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囤书的积习,然而,在对书的迷恋上,肯定远未达到汤姆·拉伯在他的那本《嗜书瘾君子》中所描写的地步:买书到手软。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藏书爱好者而已,哪配跟嗜书瘾君子们相提并论。这两种不同称呼代表了不同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前者表现出了足够的定力,能够节制住对书的贪婪;后者即便有撙节的念头,最终却欲罢不能,功亏一篑,落得家里书满为患,活该被家人数落,做贼心虚似地在愧疚中过日子。

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1)

这并不意味着家里就没有图书泛滥的隐忧。书房环墙而立的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架,早已是双层摆放,为了求得更大的容积率,书架靠里面的那层书籍,几乎全部卧倒,曾几何时,它们也是骄傲地挺直脊背,优雅地与主人的目光热切的交汇,接受它一次次临幸,而今只能叹息主人偏心,喜新厌旧,天可怜见地蜷缩着身子,过着被打进冷宫里的日子。

2013年底,我任教职所在的信息管理学院,从武汉大学正门口的位置,整体搬迁到现在学校东门的枫园教学楼区,毗邻东湖,风景优美,尤让教授们高兴的,是从此个人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而我比别人更多一层喜悦,那就是我的正愁无处安放的图书,这下平添了新去处。学院图书资料室也跟着一道搬进新楼,新楼新气象,藏书设备等,一律鸟枪换炮,原来的旧木质书架,任人免费认领,我恬不知耻地一下子要了八个书架,四个放在办公室,四个拖到家里,主次卧各放两个。原来设计好的房间布局,突然间加塞进这两个庞然大物,确实有碍审美,内子与小女为此在我耳边声讨数日,看我真心求告的份上,放了我一马。书籍就是那么可人,果真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即便是卧室,似乎也无大的违和感,至少照我的美学眼光看过来,是这么觉得。

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2)

与弟子们在书房合影

据我所知,本学院教师中和我一样认领了书架的,还有主治文献和版本学史的李明杰教授。一人一行,谁让他选择了做历史方面的研究呢?历史那么长,史料那么多,都零零星星地散见在各种历史书籍和故纸堆里,若没有自己的专门收藏,如何能在用它时,可以方便地伸手可得?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在他的那本九十余万字的巨著《中国旧书业百年》中,钩沉出来的近代以来数百位喜欢逛各种旧书摊书肆的学者文人,哪一个不是因为治史学的需要或有历史癖好?

所以,我在想,李明杰教授的业师曹之先生,若不是2013年学院搬家前就已经从本院荣休了,他也一定会去认领资料室的书架,就近放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的授业恩师王余光先生,若没有在此之前从本院调离到北京大学,我敢保证,他也一定不会白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武汉大学现任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2013年前也曾是本学院的一员,他专攻目录学史多年,藏书可观,幸好他此前就调离了信息管理学院,就此剥夺了认领书架的机会;还有本院更年长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资深专家谢灼华先生,他家里的藏书早就满满当当,若是他老人家开口要书架,我和明杰教授这样的晚辈,又怎敢与先生辈争抢?好在这一切都只是假设,我八个书架从从容容地拿来,没有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

是这些身边的师长的引领和榜样,让我走上了买书和藏书的道路。二十五年前的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3)1994年,我来武汉大学读研,第一次到王余光老师家里,震撼于老师家除了厨房和卫生间,所有的房间墙壁只要有位置能容下一个书架的地方,就必然会有一个摆满书的书架摆放在那里。我读研前曾在图书馆工作三年,对图书和书架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但在一个私人的生活居所里见到这么多的图书,还是让我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与书之间的关系。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乃面向所有人开放,对每个来借阅它的读者来说,都仿佛只是一种萍水相逢,是浮泛之交的弱关系;但一个学者家里的私人藏书就不同,它是学者经年累月私人定制、反映学者治学轨迹、体现学者学术意志的有机生命体,它不仅仅投射着学者的趣味与偏好,仿佛藏书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成长的生命,与学者的学术生命水乳交融,互为印证,互为成就。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在我自己做了高校教师并拥有了自成系统的个人藏书后,才真正有了清晰的体会,但在当时,我已分明感到藏书和治学的密切关系。那时王余光老师四十岁不到,学术和精神上都意气风发,节假日常常呼朋引伴去买书,既逛大书店,也走旧书店和小书摊,一起买书的有王三山老师、王新才兄、黄鹏兄,还有当时在武大读博士的王子舟老师,我作为学生,也有几次有幸被老师叫去同行。我能感受到他们每个人抱得书籍归的那种喜悦,是如此地发自肺腑,深深地感染了我,从此步师长们后尘,走上买书不归路。

