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说到央视主持人朱迅，大家对于她身体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她主持节目的兴趣，只要一在搜索框输入朱迅的名字，关联出的都是她癌症复发的消息。
朱迅曾无数次出面辟谣，但都无果。
之后当有人再问她关于癌症的问题，她都淡然一笑： “说没病，是假的，可我还是要好好活着。”
了解朱迅的人说，她虽没有国色天香的美貌，没有冰雪聪明的天赋，但内心有的是书香门第的一丝清高以及处女座的洁癖。
而她的前半生就是一本励志书。
朱迅，也叫朱小三儿，老朱家的三丫头，出生在北京黄亭子大院。
小时候，三姐妹之间玩得最多的就是演戏。大姐长得好看，演特务；二姐力气大，演敌人；朱迅淘得跟小土匪似的，却只愿意演英雄。
三人模仿《红色娘子军》，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哪儿了？”
“不知道！”小朱迅看上去英勇不屈。
二姐扮演的敌人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朱迅扮演的英雄应声倒地。
一声闷响，朱迅的头结结实实地撞上桌角，顿时血流如注。桌上的收音机也砸在地上，壮烈“牺牲”了。
妈妈闻声进屋，见朱迅一脸的血，吓得抱起她就往医院跑。消毒、缝针、包扎，累到半夜才回家。
朱迅的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父亲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新华社的驻外记者。当朱迅还在妈妈肚子里时，父亲就被派驻国外，一去六年。
朱迅中学时代，父亲从国外被暂时派驻到香港新华分社，社里同意妈妈随行。于是，母亲跟随父亲一起去了香港。
当家里人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年纪最小的朱迅时，朱迅哭丧着脸，心里却乐得冒泡：“以后开家长会，不用挨骂了。”
北京家中，三姐妹由姥姥照顾。初三暑假，朱迅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
开场前，她躲在大幕后面，看见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坐在台下，自己家里没一人到场。朱迅突然想念妈妈，开始抑制不住地大哭，老师急得一脑门子汗。
开场铃声响起，朱迅拽过大幕抹去脸上的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
老师在幕后松了口气，跺着脚说：“成！这孩子长大能成！”
在朱迅读高一时，大姐去应征方便面的广告，机缘巧合之下，朱迅被导演看中，主演了电影《摇滚青年》。
在《摇滚青年》中，朱迅扮演了一位名叫“小小”的待业青年。爆炸头、烟熏妆、紧身衣，换掉了那身校服，乖乖女瞬间变成了叛逆少女。
比起朱迅平常的样子，“小小”是她一次完全反常的换装。旁观者为此惊喜、欢呼甚至担心，可她自己的心中却完全明了：
“小小”从某种程度上讲来，就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自信、倔强、遇强则强。
电影公映后，年仅15岁的朱迅一夜成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封影迷来信堆满了学校传达室。
那段时间朱迅觉得自己整日漂浮在云端之上，手握电影学院送来的橄榄枝，她好似拥有了把一切掌控在手中的超能力。
出名要趁早，但出了名之后呢？这就是个问题了。
这时，朱迅的父亲被从新华社香港分社，调派到驻日本分社。
在得知父亲东渡岛国的那一天，朱迅好似忽然被上天敲了下后脑勺，她猛然想起2年前，在拍摄剧组导演对她说的一句话：
“这人啊，还是要学一门一生受用的真本事才好。”
从小生活在书香世家，娱乐圈这种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显然不符合朱迅心中对于“稳定”的理解。
于是，在自己17岁那年，她再次为自己做了一回决定：
从演员梦中醒来，与父亲一样前往日本，开始自己的自费留学生涯。
“十七岁之前，我以柔为主；十七岁之后，便以韧为根。”
经历了来到异乡短暂的新鲜，生活的真实让她开始犯难。在日本的吃穿住行，处处都要花钱：日语学校的学费要交，大学一百多万日元的入学金要攒，五十万日元的赴日费用要尽快归还。
“钱才是尊严的屏障。慢慢我就知道，只是生存，就足以让我拼尽全力。”
朱迅很快找到了在异乡的第一份工作：打扫厕所。
那是一栋18层的高楼。上班第一天，“领班身先士卒的给我做示范，他就像洗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干干净净，连漏口边上的黄渍都细心地用手指抠掉”。
清理完之后，领班转头问她，“看明白了吗？”然后拿起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看着眼前这张有些扭曲变形的脸，朱迅一阵恶心。
在厕所里忍受恶臭清理的时候，朱迅常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勾践，明天是苦菜花，后天是阿信”，她不停告诉自己现在不过是卧薪尝胆、体验生活。
可这终究不是演戏，而是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
三个月后，朱迅又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这份工作最要命的是不允许戴手套。这样，双手就要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不到一个月，她的手就变得粗糙并开裂。
但朱迅还是没有离开，“因为在这里可以练习口语，你知道当我逐渐听懂别人讲话时有多兴奋吗”？
在日本留学的第一年，朱迅经常工作到午夜，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日本老师非常严格，学生睡眠时间再少，也必须把作业和练习完成。否则，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训斥：“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
