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包括孔子仁学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说的宗旨在于探讨人的发展，如何适应大变动社会的挑战。当时属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受众认为适宜发展则取之，不适宜发展则舍之，因此，诸子百家能够流传下来，自然属于善。诸子百家学说的宗旨就在于探讨人的发展，如何适应大变动社会的挑战。
但在这之后，中国自秦汉以来，政治上进入大一统社会，自宋元以来，思想上进入大一统社会，这时的传统就有了政治上的要求，即需要适宜大一统社会的需求，而非民众的发展。
《淮南子·道应训》借姜尚之口指出中国传统毒素的来源：王若欲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炊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不失矣。什么意思呢？就是，君王如果想要长久地坐拥天下，那么就要堵塞人民的感官，引导他们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开展繁琐的教育，使他们都喜欢自己的事业，满足自己的性情，由明白人变成糊涂人。……这样来改变风气，那就可以长久地坐拥天下而不会丧失了。
王若欲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炊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
唐代大文豪韩愈是当时古文运动的代表，他对汉儒背离孔子仁学的认识进行了激烈地批判，认为孟子以降仁学失传，汉儒以来的认识均违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其在《原道》中指出：我所说的这个道，并不是以前所说的老子与佛学所讲的道，而是经由尧传给舜的，由舜将此传给禹，而禹将此道传给汤，汤将此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再将此道传给孔子，孔子将此传给孟子。自孟子死后，这个道就没有传下来了。
唐宋八大家之首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原文是，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
青山不老，仁学依在。
那么，之后的宋明传下来了吗？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就指出，自秦汉以来的儒者，大多背离孔子修己治人之旨，实是合佛、老以混圣道的伪儒。朱子理学“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尤能坚守经世致用旨。但朱子后学却沉溺于训诂，远离了经世。他特别痛恨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王学实际上是阳儒阴释之异端，诬圣背道之邪说，正是朱学的衰落导致了它的兴起。特别是在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变迁以后，他对王学的空谈危害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所以对当时的废实崇虚学风进行了抨击和痛斥。
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
由此，可见，2500年的传统，在大部分时间中是处于误传的状态之中。那么，这种误传是的后果是什么呢？
（1）不义
“义”是权宜，也是仁学的灵魂，仁学以美德来对抗大变动社会的挑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降低由此带来的生存成本，而“义”正是解决此问题的良方。没有“义”，仁学就无法操作。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后来的儒学单纯从“学”和“德”出发，并不必然能达到“仁”，还需要有“以友辅仁”，“友其士之仁者”，但如果在危邦与乱邦，或没有办法选择的“大一统”社会，要做到“隐”与“忍”，这是孔子也做不到的。孔子指出，“邦无道，富且贵也，耻也”。但是，孔子指出，这一点他也很难做到。而如果身处“危邦”或“乱邦”，如何保证自身不被扭曲呢？这是孔子没有回答的。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
“义”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而这种纽带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在诸子百家中，讲义讲得最好的就算是墨家，但自秦汉以来，墨家就倍受打击，最后转入民间，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2）不仁
中华传统的核心是仁学，但经过秦汉之后的诠释，将仁解释得东倒西歪。因为在真正的仁学中，其核心思想是反权威、反中心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一切皆有可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忠于自身的良知，而非外在的教条；“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种仁学是统治者大一统治理最头疼的，这也是为什么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极度反感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仁学在中华传统中被极度边缘化、模糊化。时至今日，仁学的解读极度不清晰。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3）不可
仁是整个中华传统的中心和策动源，如果没有了仁，整个传统就如同行尸走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的支持，整个礼乐毫无意义、生气可言。春秋时期的晏子就曾指出，正是义与仁的缺失，儒家的人十分高傲而且自以为是，不可以教化下面；爱好音乐而使人倦怠政务，不可以让他们亲身治理国家；主张有命而怠于政事，不可以让他们聘任官职；崇尚厚丧，并且久哀不止，不可以让他们慈爱百姓；穿着奇异的服装，强作庄敬的面容，不能让他们来引导大众。
善的艺术，亦或是必要的恶？
儒家极力修饰庄盛的仪容来蛊惑世人，用歌舞音乐来聚集徒众，把礼节变得繁琐以求有礼，追求各种礼节来吸引人观看，学问广博却不可能用来议论世事，思虑劳苦却不能有利于百姓，人们花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术，年富力强的也不能奉行他们的礼节，积聚财物也不能供养他们享乐，繁复地修饰自己的学说来迷惑当世君主，创作盛大的音乐来迷乱愚蠢的百姓，他们的学术不能公之于世，他们的学说不能引导民众。这种批评在后世的儒学传统中都得以体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不智
没有了“义”和“仁”的支持，中华传统所提出的以美德来对抗大变动社会的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
春秋末年墨子就指出，若没有“义”的支持，讲美德无异于渲泄情绪，会导致不明智选择，而只能付诸于不可告人的权谋。而墨子“由义入仁”的理论正是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在“危邦”与“乱邦”，组成不以政治社会为依托的“士民”的联合体，由“牧首”，也就是“巨子”来领导。
天下莫贵于义。
以此来保证“以友辅仁”、“由义入仁”，并且，保持人应有的对错、善恶观，而不被政治社会的是非好恶所左右，以士民社会的力量，主持社会正义，非难不正义的战争（非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非命），并做到自身能力的最大提升，实现“兼爱”，并以“天志”、“尚同”、“明鬼神”来建立士民社会的共识，建立牢固的共同思想平台，这才能在乱世中保存自己的良知，提升自身的能力，不被邪恶的社会邪恶力量带走。这就是墨子版的“羊”如何在“狼群”中生存。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明智选择。但这样一种解释长期被传统所打压。
每一个有活力的文明都可以归纳成“羊和狼”的故事。
（5）不一
如果没有了士民社会的平台，没有了“以友辅仁”，没有“由义入仁”，一个人要保持自身道德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弱小的个人要对抗整个制度，要对抗大一统社会统一的力量，在对抗“危邦”与“乱邦”的黑白颠倒，相信自身道德的力量是十分可笑的，言行不一是必然的现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也是孔子的矛盾所在，所以孔子曾有感叹，我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住了。其实，这是他郁闷情绪的渲汇，孔子的周游列国并没有显示出他要去的意向。没有了士民社会的支撑，孔子也表现出严重的言行不一，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孔子在自己当时的社会可以进行无数次的选择，而在墨子的春秋末期，这种选择不再可能，再到秦汉之后的大一统社会，选择不再有，唯一出路只有在一个制度下生存，如果这个制度是“不义”的，个人将作何选择？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孔子的选择在《论语》中就显示出自相矛盾了，正是上面所指的子路对孔子要去佛肸的“乱邦”去做官为政极为不满意，对孔子在卫国见南子也极为不满，但这种不一致并不损害孔子思想的伟大，孔子自己也指出，所谓圣人，是无二过，不犯错误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人不再行动，而一个人不再行动，他提升自身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孔子通过自身的对“乱邦”与“治邦”选择的实际行动来给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最可行的理论上的回答，墨子需要寻求理论上的解决之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要是天下俱为危邦、乱邦，仁学该如何应对？
（6）不正
依长期的儒家传统，是达不到仁义的目标，而应该改弦易张，真正地正视孔子学说中的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孔子的这条仁义之道是走不通的。而在走不通的道上行进，要做到自身的成长，更是不可能的。
仁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德之不修,字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传统的伟大并不在她提供多少圣人，解决多少问题，真正的意义是她揭示了寻找真理的方向和所有的工具，而传统的丰富需要各个时代的人能够由此“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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