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北
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一样。那时候看电影的条件非常简陋，偏僻的农村里，大都没有通上电，就用汽油发电机发电，看的是“露天电影”，就是一个小型放映机，外加一块大白布做的银幕，那银幕用绳子拽起来，固定在墙上或者两棵大树之间。
小时候，我们放了学，要到坡里去打猪草。就是村里放电影这样特殊的日子，也免不了去打猪草。天摸黑，母亲下地回来，就忙着做饭。我把打来的猪草倒进猪圈里，猪哼哼着向我示好，我顾不得瞅它们一眼，跑到屋里，看看饭熟了没有，一遍遍督促母亲，把灶火烧旺。看到有的小伙伴从我家门前说着话走过，我急得像剁了尾巴的猴子，蹦蹦跳跳，心早飞到了放电影的那儿。
饭熟了，吃不了几口，喝不上几口，小手在嘴上抹一把，拿上小板凳，风一样向放电影的地儿飞奔，吓得还没有入窝的鸡和在路上溜达的狗，惊慌失措，以为我要追赶它们，捕杀它们，跑出去很远。到了放电影的那地儿，人黑压压的一片，已经没有了好的位置。就在一个远离幕布十几米的位置坐下来，东张张、西望望，坐在板凳上，不老实，直到电影开始放映，才安静下来。
那时候，公社里只有一个放映员，全乡30多个村子，轮一遍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村子里没有电，更没有电视机，看电影是最奢侈的娱乐活动。
那时候的电影也少的可怜，但看的认真，记的深刻，一部电影几乎能从头复述到尾，时不时的还能学几句电影里的对话。那时候的电影很少有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之分，大都讲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至今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潘冬子的形象、《小兵张嘎》嘎子的影子在我的心底，永远抹不掉。到现在，我能说出电影里刘胡兰、董存瑞、江姐等一大串英雄人物的名字，并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像现在，电影电视看了不少，过不了几天，就把片子的人物忘了，甚至连片名也记不清楚了。再说，现在有的电影电视，不是情，就是爱，也不知道谁是好东西，谁是坏东西。故事虽然曲折了，但主题却淡化了。
我们不仅在自己村里看电影，也去外村看电影。
我们到相邻公社的民生村去看过电影。民生村和我们村，是邻村，相距十二里，但不是一个公社，也不是一个县。当时，民生村是沾化县四扣人民公社的，我们村是利津县罗家人民公社的。很多年以后的1983年，民生村划归到河口区，我们就属于一个市了。
忘记了那晚去民生村看得是《奇袭白虎团》，还是什么电影了。记得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们去的时候，天刚刚黑，还没有黑的那么彻底、透彻，散了电影，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的一塌糊涂。我们是跟着一个叫秦岭的哥哥去看电影的，他比我们大三四岁。去的时候，我们走的很快，几乎是小跑，回家的时候，我们走的也很快，也几乎是小跑。那时候没有手电筒，我们凭着感觉，沿着一条崎岖的乡间土路，向着我们村子的方向行进。天漆黑，我们有些害怕，紧紧地跟在秦岭哥哥屁股后面。他走的快，在前面，如行军，我们在后面，也不敢落下。他吓唬我们，冷不丁大喊一声，“有鬼”，我们吓得毛骨悚然。到了家里，衣服都湿透了。
最有趣的是看了电影之后的第二天，同学们都早早地来到学校里，一边打扫卫生，一边说昨晚看电影的趣事，有时为一个细节、一句台词，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打赌，免不了晚上跑到邻村再看一遍。
教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一阵乱过一阵。上课铃响了，都没有听到，老师走进了教室，也没有看到。班里最调皮的小狗蛋，正歪戴着帽子，惟妙惟肖地学《小兵张嘎》里胖子翻译官的独白：“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问价，别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
老师干咳了一声，教室里霎时安静下来。老师微笑着看了大家一眼，没有批评我们，开始了这一天的第一堂课。
不知道什么时候，公社里的放映队就解散了，从此没有看那种“露天电影”的机会了。
现在也看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在济南，看的是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是三D电影，我视力不好，戴着近视眼镜，电影院里又给了一副眼镜，说是专用的。三D电影真好看，子弹射出去，不是嗖嗖的声音，而是铛铛的声音，说不出的清脆，飞机飞过来，好像和我迎面而来，然后在我的头顶飞过，吓得我躲躲闪闪。
我写诗四十载，用分行的文字表达情感，自娱自乐，也使人快乐。最近，我又尝试了散文、小说创作，也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有一天，我也创作一部电影剧本，拍成电影，给你看。
简介：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山东利津人，1963年11月出生，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诗歌、散文，出版诗集《冷风景》《紫荆林》《六三年》《五十首》《地方志》等5部，散文集《我的梦》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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