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据《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那么《春秋繁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它主要凝聚了作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而董仲舒的思想特质又是什么呢？本文以《春秋繁露》为辅，主要分析董仲舒的思想。
作者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他不仅博学多识，担任过朝廷的大官，而且“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决心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促进国家的强盛。而且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民因为战争而终日慌乱不安的心也终于平静。
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急需一种理论体系来巩固，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生。
董仲舒在当时的社会上不仅是远近闻名、人人尊重的大学者，而且他做官理事的能力又非常出色，他曾两任汉朝分封国的国相。因此，有这样一位能力不俗，又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汉代武帝出谋划策，皇帝当然会欣然接受。《春秋繁露》作为董仲舒的代表作，主张在以往儒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这样的思想正是汉武帝想要的。
汉武帝有着建立千秋大业的雄伟壮志，首先就要有支持他统治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支持。而经董仲舒潜心研究《公羊春秋》，以《公羊春秋》中“春秋大一统”为主旨，把儒家尊崇的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以及阴阳五行家的学说贯通起来，并且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精华，为《春秋繁露》打下了深厚的写作基础。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言而喻。而最初百家争鸣局面盛行时，儒家仅仅是众多学说里的一个学派，并没有突出。而儒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后世的繁盛，与董仲舒是紧密相关的。
汉代武帝早在未继位之前，就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董仲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完善，在《春秋繁露》中细致分析了儒家学说之后，汉武帝心中早前的那株儒学的幼苗得到了滋养，发展成长，于是他迅速又投入到向天下宣扬儒家活动里。由此看来儒家能对古代中国产生这么显著的作用，董仲舒无疑是背后的大功臣。
儒家思想的“礼治”主要体现为一种有区别的“异”，这种“异”体现在多种方面，包括富贵与贫贱，长辈与小辈，亲人与友人等差异。新形成的儒学体系通过这种差异，形成仿照周礼而推及的儒家礼治。
对于儒家而言，社会的动荡往往由于礼治的实行不善，要想使社会长治久安就要把完善礼治作为重要工作。这种“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变相的等级制，虽然百姓不能够自由越级，但是被固化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下的人民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统治者的专制主义统治也能有所加强。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这选自《春秋繁露》，大意为，春秋的道理是信奉上天和效法古制。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主张中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必然的，并且对“天”表现得尤为尊崇，认为自然界存在着神，把王权和神权结合起来。
使得王权神化，受统治的百姓更加信服，都臣服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因此《春秋繁露》是深受统治者欢迎的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新发展方式也使新儒学体系影响甚大。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主要可以阐述为“三统”和三正”。由于他不仅继承了儒家礼治思想，还吸取了阴阳五行家学派的精华，所以在《春秋繁露》中他把人文自然归结出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有着儒学的“骨”和阴阳五行家的“血肉”，并且做出了多种多样的牵强比附。董仲舒主张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
这种神学体系在后人看来可能是较为落后的，但却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具有较强先进性。为了发扬完善神学唯心思想，董仲舒又将其细化，创造出了以神学唯心为中心的分支思想。
比如“人副天数”说，把人与天构成联系，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被他比附作一年的日数、月数，或者是五行、四时之数；根据人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和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进而获得了“为人者，天也”的结论。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研究，董仲舒认为上天是给予人类生命和所有事物的馈赠者，上天的力量无边。
人们常知的是人性有善良的一面，相反也有丑恶的一面。董仲舒将人性与神学相结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说的是“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大意为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功用，人也同时具备了贪婪和仁爱两种本性等等。
简而言之，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和“性三品”。他其中的一部作品中，就说明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便是他“阴阳”思想的体现。“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总体来看这就是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且他把 “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金、木、水、火、土这样的五行相比附，阐发为“五常”的主张，这便是“五行”思想。
这样的别具一格的神学唯心思想既不脱离儒家思想的本质又能有自己的新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董仲舒借《汉书》“临渊羡鱼”的典故以为武帝指明治国的方向，完备的治国思想他十分明了。凭着这份不断选择、继承发展的思想特质，他有针对性地对当时社会问题给出解答。从长远来看，他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对皇帝的私欲有限制作用，因此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古代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春秋繁露》，董仲舒，中华书局，2012年6月
[2] 《汉书》，班固，团结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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