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这30多年的发展，就像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充满了野蛮特性，重效率而不是重公平（虽然嘴里天天喊公平），过分地看重个人企业利益，而不是“以人为本”，很容易做出伤害员工权益的事情来，包括过多占用员工的身体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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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超速行驶，每个人都是被绑在这个高速行驶的机器上的零件，想要慢下来、停下来，等一等灵魂，等一等道德，等一等生命……，变成一件很难的事，使得员工健康负债累累，一旦还不上，就可能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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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锅的电还没有关，最后一道菜还没做好。
6月29日18时许，金波下班。18时47分，他到达芍药居地铁站时，与妻子邓艳通了电话。
▲一位外籍女士志愿对倒地的金波进行心肺复苏。
现场
三位女士参与紧急救治
第一个拍摄救治现场的目击者徐女士介绍，19时30分许，金波晕倒在呼家楼站开往潞城方向站台，逐渐失去意识，随后，两名女乘客上前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期间不少乘客向两名救人者递上纸巾。后来，一名自称是急救医生的外国女子参与到救治中，按压其胸部。
▲一位女士志愿对倒地的金波进行人工呼吸。
徐女士先后拍摄了4段视频，视频中，地铁工作人员一边疏散乘客让出空间，一边拨打急救电话。“后来用他手机通知了家属，家属好像是说他患有糖尿病。”徐女士称，20时许，999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接走，参与救治的三位女士配合警方做笔录。
整个救治过程持续约半个小时，仅有几名女士按压救治，地铁人员未提供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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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作人员一边疏散乘客让出空间，一边拨打急救电话。 视频截图
送医
死因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19时50分许，金波好友吴学文作为第一个亲友赶到现场。吴学文赶到地铁站时，金波的状态已经不佳，“躺在地上不动，身边有一堆带血的棉球，很多乘客围着。”核实完吴的身份后，20时许，金波被送往距离地铁站约一公里外的朝阳医院抢救。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送到医院时，金波已没有生命体征，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网友
指地铁工作人员缺乏必要处置
现场视频在网上发布后，有网友发帖称在事发地铁站现场的急救行为不专业，地铁工作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处置，还指出地铁缺少基本的应对心脏骤停的体外心脏除颤器（AED）。
网友“急诊夜鹰”发帖提出质疑：视频时长2分30秒，胸外按压仅仅占据23秒，按压了55次；更多时间花费在人工呼吸上；施救者嘴巴也沾染一些污物；现场虽有多个地铁工作人员，但没有直接参与施救，仅仅是沟通、呼救；事发的呼家楼地铁站没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我们的三个追问
追问1
现场施救是否有不当之处？
网友“急诊夜鹰”在新浪微博上认证身份为“急诊医生，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导师”的微博签约自媒体人。他认为，人工呼吸涉及感染风险的接触、技术实施难度大，与其花费太多时间在人工呼吸上，不如实施单纯胸外按压。
“金波倒地，确实有人第一时间开始了心肺复苏，但是没有坚持以胸外按压为主的心肺复苏。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按压是最重要的。”急诊夜鹰在网帖中说，按压位置在胸部正中、乳头连线中点，每分钟100-120次，深度5-6厘米，让胸廓充分回弹。而视频中外国女子按压频率很好，深度不够。
他也认为，识别心脏骤停后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是应该的。同时，他认为，突发心脏骤停，最有效的急救方式是除颤，每延迟除颤1分钟，成功率下降7%至10%。他指出，在北京地铁呼家楼站，没有可以供公众使用的自动体外除颤器。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胡大一也认同急诊夜鹰的看法，他表示公众参与公共场所的心肺复苏应充分强调有效心脏按压。“频率要够快，不少于每分钟100次。强度要够，按压4到6厘米，不宜因人工呼吸耽误时间。”
