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派大葱 曼卡乡绅
编辑丨宋鑫雨
排版丨Jesmine
（田松教授在“文景讲坛”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技哲学研究所、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环境哲学、科学传播、科学人类学、科学与艺术研究。
田松老师曾对“民科”群体有专门研究，发表《论民间爱好者为什么不能取得科学方面的成就》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和成因分析》，较早的对“民科”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为针对民科群体成因，思想，心态，行为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材料。
（田松教授在北京地区研究生科史哲论坛发言照片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京师学人：您关注民科群体将近20年了，还与他们中的不少人有过接触。有没有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说说与他们相处时的经历吗？
田：其实吧，我直接接触的民科也不是很多，第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算是间接接触，是他给我打电话。我能听到电话里面有鸡的叫声——我在文章里面都写到了。他在电话里面是要跟我辩论啊，不断地在跟我讲哥德巴赫猜想。但这个人的名字，我有点记不得了。还有一位是温州的赵先生，他宣称自己造出了永动机，然后不断地到各大高校去演讲。在校门口拉个横幅，宣称他推翻了教科书里的热力学定律。
直接见面的是在两千零二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会场上来了很多民科。其中有一位天津的民科说他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他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哥德巴赫猜想你们官方的科学家不去证，还不让我们民间去证，那不全都让外国人给证走了。”
打交道时间比较长的呢，是成都的老刘，刘先志。他其实是一个工程师，在电子行业有专利。他在自己的领域（是）专家，但是跑到别的领域里边儿做民科。他的突出工作是杂交致癌学说。我们现在都是讲杂交优势，他讲这个杂交会导致癌症，纯种那个会有各种好处。他也是有一段时间在网上非常活跃，我和他经常在网上“战斗”，后来有一年我们还在成都见了面，他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刘华杰还采访过他。
当然早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科，朱海军。他是郑州大学毕业的。他提出的学说叫做人类体制进化新说。我和他没有直接的接触，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他在邮件里面表现得非常非常谦虚谦逊、彬彬有礼。
再往后我觉得我的理论都完成了，后来新出现的民科，都没有超出我最初的理论，所以也没有直接的接触了。偶尔在电视网络上还会看到有民科现象出现，包括郭英森。所有这些行为方式，如果说和我的理论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年龄。当时预言嘛，就是七十年代之后不会再有大规模（民科）的出现，但是年轻的民科，也还有。
（郭英森参加节目《非诚勿扰》 来源：《百色早报》）
京师学人：那么这些民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您在论文中也提到他们的行为具有苦行、悲壮的色彩，这样的人在民科中占大多数吗？
田：这个事情呢，我没有全面地统计过，所以不好说。当年接触民科，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很不好，确实是像我写的那样家徒四壁。所以感到他们做这种事很悲壮嘛——这种苦行的感觉。可是这个悲壮和苦行同时其实还有一种心理的因素。比如说温州的那个赵先生，他的生意经营得还不错；那个老刘，人家是工程师，所以个人的生活也还好。后来我也认识一些社会地位已经很高了的人做民科的生活，也还都不错。
但是，即使是这些生活很不错的人，由于他们热爱的事业得不到认可，所以还是有一种很悲壮的状态。现在的民科进入了网络时代，至少他做民科的成本没有当年那么高了，所以呢，他可能付出的更多的是时间成本。我觉得（现在民科）普遍的生存状态，应该比（之前）那个时候好吧。至于是不是还像当年一样有这种理想主义，新一代的年轻的民科也可能不是了。
京师学人：那做民科对他们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这样的例子吗？
田：这个呢，其实也不可一概而论。在二十年前那个年代的民科，每个人和自己的家庭的关系都很紧密，任何一个人，他的行动对整个家庭都会有影响。家里面支持，他就会舒适一点，家里不支持，那就差一点。也和这个人他在家里的地位有关，像当年唐山有一个民科，他是一家之主，所以全家的收入啊，家庭生活情况啊，全都跟他有关。他从事民科以后收入很低，整个家庭是跟着受苦的。但是现在社会可能会不一样。现在我们个人和家庭之间不像当年那么紧密了。
京师学人：几年前那位一家之主的例子，他家人有多困难？您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田：那个例子其实我没有直接接触，新闻报道上有。我记得他是河北唐山的。这个报道是南方周末做的。当然也可能也没有苦到哪儿去吧。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他那个特别庞大的理论。这个研究所也很难有什么收入，可能有一些别的收入吧。只是他的精力都在这个上面，所以收入就不多。但是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全家都支持他，他的女儿也特别崇拜他，都觉得他一定能够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成就。
京师学人：那么刚才说到的赵先生、刘先生，他们的家庭也支持他们吗？
田：赵先生是一家之主，生意不错。所以家里人对他做这些也就无可奈何。他有话语权，所以家里面是不是支持我没有特别问；那位老刘呢，我们没有谈到这个事儿。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像这种情况下家庭支不支持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家人可能）就是觉得是一个特殊的癖好嘛，总比打麻将啊赌博啊强。
京师学人：这样看来民科确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集合。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呢？民科之间怎么互相看待的？
