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5日，93岁文物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在做客央视《吾家吾国》栏目时称，后母戊鼎是商代最大的青铜器，曾用名“司母戊方鼎”。孙机表示，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里边，说“司”就是个普通职工，你如果是一个普通职工，能够做这么大的祭祀的鼎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这个后，因为后是有地位的，这个鼎才符合这个身份。”
到底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学术之争持续多年，音调未停。下文发表于十年前，作者反对改名。大家怎么看？
一、“司母戊鼎”改名风波
2011年3月6日中午12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发了一条简单的文物新闻，主持人和记者将大众熟知的殷墟青铜器——“司母戊鼎”读成“后母戊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人认为主持人和记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将“司”字错念为“后”字，但很快又传闻，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国家博物馆正式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3月11日，有记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听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提到文物保护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开始仍说成“司母戊鼎”，后来则改口念为“后母戊鼎”。就在同一天，修整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重新开馆，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专题陈列中，有名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至此，“司母戊鼎”改名的消息正式被确认。
“司母戊鼎”改名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引起极大的反响：文物、考古、历史界的学者大多数不知此情，缺乏思想准备；社会上不少群众亦感到芒然，不知何故？他们从中学时代的教科书中，就知道有“司母戊鼎”，是国之重器，并引以自豪。如今，一下子改名了，念成“后母戊鼎”，很不适应。2011年3月21日，杨雪梅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司母戊鼎”更名之思》一文，对“司母戊鼎”改名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她说：“对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物进行更名，还是应当适当考虑大众的感受，业内人士所共知，外界却未必知晓。有关部门还是应及时做一些解释工作，让科研成果更好地普及，避免引起误解、误读。”3月24日，曹宗国同志在网上发表《“后母戊鼎”得名之虑》一文，他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杨雪梅的文章《“司母戊鼎”更名之思》，已经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不过我觉的这‘悄然改名’除了欠考虑大众的感受、让许多相关部门和人士感到来不及配合之外，恐怕还有突然造成既成事实，压制学术争鸣之嫌。”此话虽然重了点，但却值得读者深思。
自此以后，“司母戊鼎”名称之“战”更为热闹：该鼎在国博、安阳殷墟博物苑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先后展出，只有国博标名是“后母戊”，而其它两个单位则标名是“司母戊”。后者显然是对前者的否定。2011年11月7日，安阳市政协“思辩堂”专门召开辩论会，辩论究竟是释“司”，还是释“后”。安阳市政协特地从北京方面请去了4位教授。在这次会上，北京的王宇信教授说：“现在没有人敢拍着胸口说读‘司’就一定错了，只是说读‘后’可能（也只是可能）更合适。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改，改了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博物馆于成龙先生则说：“国家博物馆此次对国宝更名是经馆学部（按：可能是“术”字）委员会一致同意，并征求了相当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后才进行更名的。更名引起的社会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学术应当是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如果将来学术界发现释为‘后’也是错的，到时也必须要改。”我并不赞成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但对于成龙先生这番话仍然十分赞赏，他表现了一个学者面对学术问题所持的正确态度。