买书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逝水流年,而在我记忆深处,熠熠闪光的,是那些有鲜活场景感的购书经历。网上买书,轻点鼠标而已,结果亦往往如春梦了无痕;武汉本地的书店,虽然频频光顾,但总不及在外地淘书印象深刻;新书店书籍陈放有序,等你眷顾犹如有备而来,但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偶遇呢,如何比得上在旧书店乱书堆里一阵乱翻,一次次不经意间做成了摸金校尉?旧书是合来被人摸的,它散发着咸湿的体味,在霉灰飞舞的空气中,在室内昏暗的灯光下,若隐若现,若迎若拒,等你把它带回家。你不会错过旧书店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该找能找的地方全都找过,你满手灰尘,却气定神闲,整个人浸泡在书海里,可以穷耗一整天,无忧无扰,甭急甭赶。这一定是出差在外,专门预留出一天淘书时间,才能享有的人生至味。

那是十多年前,我所任教的武大出版发行专业,给全国多个省份的新华书店开办成人大中专函授班,我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4)1997年留校以后,赶上函授教育末班车,多次去过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江西的南昌和湖南的长沙等地授课。上课三天连堂讲下来,辛苦至极,买书是对自己最好的补偿。这多出来的一天,有人管吃管喝管住,占着公家的便宜;旧书低价入手,占着价格上的便宜,最后左拥右抱带回家,此乐何极!我专程去过昆明郊区的马街,那里逢星期日赶集,四里八乡来的各种旧货杂什,一溜铺排在马路两边,当然也有旧书,可以猫着腰,一路看过来。在湖南长沙,有一年我光顾了袁家岭的古旧书店,第二年再去的时候,这个旧书店就关张了。我特别喜欢南昌这个城市,是因为江西师范大学老校区后门口的文教路,几十家旧书店连成一块大片的真正的书店街,函授那几年,我年年不落的去那里打货。至南昌函授班停办以后,我已有些年头未去南昌了,每回在孔夫子旧书网的南昌大头旧书店网购旧书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书店街。

北京自清代以来就是古旧书的渊薮,徐雁老师在他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中,对以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为代表的近代北京旧书业,着墨尤多。徐雁老师孜孜矻矻研究旧书业多年,全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他寻访旧书店和买旧书的足迹。我命好,有三次机会陪徐老师一起逛旧书店,一次就在北京,另两次是在武汉。北京的那次是因王余光老师在北大主持召开《中国阅读通史》编纂会议,徐老师和我都被邀请参加,于是有徐老师带领我第一次逛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书集市。时在2004年11月14日,是一个星期天,徐老师《中国旧书业百年》里有寥寥数笔记载。我在集市入口处的一家店里相中了一块雕版,想买回去做中国出版史课堂上的教具,店家要价500元,徐老师示我以目,又用手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我一下明白徐老师肢体语言知会我的意思:这个价格太贵了。越明年,徐老师着他的学生来武汉之便,给我捎来一块雕版。每每出版史课堂上讲到印刷术发明一节,我都要拿出这块印版,一边赞叹古代中国伟大发明,一边咀嚼人间宝贵情谊。时隔十年后,徐老师来武汉讲学,我和他的在武汉的两个研究生弟子一起陪同他第二次逛武汉旧书店,那天刮着大风,天气乍寒,仿佛是武汉旧书市场的一个隐喻,徐老师这次只买了十几本旧书,而我在武汉第一次陪他买书,他可是捆载而归的。看得出,那一次徐老师真的很高兴,买书之暇很拍了一些照片,专门从南京寄给我,我至今保存,是我购书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5)

