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0年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便断言，“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因此，人类历史可能已进入最终定型的阶段，也就是“历史的终结”（来自其文《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结论虽然“夜郎味”十足，也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社会的理想共识，但其言语所揭示的根本内涵却不容置疑——“自由”＋“民主”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架构。事实上，不只今日，自从其诞生以来，“自由”和“民主”便是西方世界的思想基石。由此也可知，“自由”、“民主”既是走入西方思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欣赏西方社会的最佳窗口。
正因如此，本文就先来介绍“自由女神”的前世今生；至于“民主先生”的来龙去脉，则留待下文继续。
与“民主”（democracy）相比，“自由”（liberty）的历史并不悠久；“民主”早在希腊的“城邦时代”便已成形，而“自由”则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新概念。但是，“新概念”不等于“新思想”；作为一个所谓近代的“新概念”，“自由”的实际内涵其实早已有之。这就是希腊世界的“无君无父”文化。
一，“自由”的前世，希腊“无君无父”文化纵观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任何一种理念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灵感乍现”，而是原有意识有迹可循的“自然演进”。在此过程中，人类已有的情感走向、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可能诱发或催生“新的思想”。事实上，降生于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就是古希腊已有的“无拘无束文化”的演变结果。进一步而言，近代所谓“全新的”自由思想，其实是古希腊“狮兽野性”，经过西方的“理论升华”，而形成的“思想成果”。
以上判断基于如下依据。首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所谓“迈锡尼文明”与“希腊文明”都属于原始而野蛮的“文明形态”。其次，只有“原始而野蛮”的文明，以及“崇尚自然”的生活姿态，才会孕育出“随心所欲”的文化认同。也只有“无拘无束”与“随心所欲”的文化底色，才能为“自由女神”的未来崛起提供适宜的文明环境。
这一点，既可在“希腊神话”里，也可从“希腊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1，希腊神话的“无君无父”现象
当初，古希腊人之所以创造一个宙斯家族，无非是要给“无法又无天”的“伯罗奔尼撒世界”找一份精神的依托，或心灵的慰藉。然而，从“希腊神话”中我们看到，作为希腊世界的“天大王”，“管天管地又管人”的宙斯明显有些“德位不配”。
具体而言，虽然宙斯功成名就（将其父一举赶下‘神山’、自己得以成功上位），且家族显赫（权倾天下的‘十二主神’就都是宙斯的家眷亲属），但“天王”却有个好色的“老毛病”——他不仅在天上胡来，与众多“神灵”不清不楚；更常常到人间乱搞，多次勾引“良家女子”。例如，“特洛伊战争”的头号罪魁、曾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西方头号美人”海伦，便是宙斯与斯巴达皇后勒达的私生女。
其实，如果用中华的标准衡量，宙斯无疑是典型的“无道昏君”，也早该被“有道明君”取而代之。不过，由于西方祖上的“立神标准”明显低于中华祖先的“为君之道”；因此，尽管宙斯如此荒淫无道，却仍可稳坐天王宝座。只要“法力”犹存，天王便可保其“魅力”不减，并继续将整个希腊世界玩弄于手掌之中。
而宙斯自身的“品质瑕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希腊文化始终无缘领略“君临天下”的“王者之仪”。最终，希腊文明生出的是一种“天王本无道”、“凡人自无德”的道德传统；时至今日，这一“淡薄道德”的古老传统仍旧制约着西方世界的伦理深度。
此外，传统的希腊文化不仅“无君”、而且“无父”。希腊“无父文化”的典型表现，便是希腊神话中不时闪现的“弑父情结”。借助广为流传的“希腊神话”，西方文明不仅结识了“用镰刀阉割”其父的克洛诺斯（即天王宙斯之父，后又被宙斯赶下神坛），也听说过“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后人则将希腊神话的此种现象概括为西方世界“弑父文化”，好一个西方特有的“弑父文化”。
所以，明向行远认为，从根本上看，“希腊文明”就是一种既无君、也无父的“野蛮文明”；用西方自己的说法，“希腊文化”则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天性文化”。
2，希腊思想，“个人为本”
就在“无君无父”成为希腊文化的同时，“自我为本”意识也在希腊世界得到普遍认同。具体而言，希腊人“自我为本”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形式有，“个人的哲学”、“雄辩得真理”、“怀疑一切”。
其一，“希腊哲学”，“个人智慧”
