式在杭州落脚了。
而“行在”却在此后长时期内成为杭州的代名词，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同时期的西方著作中，杭州都是以“行在（Quinsay）”之名被外人称呼。
极力模仿“真身”“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早在北宋时，国都汴京就是包括杭州在内各州府的学习对象。靖康之变后，北方女真人的铁骑越过黄河，汴京官吏士民开启又一次衣冠南渡。他们聚集到杭州，将汴京的风俗典礼安放到这座临安城，模仿东京的故事，梦想再造一个大宋王朝，重温故都的美梦。
在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杭州城仅以“行在所”的身份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从未得到国都的正名。汴京虽然已经落入敌手，但宋人依旧坚定执着地视之为真正的京师。虽然在事实上，汴京已是名存实亡的京师旧地，但在宋人心中，它仍在精神上镇服着杭州。
北宋灭亡之际，宋人写出一部《东京梦华录》，仓促追忆东京汴梁的故都风貌。而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梦粱录》，则将临安城的新都风貌看作黄粱一梦，虽在写眼前的杭州，而思绪却萦绕在汴京。书中所写的杭州已彻底变成汴京的附庸，杭州的事事处处都以模仿和接近汴京为荣，极力地在杭州营造汴京的氛围，仿佛家园故土就在脚下。
替身身份的背后在150年漫长岁月中，杭州时刻笼罩在昔日汴京辉煌的光圈之中，不仅在精神信念上从未真正取代汴京，甚至求个平起平坐也不可得，而只是一个随时准备着被北宋遗民抛弃的替身。
这个被改称“临安”的行在所，向当时之人，特别是南渡的北宋遗民们传递着一切皆是临时安顿之意，大宋历代先帝陵寝所在的汴京才是这个国家永久的国都。南宋新政权需要以汴京作为精神支柱，做出不忘光复北方故土的样子，来维系半壁江山的团结和颜面。于是，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恍忽之中，杭州的替身身份已经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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