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6)

与徐雁老师在潘家园淘书

一个人喜欢收藏某种物件,甚至到了念兹在兹、魂牵梦萦的地步,一定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必与外人道的理由。书籍也是物件之一,盈手可握,不大不小,原本宜于收藏。美国诗人和专栏作家尤金·菲尔德在他的《书痴的爱情事件》一书中,给出了人们之所以收藏书籍的三方面动因: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那么,我孜孜不倦地多年买书与藏书,我虚荣了吗?扪心自问,虚荣心总是有的,要不然,我就不会把我那八个书架的故事,寻着机会就跟别人津津乐道。但虚荣又如何呢?尤金·菲尔德说得好,适当的虚荣是一个人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那么一个人,乐于征服女人的芳心,他本来这么做,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虚荣心之下的藏书行为,其功效,亦可作如是观,只要这种虚荣是谨慎和克制的。如果一个人的书架上,不尽是那种充当门面的永远不打算翻读的大书套书,那就说明这个虚荣是符合健康标准的,于个人是大有裨益的,是值得大加鼓励的。

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7)

藏书之所以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是因为书籍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物件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自带光芒的,博学总被世人所器重。而个人一旦私藏丰厚,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仿佛就自动披上了知识的光芒,带上了学问广博的面具。然而,对于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稻梁谋的我及我的师长们来说,买书藏书的主要目的,还真的是出于知识本身的需要:或为了历史研究上的方便稽考,或为了个人学识上的自我提升,或为了掌握同行研究上的学术资讯,总而言之,都是有着教学和研究上的实际用途。倘若手头上的经济不是那么特别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8)紧张,我们总愿意从有限的工资收入中,匀出一部分充作购书款。学校里的图书馆当然可资利用,但公家的藏书受到借还时间和数量的限制,不足以完全依赖,有些工具性质的参考书,还不允许外借,于是只能个人去买。我多年前在武汉大学正门口的集成旧书社花了百元巨款,买来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9)1833—1949)》,是如此频繁地用在了我的《民国出版史》和《中国期刊史(民国卷)》著述上,以至于到了被我翻到脱页的地步。这一百元约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五分之一,背着夫人,一咬牙一跺脚买下来,如今看来,真是一笔超值的好买卖。

那些年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到各地淘旧书,部分原因也是教师这个职业在经济上的普遍性拮据状态所致,毕竟旧书要比新书便宜很多。当然也因为新书在书店里,驻留时间越来越短,一本出版至今不过一两年的书,往往杳如黄鹤,只有到旧书店旧书摊上,才能觅到它的踪迹。再说了,一个人如果在旧书店里镇日厮混,他还会碰到某种好运气,买到价值巨高、价钱巨低的超值好书。这在古玩行中,称之为捡漏子。十五年前,我回安庆岳父母家过春节,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买到一本张爱玲的《传奇(增订本)》,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的初版本,品相又是那么好,店家不识,居然只标出12元的售价,我无耻地照例还价,最后以10元成交。店主在书封面右下角的铅笔标价,写得是那么的随性可人,我至今不忍搽去,是为当时的大喜过望,立此存照。旧书店的魅力若是。

这些年我陆续成功申报了几个课题,在课题的项目经费支出中,有书籍资料费一项。有此托底,书籍只要不是离奇的高定价,而今买书已不必再像前些年那样,斟酌再三地考虑价格了。我有心鼓励我的硕士博士们多读书,专门从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公款,作为师门的公共购书经费,任由学生去选购。我希望他们像他的老师一样,从老师的老师那里,得到榜样的示范力量,爱上藏书,爱上学问。

