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父亲——八路军回民支队的革命老战士雷云诚归真20周年的忌日。我们主麻在皇后清真寺为他老人家接杜瓦祈求安拉慈悯他提高在天堂的品级，永享乐园。傍晚为他老人家和家族的所有亡人炸油香以示祭奠。
只有亲身体味过失去至亲致爱的亲人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生离死别这句话的痛苦含意与分量。
2000年10月1日中午，和往常去松堂医院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先回沙河看过奶奶，简单吃过午饭，就乘四弟孝东的车来到沙河敬老院，到那正赶上院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在给爷爷喂奶，我们把纸盒装的奶和葡萄等吃的东西让他看过，我给他剥了两个葡萄，由于他那倔犟的性格和十死一生的生存能力，给我的一贯印象，以及当大羿问他是谁，李军问他是谁，他都清晰地微笑着答出“你是我大孙子”，“你是我大儿媳妇”。我认为他至少还能坚持两个月。但我忽略了他那正在散开的瞳孔和吃食下咽的困难，只是他那听完李军让他“睡吧”的一句话，倦缩着向床内转过身的一瞬，给我留下永难拂去的印象，那不愿过多地麻烦我们，以及最听我的话和自幼最疼爱我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凝固在这一动作中，像电影意识流的慢动作，一次次、一幕幕地不时地闪现在我的面前。
回家后的那一夜，父亲的背影不停地在我眼前浮现，以至使我失眠，第二天一早下意识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老人家接回家，电话中我和弟弟商量，你们没时间，我自己打的士去，我愿意暂时不画画来侍奉老人，四弟说接回母亲怎么办，她再倒下怎么办？我说那就放在医院，我马上联系沙河医院院长的弟弟武长友（我的发小小学同学，现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最后弟弟说不让我管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呢？还是我最终没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呢？（母亲也愿意将老人接回）。总之，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没能行使长子权力、尽到最后的孝心的终生憾事。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继续收拾那丈二巨制《九九归一》的龙画，由于10月1日前，我在一单位的大办公室（因那里有一块一丈余的画毡和大案子）刚调整完此画的整体云气和布局，下午4点多，终于落款和盖印。完成这幅制作过程间隔了一年的大画，使我心情稍微舒口气，为放松一下，我到楼下小转了一圈儿散散步。我下楼时姥姥和大羿李军上楼。30分钟后转回，李军正在楼下等我，匆匆说奶奶来电话，爷爷可能不成了，我咯噔的心一紧，没上楼直接马上全家打的上高速路直奔沙河敬老院。
1998年底，由于我们四个弟兄都要忙工作忙家里，母亲腿脚不好，重病8年的父亲越来越重，几次从床上掉到地上，弟兄几个经常赶上给他擦屎抹尿，经商量，四弟开车将老人送到市内，位于天坛南门附近最好的临终关怀的松堂医院。在医院每日24小时的精心护理下，这位快要不行的老人（在家已不能吃喝，大小便失禁）终于又享受了人间八个月的福。弟弟和母亲离那儿较远，他们每月去一两次，我们离得近，就轮流每星期去一两次，每次都为他带去香蕉，桔子，葡萄、酸奶，鲜牛奶，蛋糕，绿豆糕等平时老人爱吃的食品，他的食量越来越大，体质越来越强，并多次向小孩一样，张开大嘴哭喊着回家。这个医院还定期有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志愿者到这里体验生活，献爱心，经常有一位学医的回族女大学生，来看这雷爷爷给他买吃的和他聊天。
由于费用高且全部自理，母亲和弟弟们看望他又远，经商量，8月末将老人接到沙河敬老院，这样母亲和弟弟们看他方便了许多 ，可能是条件的问题，也可能是“主命”的定然，老人安详地在这里顺主归真了。
