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当天的学生游行队伍
火烧赵家楼遗址
曹汝霖第宅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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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系列报道第一期
建党百年系列报道第二期
建党百年系列报道第三期
建党百年系列报道第四期
庆祝建党100周年 寻访北京红色地理
第5期 前赵家楼1号 火烧赵家楼遗址
100年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地理，重温革命先贤探索救国的真理，追寻民族觉醒、奋进的伟大道路。
地标
位于东城区前赵家楼胡同1号的赵家楼饭店是一座粉色的五层建筑，饭店门口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幅学生群像的浮雕，一块红色的标志牌上书写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1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因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愤怒的爱国学生一路从天安门游行至这里，一把火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一张地图印证
遗址所在地
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曾经在建国门地区工作过，又对老北京的胡同文化有一定研究。关于赵家楼名称的来历，他说在民间流传着若干个版本的说法，但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追溯到明朝。“明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在此地修建了宅邸，并在后花园的假山上修了一座亭子，亭身似楼，从很远处就可以看到，赵家楼这个名字就流传开了。赵府南北各有一条不宽的胡同，后来也跟着叫作前赵家楼胡同和后赵家楼胡同了。”
不过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至今没有准确的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曹汝霖旧宅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军区招待所。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一张“曹汝霖第宅之图”被发现，王兰顺说这张地图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以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派人实地勘察焚毁情况而绘制的。有了这张地图，最终确定招待所位置即赵家楼遗址所在地，相关文章也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1984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65周年，前赵家楼胡同1号的东院墙上镶嵌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旧址”的铭牌。2002年5月1日，赵家楼遗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这张“曹汝霖第宅之图”上看，赵家楼坐北朝南，呈东西向，共有4个门。南面的前赵家楼分别有一个敞门和一个街门，北面的后赵家楼有一个后门，紧邻城隍庙街的东面还有一个敞门。赵家楼内部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看起来非常阔绰，建筑形式中西合璧，各式房屋几十间。王兰顺说，根据地图左侧的“草图凡例”还可以发现，赵家楼的各种配套设施齐全，浴室、厕所、地窖一应俱全，在东院还有未竣工的草坪和亭阁。而地图中间被打上阴影的一排方格子则代表被烧毁的房间。
100多年前的那场火是如何点燃的？又如何形成燎原之势，照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的前夜？
往曹汝霖家里去
1919年5月3日晚7点，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约一千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临时大会。针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学生们决意以实际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大会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是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还宣读了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之后，学生们举行了游行。
王兰顺介绍，据五四当日一直跟踪学生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的记述：“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这就是当天的游行路线。
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门前，推举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结果遭到军警拦阻。学生领袖许德珩被捕后在5月10日 的“供词”中有所描述：“我们由天安门意欲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他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于是我们列队至东交民巷，进去一个人至英美法各使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并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于是我们就由东交民巷往北去了。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正如许德珩所说，学生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双方经反复交涉未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学生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实际上学生们往这边走的时候，曹汝霖已经得到消息了。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往曹宅打过电话，说学生游行时有人高呼要惩办曹汝霖，提醒他们注意。”