胡大一介绍，体外自动复律除颤器是最快最有效救治工具，首都仅机场有，也是刚刚才允许经培训的非专业人员使用，远未普及。而高铁火车站、地铁都无配置。
追问2
地铁员工是否有急救培训？
北京120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介绍，急救中心专门设置了北京急救培训中心，除了针对医护人员的技能提升、对新入职医生进行基础培训，以及对老百姓进行日常的急救知识普及外，培训中心还对企业开展急救培训，这里面就包括对地铁公司的培训。
“地铁公司每年都定期到我们培训中心，让我们给他们做急救知识的培训。”刘红梅说，在地铁4号线开通前后，相关人员参加了全员的急救知识培训，当时她也参与了授课。
北京市红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中心书记李金华也表示，在建设救援服务站的同时，中心也会给建站单位进行急救员培训。“目前我们已经给北京地铁公司一分公司培训了60多名急救员。”李金华说。
北京地铁一工作人员也称，地铁公司会不定期对员工进行急救培训，与红十字协会共同组织学习考核，每个站每个班次都有持急救培训合格证的工作人员。
不过，刘红梅也表示，接受过培训只是初步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并不等于专业的急救人员。
追问3
公共场所急救能力如何？
【地铁】据地铁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地铁站内，各重点部位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并由工作人员定时对站内各区域进行巡视，可及时发现有异常情况的乘客。
遇到此种情况，首先要查看并询问乘客的状况，看是否意识清醒、是否有家人朋友陪同，若意识清醒，应询问乘客有无病史，是否随身携带药，针对乘客的情况采取初期救治。他称，车站的工作人员具有急救证件，掌握简单基本的急救知识；站内综控室等部位配有急救箱，内含有外敷的各种急救物资，对于外伤等情况的乘客可进行初期救治。
若乘客意识不清醒，车站工作人员及驻站民警会第一时间拨打120或999电话并与乘客的亲属取得联系，在拨打电话时会向医护人员说明乘客的初期症状，随时做好接续救治工作。
【公交】公交集团有关人员称，集团各分公司有专门的急救知识培训，在员工培训时有一个“十八个怎么办”的内部操作规范，其中一个章节就是遇到乘客突发疾病怎么办。
对于突然因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危重病情，司乘人员首先在保证全车人安全的前提下，就近停车。及时呼叫调度中心派车接应，同时与999急救中心联系。司售人员会组织其他乘客避免围观，及早撤离车辆，到接应车上，同时依据现场情况加以简单急救。
“我们的司售人员基本的心肺复苏按压是会的。”该人士告诉记者，但突发的疾病以及乘客身体情况不同，所以还需要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现场。
【公园】记者从北京市多家公园了解到，针对突发疾病等情况，公园大多有急救预案，如快速地发现突发情况，并调动资源尽快使得专业医务人员赶至现场处理。但多家公园表示，涉及急救等专业行为一般由专业医生完成。
此前，曾有老人与亲属一行三人在颐和园散步，却突然晕倒。颐和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人员经家属允许，协助其让老人侧躺，并拿出垫子及毛毯进行保温。同时，迅速联系急救人员。该负责人介绍，工作人员迅速调动园内资源，为医护人员开通绿色通道，赶到晕倒老人身边。“大概十几分钟，急救人员就赶到了”。该负责人说，如游客突然昏厥，主要从两个方面处理，一为及时发现突然情况，二为协助专业医护人员尽快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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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吴为 程媛媛 郭超 信娜 实习生 周圆 王晓琳
评论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过劳死
金波猝死引发公众对传媒工作者的再度关心，有同事称金波“工作比较拼，经常熬夜”。另据了解，金波是著名的“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的妹夫，事发后，邓飞在朋友圈发消息，称“我总是提醒他晚上不要熬夜，他答应了，跟我回杭州。但今天他倒在了北京地铁里，抢救无效，走了。”
种种迹象表明，金波之死可能是“过劳死”。不过目前没有医学鉴定，实难就此下结论，但就在此前不久，不只一次看到“又一个年轻的媒体人走了”的新闻，而且多是过劳死，媒体人成了过劳死的高发群体。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频频猝死的何止媒体人。2015年6月4日《生命时报》盘点了“最容易猝死的10大行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广告狂人，第二位是白衣天使，第三位是网络店主，第四位是IT工程师，第五位才是媒体人，第六位是人民警察，第七位是一线工人，第八位是莘莘学子，第九位是演艺明星，第十位是运动健将。