当我们来到老人面前，他的体温还和我一样，只是缺了那口气，我懊悔没能让老人在家归主，懊悔没能分别前在共语一声，为他接个“都阿依”，共诵“清真言”。我扑在他的身上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并把他那不见我就不瞑目的左眼抹了三次才为他闭上。
我忍痛将这消息告知原国家民委老干部局局长好友老朵斯梯刘隆，他劝我节哀，并马上联系和安排第二天将老人安葬到北京市回民公墓的事宜。之后，为了却父亲回家的遗愿，我们把老人接回家，他静静地躺在生前的床上，就像睡熟了一样，我就躺在他的身边陪伴他。
弟兄四个平日里各自奔波在现世的忙乱中，很少有时间长聚，这一回，是老人家将我们召到了一起，诉说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和父亲生前那倔犟耿直的性格和充满坎坷传奇色彩的一生。
1923年，时处河北省的武清县杨村镇五街，约50岁的巴巴（爷爷）终于得子，即是我父，并按家谱“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排字忠，取名忠富，经名叫穆罕默德。他上有四个姐姐，最小的也长他6岁。现今武清已早在文革初期归属天津市，雷记在杨村也有五六百口子，多以种地作小卖买为生，俗话说：“自古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故以“穷雷”世称回回雷，原来有南北两个院子，南院较富（据说有家谱），北院较穷，再早据说这里的所有雷姓都是出自哥两个挑担落户这里，其中还有个拐腿。后来又有一种“随明燕王扫北负伤落此”之说。老爷子仅有一座土坯小院，前脸三间土坯茅草屋原来是我爷爷做豆腐脑和烧饼门脸房，，后面三间北房，仍是土坯茅草房，院内植枣树两株，虽然清贫但非常干净。门脸房紧挨接着京杭大运河的防洪大堤，堤下是一小道，五十多米处便是过河的摆渡，茅屋旁一弯老态龙钟的垂柳，一位消瘦和善的老人，往返迎来送往着这七庄八店儿的人和故事。摆渡的南上坡，一座高大雄伟、青砖绿瓦的清真南大寺，座落在这流淌了千百年的古老运河边。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路过时，曾见这寺雄伟庄严，特意落脚，并留下御笔匾额，几经世世沧桑，如今这一切都成烟消云散里的记不清故事。
由于老来得子，爷爷和奶奶对他宠爱有加，虽然后来又有了弟弟雷忠岳，其童年奠定的性格是一生难以改变的，家境的拮据，使他读到高小五年就失学了。杨村和整个武清一样，过去到处是水洼，有史记载，古代（汉代）雍州和后来的雍阳之称即来源于水，小时常听父亲和家乡人说杨村十年九涝，就连蛤蟆撒泡尿都会发大水。他13岁那年，雨水特别大，河水暴涨，放下书包的他，挑起两个土篮，头顶草帽，赤脚加入到固堤抗洪的成人行列中。之后又随我爷爷去县城卖烧饼、果子（油饼）、豆腐脑。
江 湖 闯 荡 铸 人 生爷爷归真后，我父亲就担负起了一家的生计，冬天和伙伴们钻冰窟窿，下水摸鱼，上来后在架起的柴禾堆旁烤火，再用热酒驱寒（这可能是他违反教规的原因，可吸烟是小伙伴们好奇所至），一次次下水一次次烤，够一定数之后再去卖。去火车站租车驮二等（就是用自行车带人），从杨村火车站将客人送到各村，挣些“拉脚”钱。稍有了钱，就买辆车带人，或是带货。十几岁的他带个大人很吃力，有时断粮，勒紧裤腰带也蹬不动车，浑身直冒汗，好心的富人就让他坐在车后，骑到可人家又给这小拉脚的钱又给玉米面贴饼子，谢过人家他边吃边飞快骑到家，让那老母亲去买粮食。长大后他和同龄晚辈们从身处的敌占日伪区为解放区采买，将那里的药品、道林纸、盐、糖、粮食、水银和肥田粉（可能是化肥）等物资送往解放区，用他们话说，那是在挣用命换来的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头干事。他经常给我们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青沙帐里逃生”，一个是“过卡子”。
一次他和雷孝堂等几个人和邻村的几个人趁着月色，骑车带着货往解放区走，他们静静地走在一片青沙帐的田间小道上。突然前方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感觉最前边的几个人就倒下了，他对伙伴说：“不好啦 ，快爬下！”顺势连人带车就倒在田里，等那机枪一梭子打完的间隙，他把车子一掉头飞身骑上而逃，当第二次机枪响起时，他们已绕道脱离了那个险境。
