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有关灰色地带是阿敖和阿邦都无法到达的庇护所。
由香港著名导演陈木胜执导的影片《怒火·重案》在上映两个月后，拿到了内地票房史中最高票房的香港动作片，于国庆档之前定格在了13.14亿的票房成绩，这部电影也是陈木胜导演的遗作，从《新警察故事》到《宝贝计划》再到《扫毒》，导演不断开发动作片的各种可能，在场景设计、打斗画面方面不断精益求精。影片故事仍是香港警匪片的熟悉设定——一正一邪的双雄对立，张崇邦是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重案组警察，恪守原则且不畏强权，邱刚敖原也是警察，甚至是明日之星般的优秀警务人员，但在经历一场上级在秘密行动的非正义高压命令后，为解救人质，下重手将疑犯打死，而后人质与上司的拒不承认致使他锒铛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便成为反社会人格般进行极端报仇行为，成为心狠手辣的悍匪。
影片聚焦腐败的警务环境，以邱刚敖的复仇影射社会的暗黑崩坏，但影片仍以张崇邦视角为主进行叙事，这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终极形式，也是类型电影中戏剧冲突的常现方式。而关于邱刚敖的许多情节需靠观众自我联想可得，这不免是为了审查制度与传统价值观塑造，但对这一“反面人物”，导演最大程度给予他人文关怀，并未将其简单的脸谱化构造，这亦是影片播出后，反派人物关注度更高的原因之一。
张崇邦与邱刚敖是《怒火·重案》的两大主角，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与人物命运，但相同的是，两人都是影片中能力最强之人，强者对决的较量才更引人入胜。影片中的张崇邦是绝对意义的好人，能力超群并恪尽职守，餐厅饮六十万一斤的名茶后留二百元转身离去这一情节，塑造了张崇邦面对腐朽体制仍洁身自好的性格特质，而饭桌上同事对其接管案件的接连夸赞也向观众展示他能力卓越的一面，在之后的追凶路中也是他冲锋在前，并拥有主角特有的“第六感光环”，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亦是相爱相亲，这样的人物设定作为影片主角在价值观塑造上毫无问题，但是这样的“完美警察”也让观众与角色产生距离感与不真实感。
而邱刚敖作为被警察局丢下的“弃子”，从蒸蒸日上的明日之星变为隐居暗处的嗜血暴徒，与贩毒分子交易截取大量毒品赚钱，在行动中他杀伐果决，和团队分工明确，头戴面具宛若地狱使者，扫射全场，一个活口不留，甚至残忍将张崇邦上司直接扔下高楼。此外，对同队成员同样不留情面，在公子行动中所管控的对讲机杂音较大便在事后大声教训，而后在公子失手杀掉女友引起警方怀疑时，直接自己动手，当众人面将公子灭口，并说“哪个做错了，老天爷都救不了”。
这样极端凶恶的性格无疑是在狱中形成的，影片虽未对邱刚敖的狱中生活具体表现，但通过他和同伴脸上、身上的伤痕，和与张崇邦对峙时所说“我被曾经我们抓的犯人在狱中打，”这简单一句台词道尽他四年苦楚，本为明日之星的新郎官，在出狱后他说他第一件事就是杀了阿晴（邱刚敖未婚妻），对此观众可以存疑，因为相对于杀掉未婚妻，更贴切的解释是阿敖杀了自己，阿晴代表他未来生活中对美好的一切向往，经历四年牢狱后，所有美好不复存在，曾经坚持维护的正义到头来送他去往地狱，于是他从地狱披荆斩棘、浴血而归后，成了地狱的使者。他阴冷、易怒、邪恶，如同《拆弹专家2》中的潘乘风，同样在遭到组织遗弃后，选择报复，他们有能力有实力，当精英开始反叛社会将更难招架，两部影片都暗含了这一现象。只不过《拆弹专家2》插入了非现实的“记忆植入”让潘乘风“改邪归正”回归正义，而《怒火·重案》则选择让邱刚敖在绝处自焚——在教堂中自杀后倒入圣母的怀抱，这以场景似乎才是更为现实的脚本。
张崇邦与邱刚敖两人在影片中站在了黑白两色的极端，而张崇邦口中的灰色地带是两人都无法到达的庇护所，一个较真到不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个凶残到不具人性，但他俩其实是相似的，影片最后，在教堂里邱刚敖最后说到：“如果那天，你去追可乐，我去追王琨，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反过来？”黑与白在此时发生混乱，引发观众对二人命运展开思考，张崇邦与邱刚敖两人互为镜像，完成了一场命运捉弄下的身份变更，从而再次引发对于正邪的探讨。
此外，电影《怒火·重案》与众多近年香港动作片一样，“重武轻文”，过于追求画面张力与镜头语言，忽略了叙事上的逻辑与台词文本，有关张崇邦的人物形象过于刻板，之前的坚守规则也在之后追凶中屡屡“破例”，不免显得割裂与破碎，这亦是张崇邦未受到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由于大陆上映大都为普通话配音的版本，这对观影体验来说也是大打折扣，蹩脚刻意的配音在当下配音演员行业逐步成熟的行业现状的中显得不够专业与用心，这同样对大陆观众之于香港电影的印象有所影响，但也不失为一种特色。
《怒火·重案》是港片逐渐稀缺现状下对过去的致敬以及对当下的延展，它有着香港电影警匪片辉煌时期的癫狂之味，也有着符合当下主流价值观的正面引导，但它还暗含着对社会现状讽刺的深度反思，教堂一别，小丑（邱刚敖）与邦主（张崇邦）都无法到达理想中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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