生活的压力让朱迅累得几乎无法思考，多次出现的短暂性休克也并未引起她足够的重视。不久之后，她被查出患有血管瘤，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她在手术伤口还没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就回去继续打工挣钱。
时至今日，她也始终坚信，人生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没有人能永远的站在幸运女神的肩上。
就这样一路熬着，朱迅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重要拐点。
1993年《摇滚青年》在日本热播，一时间好评如潮，而彼时正在读大二的朱迅，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去NHK电视台实习的机会。
凭借着之前的演出经验，和本就过人的语言天赋，她顺利成为了《中国语讲座》节目的主持人。
在节目最火的那段时间，每天有将近50万人守在电视机前与“朱酱”一起学中文。
此后几年间，朱迅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外国人，也成为日本主流媒体中唯一的中国大陆女孩。每天穿梭在不同电视台的后台，朱迅用“痛并快乐着”形容那段忙到差点找不到北的日子。
在异国闯荡了整整8年之后，朱迅得到了“在日杰出华人”的标签，若不出意外，她将很快走上自己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在硕士毕业的那一年，朱迅得到了母亲青光眼手术失败，将双目失明的消息。
为了能更好的陪伴母亲，她毅然放弃了他乡的绝好机会，收拾好行囊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日本。
但回来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回国后，她参加央视《正大综艺》主持人的海选，和另外12位选手一起闯入了最终的考核阶段，并且在决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节目组录取。
虽然考进了中央台，扑面而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巨大困难。在日本，你是外国人，无论说成啥样，大家会宽容；但在这儿，你说的是母语，而且这里是国家电视台，你就应该代表国家级水准。
距离上一次的离开，已有十年，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但这次，当朱迅再次站上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仅限于日常交流。她经常因记不住一长串人名和头衔，躲在角落里大哭。
那段时间持续了一年之久。那一年时间里，朱迅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泡机房、给主持人写台本、为各工种打盒饭。
然而饭不白送，策划撰稿、后期编辑、录音灯光、制片规章，导播辅切，各个部门她都一一涉猎，能学的都往脑子里装。
在2000年夏天，朱迅凭借主持“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再次走红，并连续主持了《欢聚一堂》《正大综艺》《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大典》《中秋晚会》《元旦晚会》等多档大型综艺节目。
2007年，即将进入事业巅峰的朱迅，在例行体检时被诊断出喉咙上有肿瘤，复查时医生说：“是甲状腺瘤，紧挨着声带，尽快拿掉吧。”失去声带的风险对主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但她只对医生说了一句，“等我把舞蹈大赛的直播做完再手术，我想给自己个交代。”
就这样，她又硬生生将癌症挺了一个月，才住进了医院。
做完手术醒来，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声带还在？听见自己的声音，我当时就哭了。”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
甲状腺切除后，朱迅的免疫力很差。身边有人感冒，她肯定第一个被传染，经常在台上咳得不能自已。
对此，多年后朱迅调侃：“十年间，我的确长过多个疙瘩。有好有坏，有的拿刀割，有的拿剪子剪，全麻半麻地都切了。没什么大不了，到了我这个年龄，谁要没进过几次医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长大了。”
很快，朱迅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从《正大综艺》《周末喜相逢》到《神州大舞台》《非常6 1》，再到《星光大道》，央视每离开一主持人，朱迅就接手一个老节目。最多的一个月，她同时主持了“二十多档节目”。
2017年春晚前夕，网上沸沸扬扬地传说朱迅癌症复发，还夹杂着卖药的广告，更有甚者把追悼会都给她办了。面对如此种种，朱迅只是说：“只有好好活着，活不到九十岁，都对不起造谣的人。”
如今，无论眼前的困境有多窘迫，她依旧选择硬梗着脖子，在舞台上笑靥如花。
这是专业、是敬业、是被命运活活逼出来的坚强。
从年幼时一夜成名、留学时两手空空、归国时旗开得胜、顶峰时九死一生，匆匆四十余载，朱迅尝遍了生活的大起大落。
曾经的荣耀与苦难，如同一把把宝剑，悬于她的头顶，虽然危险，却也能助她披荆斩棘。
因为才华无法隐藏，光芒终将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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