另一次是带了约二百多斤粮食过一个路口，按规定，凡是从那日伪军把守的岗哨前经过，不管查不查你，都必须下车，那回不知他头脑怎的开了小差，竟忘了下车。当他反映过来时，已从岗哨身边擦过，那当兵的立即叫起来：“你这小子怎他妈的不下车！”他说我这时再下车不是丢了命就得脱层皮。就说了声：“孙子，下回见吧！”便脚下加劲飞也似拐进青沙帐那羊肠小道，等那些黑狗子反应过来时，嘴里嘟嘟地吹着哨，打着枪，骑车追了下来。这老人家不管在地上和水下，都练出了一身本领，哪能让他们追上。掌灯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葛城村苏桥南那个交道站。他只顺势喊了声来人那！便连人带车倒在那儿。当人们把他扶进屋里一看，棉衣服让汗水湿透已外面结冰，里面贴在了后背上，粮袋挨了两颗子弹，自行车条颠断了7根，这是他总向我们炫耀的胜利之一。后来从天穆村通往解放区苏桥二分店的路线被日伪军彻底封锁了，就去天津河北大街小红桥的“恩德祥”当伙计，打烧饼作勤行。那期间，他曾凭着一身的好水性到天津水上公园给游人做潜水摸鱼表演，也着实是个风云人物。
平津战役打响时，他回到了杨村，一边驮二等，一边在火车站当铁路上的临时工，并在老家加入了工会。
挥 汗 建 设 新 中 国1952年，他被正式征调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在那当过一段二百余人的带班主任，他曾有一个食指大小的圆形图章，经常指着它对我们讲：“你爸爸就是因为没文化，还因为不会拍马屁，要不早就当上更大的官了。看这手戳小吧，没有它，那二百多人就开不了工资。”
北京前门火车站
后来，他被调到“清华园”站，又调至沙河站，在那个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火热年代，人们发自内心地为建设祖国出力，真是出大力流大汗。父亲那批人时值30岁上下风华正茂，是战斗在最前线的生力军。他们扛盐包，背粮食，把接近一尺宽两尺长的铁锹耍耍得翻飞，经常被调到漫洼野地在刺骨的冰天寒夜里用铁锹一锹锹往货车厢的小窗口里装沙子，那高约3、4米高的车身，小约一尺左右见方小窗口，一锹要抛进去三四十斤沙子，要一点点从那小窗口把那几十吨容量的车装满。可既需要体力，又需要耐力，更需要有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的恒心。许多和他一起来的工友累得哭爹喊娘呼天喊地，有的再也坚持不住就逃回了老家。父亲是条硬汉子他坚持着从来没动摇过，但饥饱劳碌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最终使他患上了胃溃疡，关节炎，血压高和神经衰弱症。因为当时他们每次大汗淋漓之后，只睡在头顶青天，下卧荒滩的帆布帐篷里，所以他们那批人，基本上没有一个落下好身体的，而且为了驱寒解乏都学会了喝烈酒。我小时记得他经常因为胃痛或头疼，疼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头疼就用一条毛巾勒脑袋，或往墙上撞。
沙河老火车站
实在忍不住了才去医院。那时家在沙河医院在南口（我就出生在南口铁路医院），一位和父亲关系非常亲密的女医生曾一再动员他做胃切除手术并说你一定逃不掉我的手术刀，父亲就和她打赌坚决不作，结果若干年后还真的养好了。但是父亲病重时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歇了病假，这就引起了当时沙河车站一个时任工会主席兼治保主任叫王富贵的小头头不满，有一次父亲找他去换会员证，王说：你的会籍早开除了。父亲问他为什么，在哪次会上公开宣布的。那时他年轻气盛力气也大，揪住王的脖领将他从办公室提到站台上，（沙河火车站所有的工人中，能将一根火车轴从一头扛起的，只有两人，其中就有我们的他老人家。）要同他一道去总工会说个明白，在工友的劝解下，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可这为父亲日后埋下了无穷无尽的苦难祸根。
沙河朝宗桥
