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去看老师，老师讲了一个他早年在北京制药厂做医生时候的故事。
文革的时候，我们制药总公司来了个专案组，要清理阶级队伍嘛，搞专案的。一个专案组6个人，都是军队转业的。专案组里边一个人肝功能不正常了。当时我在卫生科，我管预防的。。他们就来找我，说:我们专案组有肝功能不正常的，得赶紧预防，你给我们去弄胎盘球蛋白去！
胎盘球蛋白，工厂医院一般没有，都在防疫站。我就说，这种情况，弄不来。
他说：你还没弄，怎么就说弄不来？
我说人家有规定。肝炎，是密切接触者，才给你打一针胎盘球蛋白。
他说：什么叫密切接触者？
我说：家里的人。筷子、碗共用，才是密切接触者。因为肝炎是消化道传染。跟现在这个肺炎不一样，这是呼吸道飞沫传染。
他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
我说你们在一个办公室，但你们水杯、碗都是自己用自己的。这不属于能领胎盘球蛋白的情况。
那人很生气：我看你小子就是想对我们搞阶级报复！我们可是搞专政的！
我说咱们该说什么说什么，别往这些事上掺和。
他说：你就说给弄不给弄吧！
我说不是不给弄，是没办法弄。我即使去了也领不回来，而且会挨批评。你不符合要求，怎么往上报呢？
过了两个礼拜，专案组另外五个人肝功也都不正常了。
他们就找我来了。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这小子当初怎么说的？
我说，这个事情，咱们得两说着。
两说怎么说？
我说我了解了。
了解什么了？
他们家（那位最先出现肝功能不正常的人的家）一家子七八口人，到现在一个肝功不正常的也没有！
我说，人家家里人比你们可是密切接触啊。一块儿吃饭，锅、盘、碗、筷都是一起用的啊。人家这么密切接触，一个肝功不正常的也没出现哪！
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领导找我，说，你说的是有道理，他们专案组也有道理。你怎么能把这两个道理讲到一块儿来？
我说：就是精神紧张。精神紧张导致他们免疫力降低。这一点，医学上早就有案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苏联跟希特勒打嘛，打了好几个月的仗。七八个月吧，当时很多人得了溃疡病、高血压。
老师讲到这里，我插话：哦，都是紧张造成的。
老师：精神紧张。学医的时候，我是比较重视学巴甫洛夫学说的。
老师接着讲自己的故事：那时候，你跟他们讲这些道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啊。后来我说，这些事我也没有更多的道理讲。我只给你讲一点，别人都知道我给人看病，都是开两张处方。
领导说：我们怎么没听说你开两张处方啊？
我说，病人当然不会给你们说，但病人都知道我开两张处方。
我给人看病，开一个药物处方，然后再开一个文字处方，讲治这个病应该怎么做，讲精神作用。而且我都给大家背毛泽东给王观澜的那封信。“既来之则安之”那封信。我说还需要我背背吗？领导说，背背也好！
我说好！延安时期，王观澜住院时，毛泽东去看他，鼓励他好好调养身体，战胜疾病，后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办法。
这是毛主席四十年代写给王观澜的信。王观澜后来当过农业部部长吧（注：王观澜，1906-1982，1926年入党，延安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区委副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老师接着说：就是急性病，也不需要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
那时候我治病效果好，就是因为我要给病人讲清楚，你自己应该怎么样正确对待疾病！那时候我们特别重视医源性疾病。就是由医生给你造成的病源。
那时我们讲课时讲过一个例子。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一个公爵家，有个女儿，头晕，就请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医生来看。大夫一看，说是美尼尔氏症，没办法治。现在症状还轻，以后会越来越重。那位名医给看病时，那个姑娘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本来还能动。医生给看病以后就动不了了，一动就吐，一动就头晕，吐。只能躺着。
姑娘一下躺了十来年。动不了，一动就头晕，恶心，吐。
十月革命后，公爵家里条件没那么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优越了（估计也没人伺候了）。不能老躺着啊，就到医院去检查去，用新的医学检查办法。一查，不是美尼尔氏症！
我插话：被大夫给吓着了。
老师：这就是医源性影响，那个公主一下子白白躺了十多年！
有好多病，都是思想上的病，精神上的病。
人的精神作用很大。我经常讲一个例子：有人碰上小流氓，刀子一拿出来，还没扎呢，他先倒了。扎了吗？没有。但是他的确站不住了。站都站不住了。一个精神因素都可以让人这样。那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你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状态上去。你放到一个坚定的、“我一定能行”的状态，就可能出现不可思议的好的结果。（转载恩师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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