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不一的君子——说刘备（三）
文/郭英德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
（接上）
（二）权术高手
刘备 “让三城”的政治事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高超的政治权术。能把政治权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刘备莫属。
第一是“三让徐州”，这在历史上并无其事。从正史来看，陶谦病重，把糜竺和陈登找来，说我已经不行了，曹操对徐州虎视眈眈，将来只有刘备可以依靠，说完就死了，并没有“三让”之类的举动。陶谦死了以后，陈登、糜竺找到刘备，希望他出来主持大事。刘备起初不答应，老百姓苦苦哀求，刘备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三让徐州”，这是小说作者为了写刘备的得人心而添加的。尽管刘备兵寡将乏，没有地盘，但有人看中他的人品，看中他的出身，非得把整个徐州让给他不可。
三让徐州
曹操对徐州一直虎视眈眈，因为徐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所以出兵围攻徐州。孔融出兵要救徐州，但自己的兵力太小，就请刘备前来解围。到了徐州，陶谦一见刘备，“仪表非俗，语言如钟”，二话不说，就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来，硬要让给刘备。
所以刘备在名声宣传上颇为成功，有相当轰动的广告效应，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是位“仁义之主”，是个好人。陶谦着急要把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却说：“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坚决不肯接受。——这是“一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于是刘备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请曹操退兵。正好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就卖给刘备一个面子，退了兵。陶谦更有理由把徐州交给刘备了，他宴请刘备，要刘备接受徐州太守的位置。刘备推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谁劝也不听。孔融说：“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还是坚执不肯。
这时陶谦抱着刘备痛哭道：“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张合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刘备居然“掣剑自刎”，幸亏赵云夺了佩剑。陶谦没办法，就留刘备驻扎在小沛，帮助他保守徐州，刘备答应了。——这是“二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最后是“三让”。陶谦病倒在床上，弥留之际，恳请刘备受取牌印：“我的儿子靠不住，百姓信赖你这样的仁义之主。你接管徐州，我死则瞑目矣。”刘备仍然不答应，“陶谦以手指心而死”。
于是众官拥戴刘备领徐州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一辞再辞。这时“徐州百姓哭拜于地”，说：“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贼人奸党之手矣！”这时刘备才领了徐州牧（卷三《陶恭祖三让徐州》）。
毛宗岗评价说：“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而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回评）也就是说，刘备虽然想要徐州，却故意做出不想要的样子，这样最终才能坐稳徐州太守的位置。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徐州虽然是个战略要地，但是地处平原，攻不可救，退不可守，又挨着曹操的老巢许昌，做了徐州太守后，等于倚在曹操的卧榻之下，所以刘备不想以它作为根据地。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三让徐州形势图
第二是“权摄荆州”。
如果说“三让徐州”是陶谦真心实意，难以固辞，那么，“权摄荆州”，性质就大不相同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权术和心机。因为对刘备来说，徐州是可有可无的，而荆州则势在必得，否则就无法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政治蓝图。对此，刘备心里非常着急，却一直不形于色，这可真了不起。
刘备从汝南败走荆州，往投刘表。刘表手下的人认为刘备“心术不正”，不能接纳。但刘表觉得刘备是同宗兄弟，不可不留，于是把他留在了荆州（卷七《刘玄德败走荆州》）。后来刘表派刘备驻扎新野。一次在宴席上，刘备不由自主地吐出真言。刘备面对曹操、袁绍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很小心谨慎。但是面对像刘表这样的庸庸碌碌的人物，他心理的防线就松懈了，警惕性不高了。他乘着酒兴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刘表听了，“忽然变色”，心想：我有这个荆州，怎么就变成碌碌之人了？刘备突然明白说错话了，害怕刘表要杀他，马上逃回新野（卷七《刘玄德襄阳赴会》）。
黄祖失守江夏，刘备偕同诸葛亮去荆州见刘表。刘表一边要刘备来帮忙理事，一边对他许愿：“吾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刘表并不是真地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他是在考验刘备到底有没有这种野心。
这时候刘备还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极力推辞。诸葛亮私下问他：“刘景升付荆州与主公，何以却之？”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感叹道：“真仁慈之主也！”（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
当曹操大兵南下时，诸葛亮献计，让刘备乘刘表病在危笃，“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刘备却说：“公之言甚善，奈何备感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坚持道：“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坚决地说：“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蝼蚁尚且惜命，人岂如此容易要死要活？刘备不过是夸张其辞罢了（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
不久刘表病重“托孤”，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刘备拜倒在床下说：“备当尽竭忠诚，扶助贤侄，安敢以摄荆州之重任乎？”仍然力辞不受。他后来对诸葛亮说：“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表面看来刘备好像真的是“大仁大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人言”——别人说三道四，会毁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仁义之主”的名誉。