没过多久，王和南口铁路派出所的孙福君所长，在沙河站给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整材料说他干过土匪，抢过东西，杀过人，并在北京铁路公安分处作了暗地里的判决）。这帽子曾压得我们全家透不过气来，让我们全家曾风雨飘零，流离失所，到处上访，沿街乞讨，几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南口老火车站
1962年，父亲被调到“清华园”没几天，又被调到南口火车站在零担班工作，他们的迫害进一步加剧，王也升到南口任总务。一天车站装卸主任兼治保主任邢天祥，亲自跑到南口铁路医院外科，让姓贾的主治医生给父亲开了医疗证明（证明我父亲有几种疾病，不适合在铁路工作，真是岂有此理，人为铁路卖命得了那么多病，就证明人不适合在此工作），伙同站长、派出所刘所长，给他施加压力。（记得那时我还没上学，经常跟着父亲坐火车去南口站，在派出所里，我深深地记得一群警察是如何与父亲唇枪舌剑的打嘴仗，我被那情景吓得后来不敢进去了，但夜里总作恶梦，就在上了一二年级时，还经常夜里撒癔症睡梦中常遇到火车冲着我和父亲开过来就蹬腿在梦中大叫爸爸爸爸），每天不许他上班，但天天还要到南口派出所报到，不给通勤票，往返车票还要自己买，在这强压之下，父亲也坚持决不回杨村老家。最终双方妥协父亲获得800元的“疾病退职”补偿，被安置在沙河居委会，成了一个拉家带口的自由职业者。
老人家是个勤劳聪明之人，他最终没有硬顶到底，而退职到地方，用退职的钱买了自行车、鱼网，焊黑白铁壶的锤子、剪子、砧子，焊锡和黑白铁板，在北二村大街的榆树上挂起了招牌，有时骑车下乡去农村吆喝“焊白铁壶喽，换壶底换盆底，卖烟囱喽”，简单的就在当村解决，复杂的就带回来叮叮当当地作。没有人教过他，他也没向别人学过，换壶底，换锅底和盆底，他一做就灵。快冬天了，他就去回收公司买来许多洋铁桶，剪开敲打成一节节烟筒出卖，有时带我们去秋收后的大田里去刨白薯，捡麦子，有时做一个抄子，带我们去抄蝗虫，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有人仅靠公社分配的混合面度日，而我们全家，凭着父亲那800元和他那双巧手，平安地渡过了那艰难的时期。我只记得最惨时只吃过几顿难以下咽的麦麸子黑窝头和野菜团子。因为父亲会织渔网，吃鱼倒是容易事，只要父亲知道那儿有鱼，回来绝不放空，就连我们的房东（我们叫她四姨）一家和周围的邻居，都能沾上父亲的油水。也就在这时，我们了解了他自少年时代练就一身功夫，一辆自行车他可以将母亲和我们弟兄一家五口人带上去拾荒挖野菜，他可以凭两只脚管住自行车前轮，两手抱胸平地定车，可以在路上坐在车把上骑倒车这些本领我只继承了织渔网和撒渔网还是两把网而他老人家是一把网的绝活我们谁都没有学会。
那时母亲赵明英（她与我父亲结婚之前是天穆村团支部书记虽然只上了三年的学）常去沙河周围做临时工，不是在粮库上跳板扛粮食搬豆饼，就是去矿山装矿石或是去装卸煤，她年轻时不但长得漂亮，还有一个能吃苦的健壮的好身体。姥姥和姥爷 是天津北郊天穆村的赵姓穆斯林世家，姥爷一生赶大车养活七个女儿和一男儿。刚和我父亲结婚来到沙河时，母亲一身旗袍一头飞机发，俨然一个大资本家阔太太的形象，大家都议论她在沙河待不长，可一晃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她早把沙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种平静的生活一直沿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前，那时我们已从北二村的马家搬到新买的工商街中部的两间门脸房里（父亲把家乡的几间土屋卖了，加上退职剩下的一部分钱）。记得刚搬进去，父亲就请阿訇宰了只大肥羊，炸油香，我们全家接都哇伊。半夜里放在后篱笆院的那张大羊皮不知是被狗叼去了还是被人偷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蒸的大馒头又白又大，我经常拿着给邻居的孩子们吃，那时人们的关系很融洽，我印象中，我家离居委会只隔四五家，父母和街道的领导的关系也不错。
自认棍棒出孝子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教育孩子确有一套，他宽严有度，也可以说宠爱有加但严厉过度。作为长子的我自小最受疼爱，因从出生至六岁时正是父亲在铁路上挣工资最多 ，子女不多生活最优越的时期，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玩的用的一切都像共产主义。我从小爱画画他就画些火车、飞机、大炮、汽车教我，为我买书、拿纸本和铅笔、彩笔和粉笔。上学时也总对我说你用的纸和笔摞起来比你还得高。
