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常见的题材之一，因其优美的造型，美好的寓意，
鱼是汉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之一，因其优美的造型，美好的寓意，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还是表现神仙灵异的思想，都在汉代人大胆的想象中得以生动展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反映升仙思想的鱼车出巡图等；表现汉代人民日常生活的庖厨图、垂钓图等；反映祭祀文化的祭案、盘鱼图等。
鱼车出巡图汉画像石中已有的鱼拉车图像，图像内容奇特，基本图式为二鱼、三鱼或四鱼拉车，车上乘坐人物，人物驭车或是鱼驾驭鱼车。
在当下人们的思维里，牛马可以驭车，是人类驯服的结果。然而，鱼能驾驭车辆，是汉代人赋予了鱼同自己一样，甚至更高级的智慧。在鱼车周围有鱼护卫或引导，图像都以鱼拉车为中心制作的，表达的是人物出行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鱼拉车图不同于其它车辆出行图，主要有两点，一是鱼拉车的引导动物是鱼，是在形态上相对马、牛、龙、凤、异兽等较为纤小的水族动物；其二在于鱼车的配置设计上，鱼拉车所在位置集中在墓顶盖、墓室祠堂的后壁等，相对统一和重要的位置上。
在滕州市汉画像石一块阴线刻的画像石，第四层就刻有带有榜题的河伯。
关于河伯，原名冯夷，修炼得道而成为水神河伯，《淮南子·齐俗训》载：“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楚辞·九歌》注引《抱朴子·释鬼篇》：“冯夷以八月上庚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这两种说法告诉我们，河伯原名冯夷，修炼得道成仙，或者溺水而死成仙。
汉画像中鱼拉车上人物究竟全部都是河伯，还是部分图像是河伯，尚有待研究考证，无榜题的汉画像石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就是河伯。
汉代人不仅崇拜鱼，也崇拜和鱼有关的异型物，比如在山西、陕西和山东地区的鱼拉车画像石都有出现的人骑鱼、人首鱼身的附属图像。不仅在鱼拉车图像周围有人首鱼身形象出现，滕州汉画像石馆的汉画像石上，还专门刻有人首鱼身的形象。
这一形象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是称为“氐人”，《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氐人”的形象，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这是汉代人对鱼崇拜的表现，鱼在这里就不单是自然动物鱼类，也是神的象征，先民完成了鱼的神格化，同时意味着人格化的完成。“氐人”的人首鱼身形象，就是鱼人格化的产物。鱼的人格化，让汉代先民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异类”能穿越生死，同鱼车一起，佑护灵魂成仙。
捕鱼庖厨图汉画像石里有许多表现捕鱼的画面,正是两汉时代渔业生产发展盛况的生动再现。这里面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代的渔业经济、饮食文化。从图像上看,捕鱼的方法已是多种多样:执竿垂钓、撒网捕鱼、用矛刺鱼、用叉叉鱼、下罩捉鱼、用鱼鹰叼鱼、空手捉鱼等方式随处可见。捕鱼者可处水榭之上,或于大桥之下,或脱衣下水,或撑船而行。所捕之鱼以鲤鱼最为常见,还有鲢鱼、鳗鱼、龟、鳖之类。
汉画像石中的捕鱼图，有的是表现生产活动,而有的捕鱼场景则是如同人们观看百戏一样的性质,可能当时有此项捕鱼的娱乐活动。鱼的形象在汉画像石中的频频出现,足以说明:智慧的汉代先民把一种物象会同时赋予它多种含义,使其成为符号或神化，既有真实的表现，也有虚幻的一面；既有写实的手法，又有写意的笔触。
祭案盘鱼图祭案常见于汉代祭祀活动，常放于祠堂之前，用于摆放祭品。不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平民百姓，祭祀都成为祈佑福祉，寄托信仰和情感的重要活动。
鱼被祭祀者赋予了太多美好的寄寓，鱼儿活泼，也被寓为如鱼得水，代表官场上的得意和受宠；鱼儿产子众多，代表儿孙满堂；鱼谐音“余”，代表年年有鱼，吉庆有余。当这些美好的寓意在人们心中被激发后，便顺理成章地被用于祭品中。
图像作为一种符号，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独特而神秘，它浓缩了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许多重要环节，在过去那段我们不曾目睹的历史中，从图像符号里我们能读出其中象征和隐喻的世界。
通过对中国“鱼”文化的渊源追寻，以及对汉画像石中“鱼”图像的梳理，可以分析出汉代人的观念里鱼有祭祀、生殖崇拜、吉祥、升仙等意义。在汉画像的研究中我们去体会到汉代人的思想情感，他们以鱼的形象寄托美好祝福。“鱼”图像不仅集中表达了汉代人的精神观念，也凝聚了他们的艺术智慧，图像里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意蕴远，值得我们后世去学习借鉴。
来源：滕州市汉画像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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