英文philosophy来自希腊语philosophia，字面意是“热爱（philo）”＋“智慧（sophia）”。可见，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就是“个人”出于对“智慧”的爱好而从事的一项脑力活动或“思想旅行”。由此还能看出，希腊的“哲学”一开始便从“个人”出发，并以“自我”为中心。例如，作为“西方实用主义鼻祖”的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年—前410年），就有一句名言传颂至今：“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存在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的尺度”。在这里，“以人为本”的“哲学态度”扑面而来——“人”说什么样，宇宙就是什么样。而这里的“人”并非“普通人”，其实是“哲学家”或“诡辩家”（又称‘智者’）。
此外， 苏格拉底虽然自称“一无所知”，但他却被后人推举为“大哲学家”，并且培养了一位高徒柏拉图。其实，他的“哲学”可以一言以蔽之，“不轻信” 任何人、任何事；就是用“怀疑的眼光” 看待一切。同时，他也有一句名言，“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便是，只有经过“自我”“检验”的生活才有意义，只有“自我认可” 的智慧才是“真理”。
当然，也正是由于其始终教人（青年人为主）“用怀疑一切的眼光看世界”，“大哲学家”才被雅典社会指控“伤风败俗”、“毒害青年”，并最终被处以死刑（服毒而亡）。
其二，“雄辩”得“真理”
根据以上对“希腊哲学”的初步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个人的哲学”只要往前再迈一步，就可能进入“个人的真理”。
事实确实如此，在“希腊三贤”老大（即苏格拉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个人色彩”浓重的“希腊哲学”果然结出了“真理”的果实。不过，该“真理”不叫“个人的真理”，而是“诡辩的真理”（‘诡辩’也称‘雄辩’）。当然，主导“诡辩术”的也不是“爱智”的“哲学家”，而是以“智者”自称的“诡辩士”。
因此，尽管遭到以“希腊三贤”为代表的“爱智者”（即‘哲学家’）的明显歧视，但无论在城邦的希腊、还是共和甚至帝国的罗马，“诡辩家”们的日子始终过得有滋有味。不仅如此，由于其群体更大、且更接地气，注重实用的“诡辩家”就比孤芳自赏的“哲学家”更有市场，也更代表彼时社会的主流意识。
就这样，“诡辩术”便顺理成章地变成希腊罗马社会名副其实的主流“显学”；不仅“打官司”需要诡辩，“升官发财”更离不了雄辩。以西塞罗为例，他不只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更是一位名扬天下的大雄辩家（诡辩家）；离开他的“如簧之舌”，他的“辉煌人生”恐怕将成“无本之木”。
最终，不知不觉中，长盛不衰的“诡辩术”、风光无限的“诡辩家”，就把希腊罗马变成了一个“诡辩的世界”；在这里，“真理”不是“别人的”，而是“诡辩家的”。
其三，“怀疑主义”兴起
接下来，除了“眼高手低”的“哲学家”，与“颠倒黑白”的“诡辩士”外，热闹非凡的希腊哲学界还迎来了另一位姗姗来迟的“怀疑论者”，其哲学主张就叫“怀疑主义”。“怀疑论者”以皮浪、高尔吉亚为核心，他们的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既“不相信”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更“不承认”人类判断的可靠性。不仅如此，进入近代以来，“怀疑主义”依然宝刀不老，启发出了“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直至今天，它对西方社会的道德意识、真理概念、甚至人生理念，都有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远在希腊罗马时代，无论是“高雅无双”的希腊哲学、还是“不可理喻”的怀疑主义，或是“俗不可耐”的诡辩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的思想我做主”。这些，都在客观上，为千年后“思想的自由”打下了哲学的根基。
简而言之，远在“古典时代”，不仅“无君无父”的希腊文化，而且“自以为是”希腊哲学，它们都在为西方未来的“自由思想”而铺路搭桥、默默奉献。
不过，在随后的基督时代，这些“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真理”、“主义”，都将被“万能的”上帝一扫而光。同时，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些“无拘无束”的文化、“我即真理”的哲学都没有灭绝；它们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旦“惊蛰”到来，便会一跃而起、满血归来。
二，文艺复兴：“自然”回归，“自由”诞生终于，西方世界祈盼已久的“文化惊蛰”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将会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西方历史“三剑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正是在这场人类文明大变革中，希腊传统的“无拘无束”文化才得以脱胎换骨，并出落成“自由女神”。
1，“天性”本“野性”，“自然”生“自由”
西方近代的所谓“文艺复兴”，其实是“希腊文艺（文化）”的复兴；例如，曾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的雪莱就曾说过，我们全是希腊的，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根源都在希腊。因此，这次“复兴”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希腊原有文化及传统的“翻新”或“升级”。