王兰顺查阅档案时看到曹宅管事燕筱亭在笔录中说，他们接了电话，就给去总统府的主人又打了电话告知。等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起从总统府回来后，曹宅布置了安全防范。据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门内挎刀的是保安三队队员。在档案中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还有巡警10余人、男仆人9人，总计50余人。
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
下午4点左右，游行队伍来到前赵家楼胡同，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砸不开门，就有人率先砸碎了窗户跳进去，从里面打开大门。当时在场的多名保安在后来的证言里作证：“那日我在曹宅门外担任保护，学生手摇旗子拥来，来势很猛烈，电话都打坏了。我奉长官命令拦阻学生，但学生说他们是为国家不能阻……”“（学生）砸碎窗子二人托一个人进去，当时我们官长也在场，不让他们上去不行，我们总共有十几人在一块，学生有若干。”
后来又有亲历者回忆是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领袖第一个跳入曹宅高大的窗户，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潮水涌入院内。
见势不妙的曹汝霖藏了起来，章宗祥则被管事带着躲进地窖。学生们找不到人，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又有人在东院的书房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在地窖里的章宗祥听见着火的喊叫声连忙跑出来，被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吗！拥上来把他打了。闻讯赶来的管事燕筱亭趁乱扶着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的东祥成杂货铺。
杂货铺里只有父子二人，父亲庆祥后来向警察厅证实：五四当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进店里，要求“躲避躲避”，自己就把他们安排在后面的柜房里。头次学生进来，那30多岁的白胖子拿了名片出来，学生看见说不是，就退了，以后学生又来了很多，把铺子围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白胖子“拦也拦不住”。
学生们把章宗祥拖到街上又打了一顿，几个保安队员前去搀扶，一个日本人护着章宗祥坐车去了医院。
赵家楼起火后，曹汝霖被巡警围护着从后门逃跑了，大部分学生也已散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赶来，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共32名学生，其中北京大学20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
火烧赵家楼事件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支援，为营救被捕学生，全国相继出现罢课、罢工。与此同时，这轰轰烈烈的一举也拉开了整个五四运动的大幕。
档案
【痛打】
章宗祥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
火烧赵家楼当天，章宗祥被打得到底有多惨？王兰顺展示了一张伤势诊断书的档案，这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任平山远出具的。
病名：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
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仙米（编辑注：厘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斜伤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元之打扑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整，调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见图①）
由于社会各界对火烧赵家楼的支援，北洋政府最终被迫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王兰顺说，曹汝霖和陆宗舆最后还是投靠了日本人，章宗祥被打后，可能教训比较深，没有投靠日本人。
【火烧】
50多间房被烧了11间
赵家楼的大火被扑灭后，经勘察，50多间房被烧了11间，全部门窗、家具、什物悉被捣毁，这从1919年5月5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章宗祥被打曹宅被毁情形的报告中可以一窥。
今前赴同仁医院临检章宗祥公使生伤并察勘曹汝霖总长住宅被毁情形等因，职等遵即会同内左一区警察署周署员，前往日华同仁医院询……复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据该宅仆人燕森略称，本月四日午后四时余，突有不知姓名学生多人，手执小白旗，拥集门首，要见主人。因见来势汹涌，遂将街门关闭拒。该生等将门左首临街之房后窗捣毁，由窗洞搭肩跨入，将街门开启，群众即蜂入院内……维时家人奔避，曹总长即潜入房后浴室隐匿。适章公使来访，来去亦被环殴。旋见院中火起，势甚凶猛。巡警赶至，一面将章公使舁（编辑注：抬）往医院，一面围护曹总长夺门而出，该生等始各散去。总计此次共焚毁房屋十一间，所有各房全部门窗、家具、什物悉被捣毁，衣箱尚未毁损，究竟失物与否，现尚无从查悉等语。当即察勘各处焚毁情形，核与该仆人所称各节，大致相符……（见图②）
赵家楼被烧后，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将曹汝霖一家暂时安置在北海的团城居住，之后曹汝霖在灯市口的佟公府夹道另买了一处废园，又起豪宅，赵家楼就此衰颓。
【被捕】
我等恐当亡国奴 是以忿气发生