2011年12月上旬，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在安阳召开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又一次谈到了“司母戊鼎”改名问题，再次听到了一片反对声。至此，我深深感到：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弄清不可的地步了。“司母戊鼎”究竟是释“司”，还是释“后”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是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如果清楚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但真正要弄清楚，也非易事。无论你是释“司”，还是释“后”，其对面都有一群大小不等的反对者。欲使“反对者”心悦诚服，谈何容易！这不是说“赞成”或者“反对”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用投票，以得票多少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需弄清楚“司”、“后”二字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它们之间的区分究竟在哪里。为此，笔者搜集相关资料作如下论证。
二、“司母戊鼎”名称由来与以往考释分歧
1.“司母戊鼎”名称来由
“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19日出自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武官村，为当地村民私自挖掘。出土后，为躲避日寇掠夺，又埋入土中，1946年重新挖出。1946年10月27日，上海《申报》有邵慎之的《殷代祭器出土记》一文作过介绍。此器曾作为蒋介石的寿礼，于同年10月底运往南京，后藏于“中央博物院”。1959年由南京博物院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因此是国之重宝。至于“司母戊鼎”之定名，现在虽无正式的记录可查，但公认是郭沫若所定。该鼎铭文一共3字，即“司母戊”。过去一般学者都认为：司者，祀也；“戊”是庙号；“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由于该鼎是村民挖掘出来的，没有地层关系，亦无共存遗物，给时代的判断带来困扰。但根据器形和铭文，可以定在武丁时代或武丁后期，而祖庚、祖甲时代的卜辞中，又有“妣戊”，因而可以推断“妣戊”是死于武丁在位之时，此器应是祖庚（或祖甲）为其母“妣戊”所作的祭器。
2.以往关于“司母戊鼎”考释的分歧
“司母戊鼎”定名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人提出异议，表明这一名称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以往著名学者如罗振玉、商承祚、王襄、董作宾、于省吾、胡厚宣等，对甲骨文中的“司”字都作过考释，均认为“司”与“祀”、“祠”意义相近。他们的考证自然有广泛的影响，故大家对“司母戊鼎”之定名没有提出异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1962年，台湾学者金祥恒首先提出异议。他在《释后》一文中，将甲骨文中的“司”字释为“后”。他说：“《说文》：‘司，臣事于外者，从反后。’从反后，其实为一字。……因甲骨文求对称，常常正反书之，其实为一字。左右对称，故司之说解为臣事于外者，与后发号者君后也，其义一之与二也。许氏不见真古文，不知为一字，强分为二，而易其说解。”在金先生看来，“后”、“司”原是一字，本义是“后”。按此理解，“司母戊”自然是“后母戊”了。1969年，台湾另一位学者丁骕在《说后》一文中，对甲骨文中“司”、“后”二字进行考证，也认为此二字原本是一字。与金先生不同的是，他认为“司”是本字，“后”是假借。他说：“反‘司’为后字只适用于称母，或者不是法定先妣之女字，如‘司母辛’、‘龚司’等。此假司为后之字，实含有尊崇之意，因‘后母’不能是‘後母’，当作‘母后’解也。”按丁先生的解释，“司母辛”应读作“后母辛”，那“司母戊”自然应读作“后母戊”了。
金、丁二位之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始只在港、台流传，大陆多数学者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见到他们的文章。他们的论述有某些可取之处，但都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金先生的观点，问题更多一些。对此，后文将作讨论。作为学术讨论中的一种观点，是客观存在，但客观存在不等于正确。由于内地学者尚未对金、丁之说做过剖析，又传入较晚，大家无暇顾及，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司母戊”之“司”就应该释读为“后”了。这是后来学术界对“司”、“后”二字解释混乱的重要原因，也是有些人欲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的主要理由。
……
五、“司”、“后”二字的区分
通过以上我们对“司”、“后”二字的字形和字义的分析，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商代到春秋以前，“司”与“后”字的区分不是在字形上，而是在字义上。究竟释“司”还是释“后”？完全是由该字在句中所处位置，以及与前后之字的搭配来决定。例如释“司”，它一定是属于下列情况：
1.若假为“年祀”之“祀”，“司”前面一定有数目字，如“王五司”、“王廿司”；
2.若假为祭祀的“祀”或“祠”，“司”一定置于祖先称谓之前，多数情况下，有介词“于”相连接，如“尹司（祠）于父乙”；
3.若假为“嗣”，则有两种情况：一是后面与“母”字相连，构成一个特殊的名词如“司母”，“司母”即“嗣母”，亦即“王储”之母；另一个是前面与“帝”字相连，构成另一个特殊名词一一“帝嗣”，“帝嗣”是“先帝之王位继承人”；
4.作为管理之“司”，其后面一定有具体的事物名称，如“司土（徒）”、“司马”、“司工（空）”等。“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不在此一一列举。
以上是该字释为“司”的条件，凡符合上述情况之一者，都应释为“司”。前文对“后”字亦作过分析，释“后”一定属于下列情况：
1.“君后”之“后”，它一般是跟在“国名”、“朝代”之后，如“夏后”、“商之先后”、“龚后”、“竹后”。此“后”非女性，而是指“王”和“诸侯”；
2.“正嫡妃”称“后”，此起自西周，它的前面一定有“王”、“母”、“太”等字作为修饰词，在“王”、“母”、“太”等字的后面，如“王后”、“母后”、“太后”、“太皇太后”等；