但爱是疼爱，管教可是极严厉的，只要不听话，轻则罚跪挨训（记得一次过年房东马四姨给了我五元压岁钱，我抽个空子就去了书店，买了好几本我喜欢的《岳飞传》《杨家将》和《西游记》，回来父亲知道了，说今天是过年，你随便花钱，我不打你，去炕上跪着去，跪了很久，是父亲的一位铁路同事来串门，才为我说情过这关。）重则扇耳光，用扫帚把打屁股，那时绝不允许别人劝解。快上学了，别人欺负了我和弟弟也不敢还手，就因为只要打架不管人打你还是你打了人回家都得挨打。有一次，父亲亲眼看到我们在“坏”孩子面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受了欺负，他从此就再也不管了。
后来，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真打了几次像样的架，把对方不但打怕还给制服了。有人找到家或是家长、老师找到家，父亲只是问问再没打我。因为他知道我那是出自忍无可忍和为了同学抱打不平才还手。相反那些同学因不打不成交反而跟我更好了。
上学前后弟弟多了父母亲都去干活挣钱，看弟弟和做饭就成了我的事，尤其是放假哪个孩子不爱玩呢，可是让父亲发现就挨揍，即使是背着一个老三，拉着一个老二，一起去玩，回来也得挨训。往返两里地去巩华城西门洞威漠门的粮店买粮食，冬天到溜滑的井台上去挑水，挑不动整桶挑半桶扁担钩链长，就在扁担上左绕一圈右绕一圈。那时总觉得当老大冤，挨训挨打更冤心中不服，挨一次揍就在房东大院门外的门框上划一道，说长大了一定要报仇。后来也忘了划了多少道。
巩华城（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父亲这种方式他一直沿用到我工作才罢休，但对下面的几个弟弟他基本上就不管了，因父亲认为管好我这排头兵他们自然就可效仿我了，其实不然在那贫困的年代对子女的教育稍有疏忽就会浪费了他们的远大前程，比如我的四弟高中毕业最有希望读大学父母不管任他自由生长真的贻误了他。
他用这种方法曾失败地管跑一个孩子，他叫雷孝来，是我闯关东的东北大姑家的独子，大姑和姑夫无常（去世）后，他到北京来改姓随我父亲，记得有一次他偷着去游泳回来被老爹怀疑，在他胳膊上用指甲一划道就知道一二，结果大来子哥哥在院子里罚跪又是来串门的工友说情老人才放过他，后来他不理解老人的心就投奔了我天津的姑姑，再后来就不知道落到了何方。
这说明教子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亲子不同的孩子不一样，对非亲子更不一样。总之，我理解他的苦心，从他为我起的名字“孝书”就能说明他对我寄予的希望我没有让他失望，今天为他，为家族，为民族争了光。
经风雨见世面1966年春夏，一切都很快改变了，先是学校里的中学生造反了，校长和领导者都被戴上高高的纸帽子让他们自己敲锣打鼓批斗游街，接着就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老师。工厂和街道也开始了，第一批、第二批开始被揪出来斗了起来，我们心里害怕，又悄悄庆幸自家没有被裹进去，但美梦不长，终有一天夜里，一群红卫兵打着手电闯进我的家，翻箱倒柜，揭顶棚，挖地三尺，把我好不容易积存的数十本“小人书”和父母的照片，以及一把美国造的“MADE IN USA”的合金铝餐刀都给抄走了。我们蜷缩在木板床的角落里，看着这记忆终生的一幕。
紧接着，我家的门框上窗户上就贴满了“打倒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的孝子贤孙”“革命人民的阶级敌人”之类的标语。父母亲也先后被集合到街道办事处的院里挨批斗。有一次，我在晚上悄悄钻进人群，见黑压压蹲在地上一大片，男男女女，年老的六七十岁的，年轻的二三十岁都有。母亲因历史清白，不久就被放回来，父亲那从铁路上带来的“历史反革命罪过”就在劫难逃了。我们也自然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狗崽子。学校也因罢课闹革命而放假。我刚刚要读五年级的上半年就只能待在家里了。几次批斗会之后，在一个秋风苦雨的夜晚，我们弟兄四个（小弟才两岁）同父母一道，连同所有家具都被装上火车，北街道造反派看压送到老家杨村火车站。那里的雨和北京的一样天是一样的冷夜是一样的黑，押运的人和站内派出所联系好后，把东西卸在库里，把我们放在了杨村火车站就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
