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小伙伴都知道，董仲舒，是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他还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了帝制神学体系，对后世影响巨大。
董仲舒
不过，后人对董仲舒的评价，却毁誉参半。
有人认为他是一代大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有人对他评价不高，甚至是给予批评和否定。
例如，现代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先生总体上就对董仲舒持否定态度，乃至认为他是“儒家之罪人”。
方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事实上，方先生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还是很推崇的（尽管他对孟子也略有微词）；但他对后世儒家，却基本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孔孟之后，儒家思想已成颓势。
他说：“儒家的孔孟，也是所谓大气磅礴，才气纵横的这一派；而后渐渐收敛下来，到了荀子，思想是比较精细了，气魄也小了；两汉而后终于无以为继。”
又说：“儒家的荀子导引了儒家的思想趋于衰世俗情，而形成了思想本身的萎缩。再进一步就成为汉代思想的堕落”。
可见，在方先生看来，荀子之后，儒家逐渐衰落；到了汉儒，就终于“堕落”了。
而导致儒家“堕落”的关键人物，便是董仲舒。
汉武帝与董仲舒：天人策问
方先生对董仲舒的批评，主要是从学术（儒学）角度进行的。所以他也声明，董仲舒“有他的努力，他的学问，也有他人格的优点，并不能一概抹煞”；“但是单就学识这方面而言，若就儒家思想的本原来说，董仲舒就很有问题了”。
方先生认为，董仲舒对《尚书》只是一知半解，“他只接触到‘五行’之说，对于‘皇建有其极’的‘皇极’，那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研究最有心得的儒家根本经典《周易》，“他根本不了解”。
“所以，当他（董仲舒）面对年轻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提出很多颇有分量的哲学问题时，就显得穷于应付，而答非所问了。”
例如，在“天人策问”中，“（董仲舒）只好拿《尚书》中的门面话来敷衍，并且杜撰了一句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周先生指出，“就凭这句话，我们知道董仲舒对《尚书》是外行，《周易》是外行，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演进的大势，也全然是外行”。
最终，“（董仲舒）也只有打着‘公羊家历史哲学’的招牌，来大谈所谓‘灾异’了！就拿这个‘灾异’来吓唬汉武帝，来掩饰他的不学。”周先生说，“像他这样一个儒家，正如同战国时代的杂学，以无本之学，虚词搪塞，以悦君主而充博学而已。”
儒家经典
尤其为方先生所诟病的，是董仲舒提出的“道统”观念（方先生认为，“道统”观念起于孟子，而成于董仲舒），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斫伤了西汉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化精神，也削弱了我民族思想的创造活动，封闭了宽宏大度的民族心胸；即使所谓三代以来至于春秋战国期间，活活泼泼的学术生命，也几乎一起断送了！”
方先生甚至明确讲：“董仲舒在中国学术的传统地位，我们要大大给予贬抑！因为他是使儒家学说没落的第一个人，同时他气量也太小，罢黜百家。”
不难看出，方先生称董仲舒为“儒家之罪人”，这个“罪”，主要就在于董仲舒提出了“道统”观念和“罢黜百家”的主张，以学术上的狭隘性、独断性，窒息了原始儒学乃至民族文化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和宽宏大度的开放精神，遂使儒学从此一蹶不振，使中国的文化生命萎缩、收敛。
方东美先生
对方东美先生关于董仲舒的批评，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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