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六】
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
【拙解】
孔子说：“周文王已逝，礼乐文化不在于我！”周文王之礼乐文化，孔子传承。孔子为汉代制文典，传承在汉朝。禀受天传文化，文人当尊奉五经、六艺为文化，诸子传书为文化，理论著说为文化，上书奏疏为文化，礼仪文饰为文化。世间成就的五种文化，皆应为贤。理论著说之文化，尤其应受赞许。为何？抒发胸中思想，评论世俗之事，并非只是背诵古经、续写旧文。论述胸中思想，文章成于手中，不是仅能解释五经闪艺之人所能做到的。周朝、秦朝时代，诸子皆有著作，皆在论说他事，而不赞颂其君，无益于国家，无补于教化。《论衡》作者，赞颂皇帝褒扬国政，使国家功业流传千载，使帝王之德与日月相齐，此非前述诸子著书立传所能相比。上书陈述国策适宜，上奏疏举荐官吏文士，一则是为自身，二则是为他人。书写繁文且辞句华丽，却无上书褒赞皇帝功德之举。修自身而使行为完美，趋利为私，却不是为其君主。如若这般，五种文化之中，理论著说之文化最多，其被尊重便是很明显的。
【小议】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著书论策，皆堪实用，故而常被有霸业之心的列国诸侯所接受，而孔儒学说，主旨是以周礼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与诸侯们的欲望相悖。秦始皇灭周，依周礼儒学，当然是大逆不道。终于，秦至三世而不继，由汉代之。汉朝的皇帝很有心计，借批秦朝无道，效周礼，尊儒学，很快便将对秦朝怨意颇深的天下人心归于一统。儒学何以在汉朝得以兴盛？正如文中所言，儒者极善“颂上恢国”，且儒学极重教化世人忠君事国，故而颇顺汉室皇帝的心意。汉朝尊儒，教化臣民忠君，然而也没有得到盛世永恒，因为汉朝的皇帝们非为圣君，汉朝的臣民也不是皆愿做顺民。欲念，世人皆有。为君者以皇权势压天下，不甘受皇权压制的臣民便心生异念。天下渐乱，乱而纷争，朝代更迭。王充盛赞皇帝功德的汉朝，西汉、东汉共历29帝，享国四百零五年，期间有盛世，更有纷乱，到了东汉后期，三国鼎立，汉朝名存实亡。汉朝盛世之时，歌舞升平，文化隆盛，其实只是盛世的表象。伴随着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已经埋下了宦官、外戚乱国的隐患，盛世之主并非等同于圣贤君王。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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