春秋以后，“司”、“后”二字在字形上开始分化，但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而非突变式的。它表现在“司”字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作“司”，可一直到战国后期，仍然有反向作“后”者；而“后”字则不然，在春秋之后，基本作“后”形，再无反向作“司”者。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司”、“后”二字已基本完成分化：“司”作“司”，“后”作“后”，二字不再同形。
许慎在《说文》中云：“司，臣事于外者，从反后”。有些学者根据甲骨文，对许慎此语加以批驳，说他没有根据。许慎此语片面、不准确是显而易见的，但说他“毫无根据”则不妥。因为，许慎此语仍然是“有所据”的：不过，他所根据的不是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而是战国至秦汉的文字，故其结论自然就带有某些“片面性”。拿这一结论来研究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自然就“对不上号”。许慎是东汉人，他不可能看到甲骨文，他能看到的也就是战国至秦汉时代的文字。他的结论带有某些片面性，实在是“情有可原”。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许慎亦不例外。
“司”与”后”在春秋以前是同一形体，释“司”还是释“后”，完全靠该字在句中的位置和与前后字的搭配来决定。这种同形二声二义，是汉字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其他国家的文字中恐怕是很少见到的。这种同形二声二义，并非是“司”、“后”二字所独有。例如，汉字中的“行”就有同形二声二义。
金祥恒、丁骕二位先生根据甲骨文材料，指出《说文》中“司从反后”不妥是对的，但随后对“司”、“后”二字的考释则均有问题。金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该字形本是“后”，少数可假为“司”：丁先生则认为，甲骨文中的该字形本是“司”，少数可假为“后”。金先生的判断，显然是不对的。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知道，“司”、“后”二字在春秋以前是“同形”，不存在谁是“本体”，谁是“假借”的问题。而“司”之字义要比“后”之字义广很多。“后”之字义很窄，在殷代只适用于“王”、“先王”、“国君”。到西周以后，才增加了“正嫡妃”。因此，甲骨文中的该形，通常情况下可以释为“司”，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前面是国名、朝代名时，才可以考虑将其释为“后”。
六、“司母戊鼎”不可改名为“后母戊鼎”
本文前面已经充分论述了“司”、“后”二字字形、字义及其区分，为我们讨论“司母戊鼎”要不要“改名”的问题，提供了依据。笔者认为，根据前面所论，“司母戊鼎”名称是不能更改的。理由如下：
1.“司母戊鼎”铭一共3字，即“司母戊”。此“名”都认为是郭沫若所定，但为何隶定和释为“司”，未见郭老说明。把“司”作为“祭祀”解，即“祭祀母戊”，在此好像可以说通，但实际上却不可。此中的“司”应释为“嗣”，“司母”即“嗣母”，亦即“王储（王位继承人）之生母”。“戊”是该“生母”生前之“日名”，死后之“庙号”。“司（嗣）母戊”3字是表示该器为“司（嗣）母戊”所作，是祭器。“司（嗣）”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在殷代，至少是“法定配偶”，其儿子可以继承王位的女性（妃），才可以称为“司”。根据“司母戊鼎”的器形和铭文风格，可以确定，该器应是祖庚（或祖甲）为其母所作。若将“司母”改为“后母”，则“母戊”的性质发生改变：“嗣母”丧失了，成了“后母”，与字原义不符；
2.殷时无“后”制，“立后”是西周以后才有的。对此，《白虎通》记载最为明白：“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正嫡曰王后，秦汉曰皇后，汉祖母称太皇太后，母称皇太后。”金祥恒和丁骕两位先生，不察历史，将“司母戊”释为“后母戊”，与历史严重不符，已经是明显的失误。如果我们今天仍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那岂不是步他们的后尘吗？
3.“王后”之“后”，在同一时期内只能是一人。而在武丁时代，同时并存有“司母戊”、“司母辛”、“司癸”（即司母癸）3人。这是因为，殷代前期实行的仍是“兄终弟及”制，武丁的3个法定配偶（妣戊、妣辛、妣癸），其子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故她们都可以称“司（嗣）”。这就是“司母戊”、“司母辛”、“司癸”同时并存的来由。若将“司”改为“后”，则武丁是“三后”并存，不仅与历史不符，也与“后制”相抵触。（编者按：此理由不太通达，只要鼎不是同时制作，即可）
4.从语法结构分析，“司母”之“司（嗣）”是修饰与限定“母”的，是“母”特殊身份的表述，它一定要放在“母”字的前面，称“司（嗣）母”；作为“王后”的“后”，它的身份也是特殊的，这种“特殊”身分是由“王”或“母”来限定：相对“王”而言，称“王后”；相对“母”而言，称“母后”。不管哪种情况，“后”字一定要放在“限定词”（王或母）的后面。这一前、一后，恰恰是“司”与“后”在句中位值的重要区别。若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则“司母”成了“后母”，词性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语法结构不符。
5.“皇天后土”中的“后”字，是“君后”之意（土为群物主），并无“伟大”、“了不起”、“尊敬”之美誉。“后土”是“社神”（地祗），为“男性”而非“女性”。若将“司母”改为“后母”，不仅“词性”变了；而且“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之意，则完全脱离了“皇天后土”中“后”字的原义，是不可取的。
总之，不管是从历史之真实，还是从字义和该字在句中的语法结构分析，“司母戊”都不可以改为“后母戊”；若改，就会与字义不符，与语法结构不符，更与历史之真实不符。
来源：万物简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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