第二天早上一位村干部和一位雷家乡亲赶了一辆牛车接我们回家，当时刚出火车站还没下坡牛就惊了，车上坐着三个弟弟和我母亲连人带车就冲向了右边的水塘，终因车把式老乡死死往怀里拉着那牛头从那大坑的边掠过，有惊无险这是老牛先给了个下马威。县政府把我们全家安排在五街，从一个五保户朱老太太的院里给我们找了一间10余平米的土房，一间屋子半间炕这一住就是一年多。
父亲是个乐天派虽然身处风暴中也经常给我们讲他当年的神奇故事，当时父亲胸前缝了一块屈辱的黑色方布块，上面绣着字那既不是八路军也不是新四军而是“黑五类”三个字。他经常指着那里给我们讲他当八路的往事，而一说起来就眉飞色舞，且先是从他们的服装讲起，青绵袄青棉裤匝绑腿一双青面撒鞋，腰带上插着匣子抢，在敌占区神出鬼没，昼伏夜出，他经常和战友打前站到老乡家里号房子，有时清晨外出采购恰巧发现敌人的特务队也住在街对面的老乡家，巧妙的甩掉敌人，再迅速的通知队伍转移。他经常给我们讲的是端鬼子营盘和认干娘。那是一次他们边区手抢队和武清县大队的里应外合的联合行动，许多鬼子被打死和炸死了，当他和一个战友在鬼子炮楼二层缴获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和两支三八大杆时，发现鬼子小队长尸体的旁边蜷缩着一个裸体妇女，他俩拉开那鬼子时，那女人吓得叫起来，并跪在那不住的用日语叩头，父亲心软，扯过一条被子扔给她，队伍陆续撤离战场，为了图快，他们从炮楼的二层背着枪跳了下去，这一跳让他俩半天没起来，要不是年轻就别想走了。
还有一次是部队首长让他星夜骑快马将一包裹交到百余里外的上级。由于骑马没有骑自行车熟练，半路上不小心摔了下来，左手腕伤了，摔折了中指并留下了终生痕迹，幸亏当时摔到了一个好心百姓家门前，这家只有母女俩，听说是八路又喂水又喂饭，并悄悄找来大夫为他治伤，当大夫问这是谁时，母亲说是自己的亲侄子。大夫走后父亲为感激她娘俩就认了干娘。第二天夜里他带着伤继续赶路，终于在天亮前将包裹交给领导。原来那里装的是许多金条和许多现银元，父亲心想这任务太重要了，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领导听他汇报了路上的经过，指示他一定要去感谢那双母女，回来的路上他匆匆谢过那娘俩，便返回了部队。从他不止一次的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的表情，我深深的理解到他对那母女俩的感激之情。部队的碾转和奶奶的病重使那故事成了永远。一次乡亲捎来信说奶奶病重无人照顾，忠孝不能两全的他忍痛请假离开了一起生活和战斗的战友和首长回到了奶奶的身边。从此他再想回部队就一直没有联系上，解放后听说张克明在口外当了坦克团长，李某在那儿当了营长。所以，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要不是短假不归不是战死了，就是当了官，不信你就去看我的档案，即使是挨斗时他也是这麽说。
开始，父母亲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我和弟弟们及邻居的孩子们玩耍，后来我在当年的二小上过几天学那时这学校是叫杨村二小，记得农村的同学都挺喜欢我，在那儿学的一首歌是毛主席语录歌“我们的教育方针……”我现在还能唱，学背“语录”和“老三篇”， 学数学的是小数点，语录背得不错，数学总是稀里糊涂。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学校养的那大大的蓖麻蚕。
那个时期应该说生活上比在北京还有保障，和农民一年的口粮一样人家分啥，我们家里也有啥，看着那一袋袋的玉米，麦子、红豆绿豆和杂粮，着实手里有粮，心不慌，只是父亲那胸前黑牌和大喇叭声中传出那批判的声音让人心头压了座山，平日父母下田劳动，乡亲们还很照顾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亲戚也是远亲，也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到大田里干过庄稼活。可总还有阶级觉悟高的，尤其是那些当干部的晚辈给予父亲的专政，老人从心里不服，还急了常对他们骂大街。