首先，古希腊特有的“狮兽文化”，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 和“再加工”，便演变成对“自然”（Nature）的崇尚。当然，这里的“自然”（ Nature）主要不是指“大自然”，而是万物的“天然状态”（拉丁语 Natura意‘出生，天然’）。因此，在近代西方的语境里，“崇尚自然”就不仅只是 “肯定和赞赏人与万物（以动物为首）的天然状态”；而且它更强调“人和兽”或“人与动物”的共性与平等。例如，在英语里，“兽性”与“天性”都可称为the nature of the beast；而 Animal spirits虽然字面意为“动物精神”，但它既可代表“动物的活力”，也能表示“人的生机”。此外，“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艺术界还出现过一种“高贵的野蛮”（the noble savage）时尚，就是“以野蛮为高贵”。而“高贵”与“野蛮”之所以能够“热情拥抱”，本质上还是起源于对“自然野性”热衷和向往。
再如，希腊时代“无君无父”的古老传统也有新的发展。以“弑父情结”为例。便成长为更高层次的“弑父文化”。进入近代，作为一种西方独有的、野蛮而反人性的邪恶心理，“弑父情结”先是被轻描淡写成普通意义的“叛逆意识”，从而得到“同情”和“理解”；不久之后，“弑父”被进一步“升华”，变身成了“反抗权威”的“可贵精神”，进而升格为一种具有魅力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就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过程就是从专制的“原始父亲”向民主的“兄弟联盟”的转变。
另外，希腊哲学“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同样在近代得以延续，并在笛卡尔手上得到发扬光大；由稍显蛮横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发展成清新脱俗的“我思故我在”。
就这样，在希腊“自然天性”全面复苏的大背景下，在“野蛮（即）高贵”、“弑父有理”等意识或理念的簇拥下，早就习惯了“无君无父”的西方文明，终于迎来了心仪已久的“自由女神”。
［另注，西方世界的“自由”一词（英语Liberty）来自拉丁语liber，其本意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进入近代、尤其“文艺复兴”之后，“自由”才有了“自主、自立、拒绝强制、人格独立”等等丰富内涵。]
2，“自由”得名，“资本”获利
从文明进化的高度来看，应运而生的“自由女神”确实没有辜负西方社会对她的千年期待；她不仅很快便显露出卓越的领导力和强大的整合力，并迅速在众多领域掀起了影响深远的系列“革命”。因此，考虑到“自由女神”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我们也可将这场西方近代的“社会革命”称之为“自由的革命”。
从时间上来看，近代西方的第一场革命发生在宗教领域，史称“宗教改革”。在这场“改革”中，首先由于“自由意识”的有力推动，又借着罗马教廷引发的“天怒人怨”，西方社会一举推倒了罗马教廷对“神的世界”的千年垄断；不仅夺回了“阅读圣经的自由”，还争得了“解读上帝的自由”。从此以后，“万能的上帝”不仅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还必须认真倾听、甚至坚决服从西方世界的“民意”；否则，广大信徒就会不断“改革”，直到如愿以偿。总之，无论在“神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西方都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接下来，“自由女神”再接再厉，又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向“黑暗的”现实世界发起了全面进攻。
在实践方面，“自由女神”亲自领导了近代以来不计其数的“自由之战”。既有“争自由”、“争平等”的国内革命，如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式的“大革命”；也有“争解放”、“争独立”的民族战争，如意大利、希腊的“独立战争”。自然，在所有这些有关“自由”的“战争”或“革命”中，“自由女神”都表现不俗。例如，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女神”不仅冲锋在前，而且还是“赤膊上阵在”。因此，作为匈牙利解放运动的著名诗人，裴多菲便对“自由女神”极为崇拜，并喊出了响彻世界的自由呼声，“若为自由故，二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
‘自由引导人民’：‘自由’不是吹的，而是打出来的
在理论方面，由于不便“抛头露面”，“自由女神”一般都借助“思想家”、“哲学家”之类的“文人墨客”，来阐述和传播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理念。以包括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等全套自由方案的“古典自由主义”为例，其主要代言人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
下面，我们则主要回顾一下，在“自由”思想的武装与协助下，“金钱”如何变身“资本”，“资本”又何以成为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
首先，尽管外表上金光闪闪，但“金钱”（即‘货币’）其实原本也只是一种可以买卖的“东西”（即‘商品’）。只是由于其特别善于“做买卖”，“金钱”便因此逐步变成了“买卖的媒婆”，也称“交易的媒介”。总之，直到近代之前，人类对这位“擅长交际”的“商品媒婆”并不十分热衷。例如，古人对“金钱”就远不如对“土地”或“房子”的热情那么大。