刘备对荆州一直是看好的。荆州的地势和徐州大不一样，它有险可守，作为战略要地，比徐州更为重要。因为刘备下一步就是要取西川，荆州当然是必经之路，是一个很好的前沿阵地。所以，刘备对荆州可说是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快。
所以在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立刻提出要得荆州，“权且容身”。诸葛亮嘲笑他说：“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他只能搭讪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
可见刘备并不是不想要荆州，而是很想要荆州，因为他“孤穷一身，四海无置足之地”（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新野那小地方，怎么容得下他？但是因为刘表曾经收容他，刘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忍忘恩”，以便树立自己的“仁德”的形象。能够将自己的欲望藏在心底，该忍的时候一定要忍，即使是很想要的地方，时机不到也不能轻易出手，这正是刘备的“枭雄”品格。
子君绘“刘备借荆州”
第三是“自领益州”。
益州原归汉宗室刘璋防守，而刘璋平生懦弱。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提出占领益州、三分天下的谋略。正是有了这个对策，刘备才看好诸葛亮，劝他非出山不可。所以对刘备来说，益州很重要，一定要据为己有，只是时机未到。
“张松献图”给刘备提供了收取益州的绝佳机会。张松本想把西川地理图献给曹操，但张松长得太丑，曹操看不上他。曹操从来不以貌取人，这次却失之交臂了。
叶雄绘“张松献图”
张松到了荆州，想要游说刘备取益州。诸葛亮很聪明，知道张松有所为而来，所以要刘备做足姿态。于是刘备好酒好饭地招待张松，却一句不提益州之事。最后送别时，刘备拉着张松的手，依依不舍，泪流满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感动得张松实在憋不住了，力劝刘备取益州，还取出自己画的西川地理图，献给刘备。刘备假惺惺地回答：“备虽艰窘，奈刘季玉与备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张松劝他：“今若乘时不取，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
回益州后，张松给刘璋献计，劝他结好刘备，以为外援。刘璋很相信刘备，便接纳了这个建议。当时满朝文武都反对，说刘备是个“枭雄”，不能轻易用他，但是刘璋还是看好刘备，非常相信地说：“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夺我基业之心也？”（卷十二《庞德献策取西川》）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刘备可不像刘璋所想的那么“仁慈”。当法正见刘备时，他说：“备一身寄客，未尝不伤感而叹息。常思‘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穴’，况吾人乎？且蜀中乃丰余之地，非不欲之，奈刘季玉同一宗室。”心里虽然很想要取益州，表观上却抹不开面子。
法正力劝刘备采取果断的行动，“此机会不可错失”，刘备却“尚自沉吟”，不愿“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史官做诗称赞道：“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卷十二《庞德献策取西川》）
没想到这位“尧舜”装不了多久就露馅了。庞统随刘备到西蜀，诸葛亮留守荆州。庞统劝刘备说：“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历代以来，多以权变得天下，用仁义以守之。主公熟思焉。”庞统说出了历来政治野心家的心声：要取天下必须用“霸道”，得天下以后再行“仁道”。刘备听了恍然大悟：“金石之言，当铭肺腑。”（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
于是刘备遂起兵西行，明为襄助刘璋，暗中相机行事。庞统劝刘备设宴，席间杀了刘璋。刘备说：“季玉是吾同宗骨肉，诚心待我。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矣。公之谋，虽霸者不为也。如此，则不义矣。”庞统、法正再三劝说，刘备丝毫不听。
次日与刘璋大会于涪城，筵席间，刘备再三声明：“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岂有二心？”并深责庞统：“吾以仁义躬行天下，安忍为此？汝无复言。”（卷十三《赵云截江夺幼主》）
在这点上，刘备的确比庞统高明，体现出“枭雄”的品质。他非常明白，要得益州，首先要得民心。如果不顾一切地用诈术取得益州，一则守不住，二则原来的一世英名都栽到这上头了。原来大家都觉得刘备是“仁义之主”，现在他以这种诈术来取代刘璋，怎么面对天下百姓，尤其是益州的百姓呢？所以他绝对不能这么做。
当然，刘璋对刘备也不放心，不敢留他在涪城，而是派遣他去防守葭萌关。在葭萌关，刘备采用了“广布仁义于天下”的施政策略来讨好百姓，让老百姓看到他怎样真正爱民如子，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时张鲁大兵南下，刘璋派刘备前往抵御。他的手下人说：刘备已经慢慢做大了，千万不能再给他兵力，不能再给他粮草。刘璋听从挑唆，真的不接济刘备军马钱粮。这事激怒了刘备，他立刻翻脸不认人，说：“吾为汝破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碰巧刘璋得知张松叛变西川，私交刘备，也明白了：“刘备欲夺吾之基业”，于是两人反目成仇。
刘备杀了杨怀、高沛，夺下涪水关。涪水关相当于益州的门户，夺下涪水关，说明刘备距离做益州太守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令刘备非常兴奋，饮酒庆贺，得意忘形地说：“今日之会，可为乐乎？”
都说酒后吐真言，刘备对益州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机会终于等到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兵临城下，逼着刘璋投降。
面对刘备大军，刘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降，要么战。战的结果，就是百姓受害；而降呢，不过是自己受苦。刘璋想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肉血捐于草野，皆我之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璋才是真讲仁义的，他宁可失去自己的权势，也不愿意看到百姓受到伤害。这既表现了他孱弱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讲仁义的人，不在宣传，而在行动。
刘备明明是在逼着刘璋交出权势，“自领益州牧”，这时却继续做秀。在刘璋受降时，他握着刘璋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卷十三《刘玄德平定益州》）。
在“势”和“仁义”的选择上，刘备没有选择“仁义”而选择了“势”。作为一个枭雄，刘备在他的道德品质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已经足以装饰他“仁义之主”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更重视他的现实利益。一旦丧失这个现实利益，就等于丧失称霸天下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称霸时却讲“仁义”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仁义”只是个幌子，“势”即形势才是真的，“仁义”敌不过形势。形势所逼，就是时机所逼。逼到什么程度？逼到非夺权势不可，这时就不可手软了。所以为了权势可以牺牲仁义。刘备“自领益州”完全是一场军事政变，不管怎么说用“仁义”都无法解释。所以宋代文人苏轼评价这一行为“失天下义士之望”（《诸葛亮论》）。
