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后，中原汉族之外的边疆民族（蒙藏等）以及周边邻国（沙俄和中亚诸国等），是如何认识“中国”和“大清国”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同样的话语，在认知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我查阅并整理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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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或“尼堪”是什么意思？坦诚说，与明朝相比，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与蒙藏等边疆集团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清朝官方与这些少数民族边疆集团的双边关系，也是历经百余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因而，这些边疆集团上层阶级对“大清国”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
全盛时期的清朝疆域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皇太极便与五世达赖喇嘛互派使节，建立了联系。清军一入关，顺治就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康熙即位后，围绕“三藩之乱”和蒙古喀尔喀与准噶尔（卫拉特）之间的纠纷问题，清、蒙、藏三方势力在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关系变得愈发微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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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会盟，代表着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
下面两份出自《内阁蒙古堂档（案）》的文件，就是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在处理蒙藏关系时留存下来的文书。
第一份文书，为康熙十九年（1680）达赖喇嘛奏书（汉译）：
向统领天地的曼殊施利光明至上汗谨启奏⋯⋯据说皇上同土伯特、蒙古、喇嘛、施主教法一体，尼堪固伦很不高兴，因为尼堪固伦奸计甚多，理应察坏人诽谤挑拔、以别真假。遵旨鉴鉴。庚中年八月初一奏。
这里的“尼堪固伦”，即吴三桂的“汉人政权”。五世达赖喇嘛言“尼堪固伦”“很不高兴”，是指不满清朝皇帝与西藏、蒙古及喇嘛的密切关系。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觐见清朝顺治皇帝图（局部）
第二份是康熙三十七（1698）年，第巴（管理西藏地方政务的最高官员，即藏王）将自己给康熙帝的回信转告策妄阿拉布坦的文书（汉译）：
答尼堪上谕书。寄答书日：其一，因怀疑达赖喇嘛真身，遣尼玛唐呼图克图，奏陈隐瞒原因，已睿鉴。…昔，达赖喇嘛有向尼堪圣上大汗奏书平西王叛因。再，固始汗取图伯特给与我等，两者兴政教之举大致相似。既然青海方面对汗没有恶举，圣上汗对青海方面也无需有猜疑之心，前经奏明。
这里的“尼堪圣上大汗”中的“尼堪”，显然指代“清廷”。也就是说，此时的藏地首领认为，康熙帝就是“尼堪固伦”的大汗。
少女时代的康熙
从这些满文文献的记录表明，在清朝初期，五世达赖以及第巴等藏地首领，对“尼堪”或“尼堪固伦”的认识，经历了从“汉人政权”到“清朝”的变化，最终表达出了对清朝为“中国王朝”的特征认识。
“中国" 的意义除了 “尼堪固伦”外，边疆政治集团对清朝的表述，主要有两种，即“大清国”和“中国”。
1）“清朝”即“中国”
我们以两份保存于清内秘书院的蒙古文档案为例，进行讨论。
一份是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顺治帝以“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事为沙皇还礼”而发出的敕谕文书（汉译）：
大清皇帝敕谕，致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尔国地处西北地方，距离遥远，向来未至中国，却今尔悉闻善名，真心实意遣人进献方物，故朕欢喜异常。为略表朕兴仁遐荒远方异域之苦心，并还礼布施，委付给来使赍之。恭收此礼，愿永保和睦，世代受到恩赏。
顺治皇帝
一份是康熙二年（1662）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遣使问候“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敕谕文书：
皇帝敕谕传谕厄齐尔汗（鄂齐尔图汗）。尔在边域（的）地方成为股肱大臣，向中国表示诚心，永久和好。所以朕恩赐遐荒远域之心未曾中断，今遣罗布藏扎拉森喇嘛等，按问安之礼赍至绸缎十五匹、五十两重银茶桶一、四十两重银盘一、玉壶一，茶两蒌。
清朝初期的“中国”疆域
此外，在军机处满文档案中，也保留了大量清朝与准噶尔的来往文件。这里选取两件雍正十二年的档案。