田：民科呢，不是一个集体，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他们没有办法结成共同体。或者说他们可能会结成一种感情的共同体，但是不会结成一个知识库。这种感情的共同体呢，当他们在共同面对压迫鄙视的时候，应该是有一定的凝聚力的。而且有些民科有一些组织，某些组织的线下活动还挺频繁的。当年就有，现在网络时代，他们应该更方便联系了，你可以看一下百度的民科吧。
京师学人：我们也注意了民科吧，发现吧里除了传统的信念坚定的民科，好像还有许多喜欢消遣、炒作的人。您怎么看网络时代民科心理的变化？
田：因为我没有在民科吧里面混，所以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的猜测哈——不能说确定的猜测——就是上一代那个民科呢，他们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他是把从事科学和热爱国家呀，为人类造福啊，连在一起的。我觉得网络时代的新的民科可能不会有这种神圣感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科学主义的意识没有当年那么强了。所以网络上青年一代的民科，像你说的把它作为消遣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
标志性的鉴别方式就是神圣感。老一辈的民科之所以会和我们非常激烈地（对抗），一个是我们对他们做民科这件事情，是不以为然的。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科学也是不以为然的，我们经常会批判科学。而老一代的民科，对于批判科学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批判科学的话，他那个神圣性的来源就没有了，他的悲壮啊，苦行啊的意义都丧失了。
（田松教授生活照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京师学人：那么您认为老一辈民科的将来是怎样的呢？神圣感淡化了，民科现象以后还会继续存在吗？老一代民科们对当下教育体制会不会有激烈的批判呢？他们会不会对子女宣扬自己的理论呢？
田：民科一定会消亡的，这事儿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老一代民科轻易不会改变，如果能改的话，它就不是民科了，民科的行为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特别偏执。而且他要改的话，就意味着，他此生所热爱的那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们不会改，但是人数一定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他们对体制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正是由于这个体制，他们才会成为民科，得不到尊重。
对子女我想不至于。他会跟子女宣讲他的民科理论，但是不至于为了这个耽误孩子上大学吧。现在民科的孩子们，如果是（出生）早一点的话，那都已经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
京师学人：民科和一般人、和专业科学研究者之间真的不可交流吗，还是处在一个连续的谱系上呢？
田：民科和专业人士。不是一个连续谱系，这个谱系中间是断的。因为民科没有一个什么范式——他不会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范式。那个玩法他都不会。然后他自己发明的那套东西呢，也算不上是个范式，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而不会有其他人跟他一起玩。
京师学人：是不是一些专业的研究者身上也会有“民科”的现象或特质呢？
田：专业人士的确有很多，比如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民科，这个也挺有意思，可是更加诡异的是，有些人是在自己的领域成为民科的。一些人，尤其是很早期的学者，（由于）当时的学术技术不是很规范，也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资历非常老，新的素材他不读，一直固守着以往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一说话，一写东西就感觉他实在是隔着一层。这个时候的感觉也很民科。
京师学人：那么像有着专业研究者、科学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这样一些“隐形的民科”他们也会有偏执的特征，我猜想这种偏执有一部分来自于自己共同体内部的权威。那一般民科的偏执怎样和共同体联系起来呢？可以说说那些有激烈对抗体制的倾向的民科吗？
田：民科和科学共同体这个体制相比，实在是太弱小了，力量根本是不对称的。所以，他们的对抗就跟螳臂当车一样。就是上网发发牢骚啊，找人倾诉啊，也就是这些。当然呢，也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可以讨论。
有一位民科是航天部的工程师，蒋春暄。他民科和科学共同体对抗，可利用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官员，另一个是媒体。蒋春暄利用的就是官员。他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当时的中科院的院领导，副院长方毅，让方毅给他批示，要求中科院数学所对他的工作成果做一个鉴定。有院领导的指示，中科院也只好给他做了一个鉴定，然后由中科院的官方出具一个文件给航天部，最后航天部劝告蒋春暄做一点儿对人民有益的事。这个应该是民科和科学共同体对抗的最激烈的一个事件了。
类似的也还有，（比如）找老红军找领导。好像有好多省发生过类似的事。辽宁省的科研部门好像也做过这样的事儿。再有就是（民科）利用媒体和共同体对抗。因为有很多记者很容易就被民科的精神所感动，就开始在报上写文章，有的时候是大报——类似于中国青年报、科技报，为民科鸣冤。那也无非就是这样。
（蒋春暄在报告《费尔马大定理证明》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京师学人：您和一位民科接触时，他会渴望自己的理论得到承认，除了这个，在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他还会有什么诉求呢？您觉得您和他的交往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怎么看这样的交往呢？
田：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得到认可。在这方面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确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挺纯洁的。当然啦，他们有一些民族虚荣心啊，希望一举成名，希望为国争光。
我和他们的交往对他们都不会构成影响。他们不会认真琢磨我的理论，倾听我的理论。他们如果能听进去的话，那就不偏执了，就不是民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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