“三让徐州”、“权摄荆州”、“自领益州”，这三次政治行动反复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品格。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刘备是很懂得这套政治权术的。
（三）封王称帝
小说后来描写刘备的封王和称帝，那就更为滑稽，近于演戏了。
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劝刘备“暂为汉中王”，说是“机不可失”，不可使部下失望。张飞也说：“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梦矣！”小说写道：“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又恐军心有变，只得依允。”
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更是一场闹剧。诸葛亮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坚决拒绝，一再说：“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看来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但是，当诸葛亮装病卧床，力劝刘备登基的时候，刘备的口气突然缓和了，一开始推托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但马上就说“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当十六位大臣闻言拜伏于地时，刘备还假惺惺地说：“陷孤受万代骂名，皆卿等也！”
直到登基大典时，刘备“受了玉玺，捧于坛上”，还要“四面让之”，说：“备无才德，请于有才德者受之。”真是把戏演足了。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是迫不及待的，费诗因提出反对刘备称帝，还被刘备贬了官（《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小说中刘备的这些做法，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在《水浒传》中，宋江早就看好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却一再退让，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他逮着的有头有脸的将官，他都要将他们“扶上交椅，倒头便拜”，假模假样地要让出第一把交椅。这种把戏一演再演，正如李逵所说的“让弟兄们都寒心了”。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三国志演义》小说这么描写，是想把刘备“仁义之主”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一点，更鲜明一点，更可爱一点，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欲彰显刘备“宽仁厚道”的品质，没想到像在作伪似的。
刘备是“似伪”而不是“真伪”，这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刘备不是真的在作伪，他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做起来却像是假的。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明明知道刘备有作伪之嫌，却又感觉不出他作伪；或者说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认为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毛宗岗在评论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时说：“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说着便要跳江自杀。有人说这种做法和曹操收买民心的做法是一样，都是假的。
叶雄绘“刘玄德携民渡江”
毛宗岗接着说：“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评语）毛宗岗认为，曹操做假，百姓知道它是假的；而刘备做假，百姓明明知道，却都把它当作是真的。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做假水平的确比曹操高明得多。曹操作假的时候，尽管大家知道是假的，但都不得不接受。刘备不一样，当他做假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接受他，甚至认为他绝对不假。这大概就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和“心口不一的君子”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作为“枭雄”，曹操显然比不上刘备高明。权术高超的枭雄，是真正善于做假的人。居心叵测的政治家、野心家在做假的时候，能够让你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偏不以为假，反以为真。
更有意思的是，刘备做假，不仅别人可以不以为假，甚至连他自己都可以不以为假。他作假已经做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作假是权术与真心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刘备多次声称：“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既是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后连刘备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果然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之人，于是连做假都成了真心的流露。作假能做到不仅别人信以为真，连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作假的最高境界。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当时人也许“偏不以为假”，后世人却能看透刘备的伪善。隔了一段时间，有了时空间隔以后，“距离产生美”，这时候百姓就不再“偏不以为假”了。
后世的百姓没有跟刘备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受到他言行的感染，所以心明眼亮，可以辨析出刘备行为的真假。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歇后语：“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这是老百姓阅读《三国志演义》以后的一种深刻的感受，融入了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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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读三国 说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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