当数字化时代不由分说地到来,每一个读书人、藏书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时代技术发展大潮之中,改变和调整着我们以往与书籍间的关系,这种改变,不仅仅只有读,还有买和藏。2014年初冬时节吹过武昌粮道街得胜桥6号“岁月书坊”的那场寒风,来得似乎有点突然。寒风中,远方的客人似乎无心在“岁月书坊”中过久停留,随即便赶往武汉二桥边上的徐东欧亚达古玩市场。在这个古玩市场,每逢节假日,通常有书摊集市。然而,不受欢迎的大风天气,让这个露天集市在这一天泡汤了。这多少让徐雁老师有点失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徐老师看中了一个既像吊锅又像火钵一样外围莲花状的生铁铸的器皿。这个古意盎然的器皿,因为太重,徐老师一时拿不回南京,至今还存放在我办公室一个书架的顶层。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我印象中的这四年里,一次也没有逛过武汉的旧书店。每次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徐老师买来的这个古物静放在那里,我就想,这个如今我们叫不出名字甚至猜不出是什么用途的古物,它也一定曾是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日常物件吧,就像旧书市场在世纪之交的火爆一样,凡事皆有时。如果像我这样的淘书客都提不起精神去旧书店买旧书,全国实体旧书店现在普遍日薄西山的命运,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究竟有怎样因素的改变,让那个曾经令我依依流连的旧书店,不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我个人变化的缘故,还是书店方面的原因?确实,我这几年买书的速度,明显放缓了。各种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开发,让我寻找知识的路径,从纸质文献转向了电子文本,许多实体旧书上的内容,都被像“读秀”这样的数据库,原样扫描成了电子版,作为知识意义上的旧书功能,从此有了替代。旧书我还一直在添购,只是不再亲赴实体旧书店去耳鬓厮磨,改在了孔夫子旧书网上直接下聘礼,要不了几日,旧书就被纳聘进门。确实少了实体旧书店里那种销魂蚀骨的偶遇,但网上购买的选择面如此之广,流程又是那么简单,价格上还可货比三家,岂是一个单门面的旧书店所能望其项背的?

就在我写本文的前一个月,我接受了武汉大学校媒自强新闻的两个大一的学生记者莫仕伟和檀湘琦同学的采访,他们想做一个关于武汉老旧书店及其背后的文化的深度新闻报道,为此走访了武汉多家实体老旧书店,并且列了采访提纲,属于有备而来。对于旧书店的未来,他们告诉我,书店店主们普遍地表示不乐观。这两个学生记者的采访最后以网文的形式发表,文章名为《余音渐逝,旧书店的时代过山车》。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不无悲观地写道:在如今实体书店日益式微的市场形势下,任何“坚守”式经营,都难免有点“负隅顽抗”的意味。他们问计于我,而我自己买书,都已然移情别恋,我又能说什么呢?找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10)政府扶持吗?找民间企业赞助吗?抑或动员我们昔日的这些老书虫们重归旧书店?

旧书店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世纪之交那会儿,网络书店还没有崛起为巨无霸,经济改革浪潮导致了大批国营企业的倒闭,却让这些企业图书室的大量藏书流到市场上,旧书行业货源一时充足。加上房地产大发展,让很多人换上了新居,搬家前处理一批旧书,进一步补充了旧书店的货源。我就在那时,跟武汉红楼古旧书社的陈老板熟识起来。他喜欢说话,声音有点沙哑。他知道我做民国出版史研究,有一年,他不知从哪里收来了一批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月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杂志,品相完好,打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11)电话问我要不要。我以8元一本的价格全部买下,记得当时一次付给他400元钱。那一次,他说的话就更多了。十多年过去了,原来坐落在武昌大东门和十五中之间的红楼古旧书社,两易其址。岁月不饶人,陈老板的声音应该更沙哑了。我很怀念吴永贵小金人(吴永贵抱得旧书归)(12)电话那头沙哑的声音。

2019年4月8日最终改定,并收录在林公武、徐雁主编的《书香盈室》(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