- 第一件（汉译）：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先前，而遣使特磊，奏闻尔父亡故，朕即召见特磊，面降谕旨，逐加开导，令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前来⋯⋯ 尔慎思之，朕乃中国大皇帝，尔诚能知道前非，欣然遵行朕旨，则既往不咎，断无食言之例。
- 第二件（汉译）：大学士臣张廷玉等谨奏遵旨议奏事⋯⋯噶尔丹策零以为中国派出大军驻扎边界者，意在毁其巢穴，戮其部众，取其土地。
在以上四份蒙古文和满文档案中，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在与“敌国”的俄罗斯和准噶尔对话中，均以“大清皇帝”和“中国大皇帝”自谓；在国家称谓上，也均使用了“中国”概念。这说明，清朝皇帝在“涉外”关系的语境中，清晰地表达出“朕即中国皇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的认知。
2）“中国”涵盖了满蒙藏汉等诸地
那么问题来了，清朝皇帝认知中的“中国”，是否仅是针对明朝旧地（中原地区）的指称呢？雍正十二（1734）年，雍正帝就青海果隆、果芒等寺院，因助罗卜藏丹津之乱而遭到清军重创一事，向准噶尔解释的上谕中说（汉译）：
教之正源在昭地，弘扬佛法者，中国之大施主也，所有满洲、蒙古、尼堪，于各自地府敬奉佛法者，此即教也。并非但涉果隆、果莽二寺。
上谕中的“果隆寺”，即今天的佑宁寺
这里雍正帝表达了两层意思：
- 佛教的根据地虽然在“昭地”（即西藏），但弘扬佛法的是“中国之大施主”；
- “中国之大施主”统辖下的满蒙汉各地“敬奉之佛法”，也是“昭地之教”，并不是只有果隆、果莽二寺信奉。
在雍正看来，“中国”是政权称谓，满蒙汉是区域称谓，“满蒙汉（尼堪）”均是“中国”的一部分。
雍正皇帝
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使臣第巴喇嘛、宰桑吹纳木喀进藏熬茶礼佛。在离开西藏，与颇罗鼐（和硕特汗国拉藏汗秘书，西藏贵族）告别时，请教如何“可得大皇帝（乾隆）深信，益加和好，永久不渝之处”。颇罗鼐以藏地为例，劝说道（汉译）：
我土伯特之卫藏虽为黄教福地，此前并无如此繁昌，唐古特人等亦从未如此安乐，后因中国大皇帝意欲兴广黄教，逸养众生，故自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直至颇罗鼐我，悉数赏印授封，不分内地与土伯特地方，叠沛圣恩，故今受益，远过从前者，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无人不知。此皆我之肺腑之言，特此陈告，尔等返回，可将我此等粗俗之言转告噶尔丹策零，是非之处，听其自便。
在颇罗鼐看来，“中国大皇帝”是统驭天下，即满、汉、蒙、藏等各民族之主，中国大皇帝“不分内地与土伯特，叠沛圣恩，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无人不知”，建议准噶尔部要加强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据说是噶尔丹策零手绘的《准噶尔地图》
综上所述，在雍（正）乾（隆）时期，无论清朝皇帝还是以颇罗鼐为代表的藏地领袖，他们对“中国”与“满蒙汉”概念之间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对中国内部的民族差异与国家“多元一体”性质的理解，是比较清晰的。
“大清国"是不是“中国"？一言概之，清朝统治者对前朝的认识，对本朝的定位以及对“中国”概念的理解，是非常清楚的。
1）清朝，（不止）是明朝的继承者
从顺治帝开始，清朝对明朝统辖的边疆地区的统治秩序恢复工作，已初见成效。
顺治五年（1648）七月二十八日，顺治“恩准（西藏）禅化王旺舒克奏文并宣命收回明朝所赐印文”后，准赐册文印信的敕谕如下（汉译）：
敕谕禅化王旺舒克为首等书日：尔等遣使进表具见，真诚来服之意，朕甚嘉悦。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
青海德令哈市—固始汗主题雕像公园
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十七日，顺治帝又以边界属民事，颁给卫拉特部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敕谕称（汉译）：
皇帝谕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日：分疆别界，各有定例。⋯⋯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有何与焉。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口详加察核，照旧分定耕牧，毋得越境混扰，则有以副朕抚绥遐荒绝域之心，而尔等亦享无疆之休矣。钦此。
顺治在给藏区高层和卫拉特首领的谕文中，明确指出作为“故明”所属者的清朝“即中国”，“故明故地”应“循旧例”并“遵清朝法度”。
顺治皇帝
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应顺治帝的邀请进京。当时，年仅35岁的五世达赖，在固始汗的帮助下，刚刚在西藏政教势力的较量中站稳脚跟。他在接受顺治帝邀请后，非常担心到中原后染上天花，但是“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并说：
