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更多使用的是“夷务”和“夷人”概念，反映出时人轻蔑西方的态度。1858年《天津条约》有专条规定，清政府今后在对内、对外正式文献中不准再提“夷”字。从此，中国人在指称涉外事务时，用“洋务”取代了“夷务”。
这种变化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西方列强东来是为了通商，而不是要推翻清统治，因此可以与之妥协。（2）中国与列强作战失败是因为列强拥有新式枪炮，中国应购买制造。（3）应与列强联合，共同镇压国内起义。例如奕訢说：英国“志在通商”，是“肢体之患”；俄国“有蚕食上国之志”，是“肘腋之患”；而“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所以应该取法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联合列强消灭“发捻”。这些人既不同于以往盲目排外的主战派，也不同于以往那种无知懦弱的投降派。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技术，举办洋务，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清政府兴办洋务过程中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官僚集团。他们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师夷长技”为口号，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主张在中国兴办洋务事业。其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訢、文祥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稍后一些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洋务派
洋务派的基本主张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即对外要“和”，对内要“变”。洋务派认为，当时中国对外不能言战，因为西方列强的大炮无坚不摧，轮船、电报瞬息万里，中国靠城墙、关口抵挡不住，如果开战，“即暂胜必终败”。因此，对外应“守定和议，绝无更改”，“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洋务派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自强为第一要务”。所谓自强，就是要变法，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制器练兵”。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同时也有助于抵御外来侵略。
主要洋务活动
具体说来，洋务派的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时局观：认识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这是洋务思潮求富求强的时代要求和理论依据。“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派把鸦片战争后华夷关系的变化、中国闭关局面的被打破称为“变局”，并认为这个“变局”对中国而言利祸兼而有之，利祸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所为”。
李鸿章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主张，应该把这个变局看成是中国转弱为强、转衰为盛的一大转机。可以看出，洋务派之变局论，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出了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当时的一些西方人士所评价的：它表明洋务派“不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或是用盲目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勇敢地承认已改变了的环境，并且企图适应环境”。它标志着洋务派开始真正突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欺欺人的观念，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对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形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洋务派正是从“变局”观出发，主张变通成法，进行变革。但他们所主张的变革是有限度和范围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所当变者”是火器，即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可变者”是“文武制度”，即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
江南制造总局
（2）自强观：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首先系统提出并论证洋务自强观的是冯桂芬。他说，自强之道，在于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均有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以“夺其所恃”的言论。这种“师长夺恃”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和抵御外侮的动机，是洋务派倡办洋务的重要出发点。
总理衙门
（3）求富观：“必先富而后能强”。洋务派的“求富”，首先是为了“求强”。在洋务运动的开始阶段，洋务派的活动主要在“求强”，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的自强活动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兴办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战争的赔款、镇压农民起义的巨大军费开支，已经使清政府财政破产，根本无法满足军事工业的经费需要。同时，近代军事工业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小生产，它必须以整个国民经济作基础，需要其他工业为之配套。所以，洋务军事工业创办后，其所需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种种困难日益显露出来，严重制约着军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要解决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创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也包含有“与洋商争利”的目的。洋务派普遍认识到，西方国家之谋富强，“以工商为先”；而中外通商，外货输入中国，“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何不效法英国，自为制造，以“分洋商之利”。因此，中国应努力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洋务派中的一些人还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之兴衰乃国家兴亡之关键，认为“先富而后能强”。郑观应则明确提出要与外国展开商战。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很进步的。这说明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的“求富”思想中，也包含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实际上，洋务派后来创办的一些民用企业，对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也或多或少起过一些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建铁路
（4）人才观：改革科举，造就和选拔人才。洋务派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只有努力培养新式人才，国家才能“永无外患”。他们普遍主张要改革科举制度，增设一些有关时事、地理、外语、科技、西学等内容的新考试科目，以造就和选拔新人才。他们还提出了要以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选派幼童赴国外学习等主张。这些认识在当时也是很进步的。
清代科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