老人终于忍不住了，他跟村干部说完就去找镇里，找县里，找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找支左办公室的军代表，找公安局和法院，他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是觉得自己冤枉，他一直相信自己的清白和共产党的政策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他说“家乡的很多人是和他一起长起来的，一起摸爬滚打到今天，谁都知道谁，我的历史没有那么多问题，请各级领导本着党的政策，给我调查落实，我如果有，抓我、压我、枪毙我都愿意。没有就请政府把我送回北京。”
武清县政府终于做出决定，派四个代表一辆大解放卡车，批了些钱，把我们全家又送回了沙河，家被封了门，就把我们卸在了居委会的大门过道里，这门道虽说没有门，没有窗，但上有瓦房顶子，且面积够两间房大小。这一住就是一个春秋，没有粮食，父亲就去撒网捕鱼叫卖，或去作焊黑白铁活。有一次，骑车近二百多里，竟然从从杨村老家驮回一面袋麦子回来再去磨面，这不仅说明父亲有本事，也说明家乡父老对我们的了解关怀支持与同情。
父亲的许多农民朋友，我的小伙伴父亲的渔友和一些好心的居民经常接济我们，许多人白天不敢就偷偷地在夜里给我们送吃送喝，我的农村同学张学哲家与我们住的门道只有一墙之隔，他妈妈胆小，奶奶就背着家人让“小片儿头”（学哲小名）登梯子隔墙头给我们送煮玉米、煮花生等吃的。
在那大门道没风没雨还好，只要下雨一刮风，我们可就惨了。
有一次，我原上学的中心小学的几位老师去派出所办事（当时派出所和居委会都在那大院里），见到我非常心疼，她跟那几位老师说我学习挺好是个好孩子，我非常感动，他们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做梦也想上学，他们痛快地让我第二天就去学校报到（这期间一个叫张德生的街道副主任，威逼强压，让我父亲找熟人把我家那两间门脸房子卖掉，否则就政府没收了，父亲不知这一招是他们扫地出门要斩草除根，结果200元钱买给了一个所谓的唐山老乡）。当天夜里我还做着上学的美梦，没想到天还没亮就来了一辆大卡车，跳下一群戴红袖章的街道造反派，把东西和人全都装上车，又把我们送回杨村。
在那秋风落叶的季节，我们又住进了朱家小院那土屋，只不过这次再没有人给分粮食了，因户口已从杨村迁出。马上冬天就要来临了，我父亲暂停回京的准备，又操起了捕鱼和焊壶底换盆底的生意。俗话说：为主的饿不死没眼的家雀。
父亲走街串巷，他一边吆喝接黑白铁活，一边留心各村的沟沟塘塘，一天在杨村火车站南的下朱庄村，见那坑水翻坑，很多鱼把嘴浮在水面上呼吸，便回到家里准备好鱼网、麻袋、手电筒和一个挂在车后的大筐。第二天早四点左右，把我和二弟叫起来骑车带着我们往下朱庄，到了坑边他让二弟看车，我拿着麻袋跟着他，看他凭着经验和感觉来到一个背风处，用手电一照哇！一大片小鱼嘴在朝天呼吸他脱掉棉裤，踏着刚结的薄冰，两手分好网看看能够着鱼群了，就刷的一下把网撒过去，紧接着，他放开所有的网绳回到岸上穿上裤子，又焖了一会儿就慢慢地往回收网，当网纲刚冒出水面时就看见一团鲫鱼，再拉网眼也挂着许多，到底下的网兜里就更多了，他让我张开麻袋连鱼带网一团就塞了进去。放到车筐里带上我们飞驰而归。那心情，我们又高兴又紧张虽说不是养鱼池，是水坑自然生的鱼，但在那农村都没有这种捕鱼工具的地方，要是让老乡发现也不好说。
杨村运河
就这样，下朱庄的大水坑救了我们一家人这一冬的命。从第二天起早晨四点多钟，父亲把我叫起，趁着夜色，驮了两铁桶连鱼带水四五十斤一路骑车到天穆村姥姥家。叫起姥姥和姥爷，拿上大木盆把鱼放在里面，用姥爷的木杆盘称就到街市上叫卖起来，大鲫鱼喽五毛一斤喽！一上午就卖光了。在姥姥家吃完午饭，再往杨村返。第二天早上再去捕，在盆里养一天，明天早晨我再去卖。一直到大雪封河。
冬天没事父亲织鱼网，焊洋铁壶，我们弟兄就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做个木头轱辘车，到火车道边去扫土煤（火车烟囱里喷出来的煤渣）或拾柴禾生火做饭取暖用。