汉、藏、蒙古三个地区的领袖中，有的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有的是君主与臣属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能发誓说不会出现这些关系，不过当时在四个强有力喇嘛的座次上我连最小的喇嘛也算不上。
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表述的汉、藏、蒙三者关系中，并未刻意提及顺治的“满洲（异族）身份。这说明，藏族高层对清廷的“满洲特性”并不敏感，在他们的认识中，满汉“没有什么区别”。
2）“大清国”就是“中国”
康熙二十五年（1686），鉴于俄国人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和雅克萨等地，康熙特意照会俄国政府。他在给俄罗斯的国书中写道（汉译）：
大清国：皇帝谕旨，谕俄罗斯察罕汗。我乃统领天下之主，不分远近，想要万国之人民，没有战事，各自皆能安逸生活。…谓：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国礼法，出言举止粗鲁低下，予以宽恕吧。若有尊抬大汗言语致错之处，因为相距遥远，不知中国法律，并无恶意。⋯⋯你后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议，将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晓，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谕书。
在这份“国书”中，大清国作为行文“主体”被特别强调，大清法律被称为“中国法律”，“大清国”与“中国”交替并用。这充分说明了康熙对清朝“国家特性”的认识——“大清国”就是“中国”。
签订《尼布楚条约》场景还原
在清宫档案中，保留了很多与俄国的外交文件，对象主要是沙皇、俄政府枢密院和俄商队等，包括了从1670年（康熙九年）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之间的前后共176年的双边交涉的历史。
从俄文信函对清朝皇帝的称呼中看出，俄国官方对清朝的认识，同样经历了动态变化的过程。
- 在最早一件“俄皇密谕”（1670）中，称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
- 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称清帝为“大亚细亚洲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中国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统治者，中国社会人民事务保护者及主宰者，中国真主皇帝殿下”；
- 到1720年时，这一称谓改为“领有大亚细亚洲各地独裁君主大皇帝中国真主帝王陛下”（或大亚细亚洲各地暨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
沙俄的扩张概览
这些材料证明，俄国人在用“中国”称呼清朝时，既明确了“清朝中国”与“明朝中国”的继承关系，也清楚了“清朝中国”皇帝的辖区和版图范围。
“大汗"与“皇帝”的区别按照“新清史”的观点，清朝之所以与“中国”有别，是因为清朝不仅是传统中原王朝的皇帝，更是亚洲内陆（满蒙藏疆）非汉族的“大汗”，即“大清国”超越了“中国”。那么问题来了，清朝文书中的“汗”与“皇帝”，其内涵是否是一致的？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中，记载了顺治年间和硕特部固始汗致顺治帝的奏文，里面关于“汗”的用法，值得关注：
顺治三年十月初六日固始汗遣使致顺治帝书：以大福荫之庄严宝饰显赫几方世界之主大清国汗明鉴！持教法王以尊崇之心上言：如今久闻以亿万福德吉祥所创造具有宝身尊胜无畏，登上汉人汗宝座，皈依并尊崇佛法之宝，以慈悲为怀，安抚所有黎民百姓，剿灭邪恶异己，成为转轮王皇位吉祥成就盛名者，如同仙心柳树获得幸福般，满心欢喜。
在这封蒙古文信函中，作为“汉人皇帝”的顺治帝，仍然被称为“汗”。这说明，在蒙古语语境中，“汗”和“皇帝”没有区别。
固始汗（1582—1655年），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
有学者在研究了皇太极到光绪帝的玉玺印文后指出，清朝入关以后，诸帝之号在满文中仍为“han”（汗），对应的汉语翻译为“皇帝”，终清之世未有改变。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 han（汗）即皇帝，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一言概之，清朝不仅“继承”了明朝疆域的基本盘，并涵盖了“满蒙藏”等诸地；“大清国”就是“中国”，“大清国皇帝”就是“中国皇帝”。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清朝，根本就不存在“新清史”学者眼中“蒙古、满洲的大汗与中国皇帝”相对立的情况；我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大一统国家认同”的过渡，在历经了千年沉淀后，最终在清朝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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