这个由一家专业报纸做的统计分析，有案例但统计未完整，但仍让人感觉大体可信，从这个猝死的行业分布来看，既有白领，也有明星，既有工程师，也有一线工人。
结合职业特性，以及具体的案例，发现这些猝死的案例中，无一例外都是过劳死。大家有点意外的是演艺明星为什么会进入这个榜单，可有调查显示，人前光环的背后，约1/3的明星都在喊累。很多演艺人士要靠药物才能保证睡眠，纷纷感叹“每天都在工作”。2005年8月，著名小品、影视演员高秀敏猝死，时年46岁，与劳累有关。
一线工人给人的感觉好像猝死的比较少，这其实是信息不对称的错觉。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十大健康透支行业名单”中，制造业高居榜首。见诸报端的例子有，2006年5月30日深夜，广州市35岁的服装厂女工甘红英猝死在出租屋内。此前4天，她的工作时间长达54小时25分钟，她生前一直在喊“累”。2010年1月，河南一名年仅19岁的青年工人马向前猝死。同年6月，另一名23岁的工人陈龙在宿舍洗澡时猝死。
长时间劳累导致一线工人过劳死，一线工作枯燥压抑的工作环境、重复呆板的机械化动作、经济压力等，常常导致他们有自杀行为，此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已成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运动健将猝死算不算过劳死？我觉得很多都算，运动健将训练强度大，比赛压力大，多死于心脏病，长期的超负荷的运动容易导致心肌缺血，加上“更快、更高、更强”的压力，过劳死并不稀奇。1998年，29岁的女子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格里菲斯?乔伊娜在睡梦中猝死。2004年2月，34岁的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潘塔尼猝死。
至于广告狂人，白衣天使，网络店主，IT工程师，人民警察，莘莘学子成为过劳死的高发人群，不足为奇，只须想想他们的工作时间、状态和压力就知道了。所以，不只是媒体人或者说白领才“猪狗不如”——“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很多行业都存在“现代包身工”现象。他们的区别只在工作性质不同，共同之处之像那位希伯来商人那匹精疲力竭的骆驼，哪怕是再加一根稻草也能将它压垮。
这是一种时代病，不独“最容易猝死的10大行业”的人群得这病，也包括“中国十大健康透支行业名单”，其中有制造、金融、教育、媒体、法律、IT、交通运输、广告、快速消费品行业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人群。甚至那所先富起来的人，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身体的透支也相当惊人。
我读到一篇文章，讲俞敏洪的作息表，着实被吓了一跳，他说他的勤奋一般人跟不上。他平均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如果没有应酬，平均每日三顿饭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个小时。这样算来下，俞敏洪一天睡觉可能只有四五个小时。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休假保证，身体恐怕扛不下来。
同样的过劳死，在事件传播上，白领等有话语权的人使之更易传播，更易引发关注，一线工人的过劳死显得过于沉默。这种差别也反映了“同命不同价”、“同命不同效应”的社会偏见，背后的深刻思想是对人的身份的歧视。
白领，特别是高级白领“很自然”地被看得比蓝领工作“金贵”，死一个白领“很自然”地就比死十个蓝领轰动。其实，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论白领、蓝领，还是金领，他们都是一条生命，都反映了社会问题，都应该给予关注，引起反思。
这个反思包括，企业对员工的合法权利还不够重视，工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是否缺失等等。有些企业把加班加点视为企业文化，拿企业文化要求员工，无视员工的合法休息权，导致过劳死，是不能容忍的，企业文化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不是协迫员工的神器。
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这30多年的发展，就像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充满了野蛮特性，重效率而不是重公平（虽然嘴里天天喊公平），过分地看重个人企业利益，而不是“以人为本”，很容易做出伤害员工权益的事情来，包括过多占用员工的身体和时间。加之一种赶超强国的心理，使得整个国家超速行驶，每个人都是被绑在这个高速行驶的机器上的零件，想要慢下来、停下来，等一等灵魂，等一等道德，等一等生命……，变成一件很难的事，使得员工健康负债累累，一旦还不上，就可能嘎然而止。
文/廖保平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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