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
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后来，赵把范、中行氏灭掉后，公元前453年又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公室。
晋国“一分为三”后，战国时期率先崛起的大国，则是魏国，这也是其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当时，秦国还没有这个“觉悟”；齐国只是个傀儡政权；楚国呢？大家都忙着内斗。没有外敌的虎视眈眈，魏国当然就可以安心的发展自己了。
它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当时经济和文化相对最发达的中原地区，领地横跨黄河，包括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部分地区。这其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的，则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俩，他们“聚集人才”，“因人而用”，精心打理国家，使其成为了“一霸”。
在对外策略上，魏文侯讲究的是“和气外交”。韩国和赵国都分别找过他，要借兵攻打对方。他就说：“你们都是我的兄弟，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答应。”对此，韩、赵二国开始相当愤怒，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他们好，所以，三方又坐在了一起，魏王自然就成了“盟主”。
在国家管理方面，他很是注重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治国思路，将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用，让各方面的利益达到最大的平衡。战国的改革，从三晋开始，又以魏文侯任用李克（李悝）变法为先，其变法核心就是：“富国强兵”。
国家要鼓励种田，积极发展农业，建设军队。李克颁布了《法经》，提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就是说“国家一定要有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部“法典”后被商鞅带到了秦国，成为他以后变法的“指南”。
在《晋书·刑法志》中就有记载：“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克)... ...著《法经》。”以及“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学自“儒家”，后又成为“法家”的“开创者”。用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的《序》中的话，就是，“法学”是从“儒学”而出。
但是，儒家思想在治国时，如果，没有“法治手段”，就谈不上真正的“务实”。这在以后的历史中也被证明了。如：李世明和贾谊，都是“崇尚儒学”之人，但是，在政治作为上，依然有“法学”痕迹可循。
追根溯源的话，就是从李克这里开始的。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收录”了他的一件趣事：
一天，魏文侯请教他如何挑选“国相”，当时，有两位候选人，魏成与翟璜。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是说了说自己“如何看人”。
他说了五条标准：
第一，看其平时和谁走得近。
第二，看其富贵时交往的朋友。
第三，看其显赫时，会保举谁。
第四，看其困难时，不做哪些事情。
第五，看其贫穷时，不挣哪些钱。
魏文侯听闻后，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非常高兴他的老师教给了他这套“识人之术”。他的这套“用人理论”就是两点：
1、行动比说的重要；
2、人可以按“群”进行分类。
他教完学生就打算回家了，刚出门，就碰到了翟璜，笑着问他：“听说国君今天要定下国相了，是谁呀？”他很直接：“我猜啊，国君应该看好魏成。”翟璜的脸立刻就拉下来，很是不忿：“我哪里不如他？”
那么，二人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魏成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广纳天下人才，向国君推荐的卜子夏、段干木和田子方，都是赫赫有名的儒学高人。其中，卜子夏师从孔子，擅长“文学”。后来，有人甚至说他和其他门人编撰了《论语》。他在魏国传播思想时，自成一派“西河学派”，也培养出不少人才。李克推崇“法学”，同时，又研究“儒学”，未必没有他的影响。
统治者真正开始“奉行”“儒学”，可以说，是从魏文侯起了头。他从子夏那学习经艺，请教不愿为官的段干木如何管理国家，聘田子方为客卿，他就是子贡的入室弟子。魏文侯的这些举动，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并“得誉于诸侯”。在《史记·魏世家》就说了一则故事，秦欲向魏宣战，被人阻止了。
理由就是：魏国的国君尊敬人才，善待国人，举国齐心，此战未必能赢。
当然，翟璜也推荐了一些人才，如：吴起，西河郡守名将；如：西门豹，将邺地治理相当好；如：大将乐羊，拿下中山国，包括屈侯鲋，这是太子的老师。
但是，一对比，就可看出二人的“高下”了。
前者推举的人才，不但有道德上的优势，而且，看事情的视野更加开阔，格局更大。后者推荐的人才，就具体事情而言，做的非常优秀。但是，魏文侯更需要的是，能“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人，是可以成为他老师的人。所以，翟璜输就输在了“识人”的“高度”上。
李克就认为，国家不但需要各种领域的专家，还更需要可以让统治者提升其自身认识的“老师”，这就是所谓的：“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智有短长。”
一日，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起用餐，听着伴奏，然后，说话了：“我咋觉得这左边的钟声，音量高些呢？”
田子方笑笑不说话。
国君不明白了：“我说错了？”
他这才开口：“为臣听说，为国君者，重心应放在如何识人，而不是识别声音。如今，看国君您心思放在了‘声音’上，为臣很是担心，这会影响您对官员的判断。”
他的意思是：领导者的注意力应是观察“人”是否合适，而不是去“评论”一两件具体事情，这也就是管理的精髓了。
一次，魏击（魏武侯）在路上遇到田子方，下车行礼，他没有还礼，魏击不悦，冲着他大声说：“是富贵者可以高傲呢？还是贫贱者？”
他很是平静回答：“只能是贫贱者。你看看那些诸侯国，以及士大夫们，无一不是由于‘高傲’失去了其国家和封邑。最后，再拿回来，谈何容易？我一介贫贱之人，到哪还不是一样？”
魏击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谢罪。
他这种教育太子的方式，值得人深思。作为一国之君，就应该比他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会有所担当，自己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
在《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中，司马光阐述了“五种”统治者：
“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
区分他们的，不是能力高下，而是自我管理能力的高下。
司马光认为：对于中等才能的领袖者而言，如果，可以很好约束自己，至少不会让自己的“家业”坠入衰败。
魏文侯治理国家，很有自己的一套经验，也让后人看到了其成效。这些，不但成为了后来中国帝君们学习的“范本”，也给了现在的我们很好的“案例”：要走到更高的平台，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管理自己，这样才会有机会和能力管理更宏伟的事业。
参考资料：
【《三家分晋》、《晋书·刑法志》、《先秦诸子系年》、《史记·魏世家》、《资治通鉴》、《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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