春天来了，我父亲再找武清县，他们又把我们送回去，那边又把我们送回来，往返曾折腾了六个来回，所谓的家具也都托运到沙河火车站，最终谁都不管了。记得有一次父母亲拉扯着我们来到沙河居委会找那里的领导，时任居委会主任的吴文光（他是解放战争中投降反正的原国民党兵，运动一起来他就首先组织起了造反派任组长，今天看来这个有文化的回族同胞因为自己的身份是先发制人呐）见我们就怒发冲冠，将他手里刚灌满的热水瓶抛向我父亲，幸亏他躲闪得快才没烫着，紧接着吴又抄起一把铁锹打向我父亲，是同院的一位女户籍警给拦住，当时又出来几个人把他拉走，又把我们也哄出了那里。
我们就跟着父亲流落到北京市内。他怀里揣着户口本，家乡的证明信，铁路的病退会员证，带着我们去北京铁路局，铁道部、铁路公安分处，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最高人民法院上访伸冤，在那动荡的年代，在那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们都蒙冤受苦，在那冤魂遍地公检法都被造反派砸烂的特殊年代，谁能管你这小小的草民呢，有谁能说自己能自身可保呢？
父亲开始还有一点积蓄，后来慢慢用光了，一位上访的安徽老婆婆和我们相识，他的丈夫是个教师，不但被造反派打死，连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打死，她把自己从家乡带的炒面给我们吃，我们起初还怕有猪油，不敢吃，那婆婆说，这是干炒的，我家里哪有钱买油。不几天，那炒面被我们小哥几个吃光了，婆婆就教我们，“孩子，你们还要长身体肚子要紧，别不好意思把手心向上去要吧。”从小学雷锋，学王杰等英雄的我从小沐浴家长、老师和亲朋好友的宠爱，终因无法生存而厚着一张稚嫩的脸，带着弟弟们伸出了乞讨的手。
从北京站到西直门火车站，从永定门火车站再到前门西站，从东单到王府井，从西单到东单，从铁道部到中南海后门，父母亲背着老四孝东时我就背着被子，他们背着被子时就让我背着四弟。在上访的路上，在混乱的盲流、乞丐和各色人流中，我们乞讨上访，上访乞讨……就在前两年和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相聚，最熟悉的对门同学蔡德宇说有一次回河北老家经过永定门火车站，记得你们家在那里用纸盒子搭了个棚子住在下面，看着真惨，都没敢和你们说话。
196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和许多类似家庭一样，在永定门的露天广场，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说整个车站被包围了，我揉揉眼去看果然是戴着“首都工人民兵”袖章的工人们，一个个手挽着手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接着就用大卡车把所有的大人小孩都送到了陶然亭小学，记忆中的这学校真大，前边三四排约20个班，后面一个大操场。那由解放军和造反派共同管理，伙食不错当时是按照每人每月14元的伙食费标准还有回民餐。大人们被逐一过堂审查，孩子们则每天由解放军叔叔带着去上操，学毛主席语录和唱革命歌曲。父亲由于怀揣许多证明轻易过关，很多说不清身份无证件无证明的人，在夜里过堂时遭到像旧社会的打大板一样的刑罚，真似鬼哭狼嚎响彻夜空。
逐批分期的审理之后各类人员被遣送回原地原籍，我们被作为老大难高升至崇文区党校，在那里又住了两个月，待遇比学校又好了些。这期间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大量的工作，曾与武清联系准备将我们遣回，但武清坚持它的历史问题不搞清我们不收的原则。最终，他们命令昌平公安局把我们全家接回，记得一位姓孙的县局遣返办公室主任，带一位青年，一同把我们又坐火车带回武清走了一遭。结果到那儿各个部门谁都不接待，就这样他们把我们全家带回昌平县，暂时安置在鼓楼东街的昌平县党校（就是电影李向阳枪毙地主杨守业的院子里）。过了一冬，1969年春天，昌平县公安局又在沙河工商街147号院把我们全家的户口安置上，从房管所要了一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公房让我们住下。自此，在父亲的努力奋争之下，在我们全家和他一起经历数年风雨飘摇之后，终又回落到第二故乡－－北京市昌平县（现改区）沙河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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