然而，进入近代，在西方世界，随着“自由女神”横空出世，以及“自由竞争”、“功利主义”等新思想不断涌现，不仅“人”自身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而且“人的劳动”（即‘劳动力’），以及“人的劳动的成果”（即‘产品’）也都变得越来越自由。这一过程也叫 “人的劳动成果”和“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此背景下，从前貌不惊人的“金钱”身价大涨，并成为商业场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货币”。紧接着，“货币”的地位再度攀升，进而成为通行世界的“资本大佬”。马克思把古老“金钱”的这次“华丽转身”称为“货币的异化”；同时他还指出，在“货币异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关键的“人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在近代西方的这场“自由大革命”中，尽管“自由”曾经大出风头，而且也算功成名就；但最终来看，这场“文明大变革”的最大赢家其实是含而不露的“资本大佬”。历史告诉我们，在借着“自由”的威力赶跑国王、贵族之后，尽管有过一些“历史的反复”（如法国的多次‘革命’），但“资本”还是最终（通过议会）掌握了西方社会，将“民族国家”成功地改造成实质上的“资本国家”。
明向行远小结：从源头来看，诞生于近代的“自由女神”，既是客观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希腊“野性文化”的“时代成果”。总之，无论“抛开文化谈历史”，还是“抛开历史谈文化”，其实都是“独眼看世界”；既不“立体”，也不全面。
三，“战后”的西方：“自由”步步紧逼，“道德”节节败退战后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西方原有的“自由”思想也在不断演变。其主要特征就是，“个人自由”不断膨胀、“伦理道德”日渐缩小；“资本自由”走遍全球、传统文化“四面楚歌”。
首先，与传统的“自由”相比，战后的“自由”在内容和指向上都有重大调整。传统的“自由”基本与“解放”相当，其主要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反压迫”、“反专制”，以及“解放人性”。而进入战后，“自由”的内涵却逐步向“权利”靠拢，其使命也从“解放人性”逐渐转向“争取权利”，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幌子。以“罢工自由”为例，当初西方社会确立“罢工权利”的初衷本来是“制衡资本、捍卫工权”；但在今天，为了“捍卫”一己私利，西方的工会就往往用“罢工”来“制衡”整个社会。比如，规模庞大的法国公共事业机构，就喜欢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让整个社会“有理无处说”。
其次，随着“自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对“他者自由”的尊重逐渐淡化，其对传统伦理的敬畏也在缓慢消失。以传统的“恋爱自由”为例，其最初的“光荣任务”本是打破“门第观念”、“家庭束缚”、甚至“阶级阻隔”，以实现真正的“情感自由”。可是，五十年代以来，以美国式的“性自由”（又称‘性解放’）为转折，西方的“爱神”便如同“脱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一路狂飙……最终，不仅“恋爱自由”变成“乱爱自由”，更给世界带来个送不走的“瘟神”（艾滋病）。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一旦越过“情理”（英语为common sense）的界限，“自由”必然会闯入“道德”的领地，而与之发生冲突。届时，“自由”将与“道德”展开一场“零和博弈”——“自由”的“所得”必以“道德”的“所失”为代价，反之亦然。
而事实早已证明，这其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零和游戏”。因为，在西方世界，与风光无限、人气爆棚的“自由女神”相比，从古至今，“道德”都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虚拟存在”。无论对于“荒淫无耻”的天王宙斯，还是“个人为本”的希腊哲学家，乃至“理性至上”的近代思想家，“道德”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配角”，而且是“很小的”配角。
就这样，面对“自由女神”发动的一次次猛烈攻势，曲高和寡的“道德先生”只有招架之力，被迫节节败退。以“毒品”在西方世界的逐步泛滥为例。战前，每每涉及到这一敏感话题，西方社会一般都会听取一下“道德”与“教会”的意见或看法；而到了战后，随着“自由”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瘾君子”的“人权”同样“与时俱进”，并且“水涨船高”。（据明向行远的最新消息，从2023年1月起，在加拿大不列颠及哥伦比亚省，不仅一定量以下的毒品消费全面放开，而且当局还将向瘾君子们提供必要的‘消费’指导）
最后，我们简单谈一谈“资本大佬”的“自由进展”。随着“柏林墙”倒塌、隔断东西的“铁幕”消失，一贯“视自由为生命”的“资本大佬”果断抓住时机，迅速向全球扩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为引领，以资源配置“全球化”为口号，“资本大佬”不仅要把“整个地球”改造为资本的“一个村子”，还要将“整个人类”驯化成永不知足的“消费动物”。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除了再次搬动“自由”这位“女神”外，“资本大佬”也离不开“狮兽文明”这位“老搭档”。于是，在“大佬”的精心导演下，仿佛一夜之间，“地球村”、“全球化”便成了整个西方的口头禅。
自由女神：外表虽然很美，内心其实很野！
明显行远小结：与西方的“狮兽文明”类似，诞生于西方的“自由女神”同样具有“狮”和“兽”的两重性。因此，我们既要认清“自由”野性十足的“兽性”一面（如极端自由主义对西方及整个世界造成的道德侵蚀）；也应看到“女神”充满活力的“狮性”一面（曾为人类社会带来过“反压迫”、“反剥削”等等进步思想）。总之，适度的自由可捍卫人性，过量的“自由”必助长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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