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和贾平凹的《极花》都以年轻的被拐卖女性作为主人公，故事从她们被拐卖开始拉开帷幕，虚构的文学世界点滴反映着残酷的社会现实，冲击着阅读者的神经。《谁家有女初长成》里的潘巧巧和《极花》中的胡蝶两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都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拥有一个美丽的“城市梦”，人贩子利用她们简单纯真的性格和渴望金钱的心理将其诱入歧途，两位女性由此在走进城市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打击，进城不得反下乡，命运走向第一个大滑坡。不同的是，在两篇文章中，两位主人公在相似的遭遇中做出了不同的表现，引发读者对“被拐卖之后”问题的思考。
被拐卖至偏远之地，潘巧巧完成了从屈从到反抗的过程。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潘巧巧作为女性始终处于弱势中的弱势地位，被家人当做赚取金钱的工具，个人意识不甚明显，在乡友亲人灌输给她的观念里，自己的家乡黄桷坪是最贫困的地方，应千方百计离开，当灭顶之灾来临，她一次次逆来顺受，甚至在认出未来丈夫就是旅馆走廊上拒绝给予自己援助的帮凶之后，依然较为顺从地嫁给他，二人共同开始穷困潦倒的生活。和她的祖母、母亲以及更多人的祖母、母亲等一代代农村妇女一样，潘巧巧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传统观念，其骨子里存在一种底层女性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后的认命性格，因此她坦然接受被拐卖的事实并尝试在认命之后积极改善自己与丈夫的生活，在丈夫杂乱的院子里种菜、在同样遭遇的被拐卖妇女面前夸耀丈夫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潘巧巧的人生悲剧很大一部分源于其性格悲剧，通过潘巧巧，作者刻画了一整个愚昧落后的底层女性群体形象。
而胡蝶则与潘巧巧相反，从反抗到屈从，受尽折磨。相对于潘巧巧，胡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熏陶，对自身外貌条件等有着明显的认知并且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存在更加强烈的向往和追求，从城市底层被拐骗至偏远山区，走进底层中的底层，胡蝶的心理经历了断崖式落差，因此其反抗十分强烈，接受现实所需要的时间也较为漫长。两位作者在这一阶段的描写中，都或多或少涉及“买妻”原因的叙述，穷困固然是一个原因，但隐藏在背后的还有更加深刻的个人阴谋或社会悲剧。潘巧巧的工人丈夫对痴傻弟弟的关爱超越了人伦常理，不顾及潘巧巧的感受，做出兄弟二人共妻的选择和决定，导致潘巧巧最终爆发，挥刀连杀兄弟二人。胡蝶的农民丈夫做出买妻选择则是由于城市发展对乡村形成的妨害等，贾平凹也因为拐卖妇女辩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不可否认，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两大重症——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交缠的本质”，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农村逐渐凋敝，男性婚姻问题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农村为现代化和城市化付出的沉重代价部分转移至底层女性的身上，拐卖妇女成为社会顽疾，屡禁不止，个人悲剧的身后呈现出更加深刻的社会悲剧。
潘巧巧在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遭受了极大侮辱之后，与丈夫之间的点滴温情瞬间化为乌有，刀杀兄弟二人是她在巨大的绝望和愤怒中所作出的强烈反抗，此时潘巧巧个人意识觉醒，同时也由受害人转为施害者，开始逃亡生涯，在驻扎部队短暂的栖息生活中，潘巧巧于众多男性之中首次焕发女性的光彩，也最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男女之间、朋友之间的种种情感和关爱，小小的哨站让她萌生巨大的希望，也产生极大的遗憾。严歌苓在此一阶段的描写中，使读者暂时抛下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唏嘘感慨，将关注点放在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暧昧情愫和官兵们的耿直单纯中，故事进行到这里呈现出平和的景象，作者带动读者一起将平静遮挡下的危机掩藏得更深却也提醒读者危机时刻潜伏着。胡蝶在遭受各种非人的折磨后最终妥协，被迫选择屈服，在胡蝶逐渐融入所处乡村环境的过程中，作者用女主人公的视角向读者逐渐展示了这个农村的穷困和凋敝、乡俗的愚昧和神秘以及村民的勤劳、质朴和无奈，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走向缓和，胡蝶个人悲剧掩盖下的社会悲剧在作者的笔下逐渐揭露出来，引发读者真正站在底层的角度上观察乡村发展问题，思索弱势女性的困境。
故事的结尾，潘巧巧虽被官兵们狂热而沉默地关爱着，众人的温情却始终没有战胜法律僵冷的教条，潘巧巧被捕入狱并执行死刑，众人痛心又无可奈何。严歌苓用法律在人情的头上猛浇了一盆凉水，读者在痛心和纠结中结束阅读，现实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却余音绕梁般回荡脑海。胡蝶在怀孕生子后，得到来自亲友的营救得以逃离困境重返被拐卖之前的环境，然而众人同情的目光和议论的说辞却忽视了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和精神需求，曾经追求物质享受的胡蝶最终回到大山里的丈夫身边，选择了心灵的安宁和平静。《极花》结尾的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胡蝶遭受的二次伤害不再来源于人贩子等，而是来自亲友，使人们对同情行为和媒体报道产生反思，叠加的悲剧从大范围的城市化缩减至小范畴的个人言行举动，作品所反映的问题也由大而小更加深入。无论是严歌苓通过小说中人物金鉴的言论，“我要有姐姐或妹妹，饿死也要上学的”，还是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二人都指出妇女被拐卖除去外部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妇女自身的内部原因。不同的是，贾平凹将内部原因归结于个人警惕性的不足等，而严歌苓在指出性格悲剧的成因外还指向农村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教育问题。
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严歌苓把故事背景设置于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初期，从女性的角度，用柔细的叙述语言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将潘巧巧短暂的一生娓娓道来，作者的这部作品与惯常的写作相似，她的故事生根于现实却不止于现实，相对于表现现实世界的残酷，她更多的是展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再次将关注点投向女性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悲惨人生，侧重表现男女生命之间那种不可遏制而又残酷的生命恋情，展示人类强大隐秘情感世界深处惊心动魄的一面，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一如往常地关注人性，她的故事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游离，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故事分三个阶段依次展开，逐渐递进，由性格悲剧及至社会悲剧，层层推进，带给人极大的震撼感。相对于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贾平凹的《极花》更加贴近现实，由于作品改编自现实案例，小说的真实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文学的艺术性和虚构性，给读者形成强烈的现实冲击，使人走出文学思维，切实关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就主题来说，表现女性与表现农村以及农村男性婚姻问题齐头并进，在引发人们对被拐卖女性的同情的同时，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进行反思。而作为男性去从女性角度讲述故事，贾平凹的小说缺乏女性特有的细腻柔情，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由“被拐卖之后”，两位作家用不同的风格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女性，无论是严歌苓的人性关注还是贾平凹的现实冲击都足以使人感到深切的疼痛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