2019年北京市档案馆影印出版了《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其中关于“许德珩等爱国学生被捕斗争情况”的相关史料为首次面向公众。在京师警察厅司法处记录的口供中，许德珩说：
我系江西九江县人，年二十六岁，现在北京大学文科肄业。我曾在上海公学毕业。北京大学共有两千余人，现因阅报载青岛问题，日人要求甚急，巴黎开和平会议，意图脱离和会，日本亦乘间退出和会。如日人退出和会，威尔逊建立之大会恐将解散，中国亦甚危险。现按时事论之，青岛恐不能归国所有，我们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对于青岛论调不约而同。昨天北京大学开会，曾见各报登载曹汝霖电达顾、王两代表，对于青岛问题勿积极进行，稍可让步。报载曹汝霖对于日本要求青岛之事，非常退步，我等遂定于本日在天安门前开学界全体大会。今日到会者共有八九个学堂，有农林学校、朝阳大学工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汇文学校、协和学校、税务学校，共有学生两千余人，故备有白布，于我等先在街上游街，然后到公使馆求见美公使，主持公理。因公使未见，我等又往东城曹汝霖家。彼时我在后走，及至曹汝霖家时，我见该处冒烟，亦不知何人将曹汝霖街门叫开，章公使被打之事我不知道，我走至石大人胡同中间，被警士将我带案。今蒙讯，问我们见公使时举出翻译一人，但知是我同学，不知姓氏。我等找曹汝霖，本欲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意思。曹汝霖对于中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再者北京大学学生因曹汝霖人格不够，不愿到他家去，实系随同。（见图③）
许德珩的供词表达了他及同学们都是因为对巴黎和会未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感到十分愤怒，进而上街游行的。王兰顺说，从32名学生的口供可以看到，所有被捕学生对于在曹宅打人放火之事均不承认。第一个跳入曹宅并点火的匡互生曾经想去自首，换回32名同学，但最终被劝阻。在5月14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声明中，他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
【声援】
再见不出一二日 呵呵
32名同学被捕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段锡朋、钟巍和刘翰章来到警察厅投案，并为被捕学生送食品。警察厅讯问三人后，将他们放回。临走段锡朋给被捕同学留下一封信：
学生同志诸君均鉴：
吾等今日此种义举，不幸致诸君系留警厅，同学等深为抱歉。兹特派弟等三人前来慰问，并送上食品多色。然食品碍于警厅规则，不得奉尝，殊怏怏！弟等三人今得来厅访问诸君，乃吾辈至光荣之事。
警厅京师总所待遇一切，谅能以绅士的资格看待，诸君在厅总望静心养气，勿用燥急。蔡元培先生及王宠惠先生允为即日设法取保释放矣。再见不出一二日，呵呵！
又，诸君倘身有不适者，请通知弟等，当有人来代。
段锡朋钟巍刘翰章同启
所谓“有人来代”，就是代替坐牢之意。三位学生鼓励同学的同时，表示蔡元培和王宠惠会设法营救学生。
为有效地组织营救，5月4日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表示他会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被捕的同学，但对学生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学生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
5月6日，蔡元培先是发布了校长布告：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但诸生必需严守冷静态度，万勿再有何等轻率之举动，为要此布。（见图④）
5月7日他又联名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向京师警察总监提出保释被捕学生。
【释放】
证据均嫌不足 应不起诉
5月7日上午京师警察厅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当日，京师警察厅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就学生的释放一事通报如下：
……贵厅诣騐（同验）章公使伤势在案，惟连日研讯各该学生等，对于曹总长宅纵火及殴打章公使各节，均不承认，并传原解兵警到厅质讯，亦不能指出谁为在场行殴，谁系在场纵火，正研究主使之人。据看守官警及医官报告，各该学生等脑热如狂，现天气炎燥，本厅屋宇狭隘，一经传染，势必发生险象。适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蔡元培等公同具函来厅，请保学生各回本校随传随到等情，言词恳挚，本厅为时机紧迫、保全公安起见，当即准其交保。（见图⑤）
1919年6月4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终结，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以骚扰罪、放火罪、伤害罪向地方审判庭提请预审，但预审的结果不得而知，很多人都以为这一案件就不了了之了。但北京市档案馆保留了一份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第一庭对被捕学生作出的裁决。裁决书裁明：
本案被告人许德珩等三十二人被诉犯刑律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骚扰罪，及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之伤害罪，犯罪时期均在本年一月一日临时执政大赦令以前。除依照该项赦令及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应不起诉外，所应研究者即该被告等是否构成放火罪是也。查是日学生赴曹宅时，初因大门紧闭在外衅骂，迨砸毁后窗实行搭肩跨入。其时军警在场弹压。该宅西北隅火祸大起，虽警察等有目睹学生用火柴燃烧窗户之举，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供有学生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始行起火等语，究竟何人放火，该被告等三十二人有无放火行为，及起火当时该被告等是否在场，传讯当时在场弹压之保安队长李昌言、队兵关材厚等十余人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二人，均称不认识。则该被告等是否确系放火正犯，已属无从证明。况查被告等三十二人或在曹宅门外拿获；或在曹宅后门外拿获；或在曹宅附近各胡同拿获，并无一人在曹宅门内被捕者。质讯该被告等又均供称伊等是日均因人多拥挤未进曹宅等语。察该校情形尚非狡饰之辞。综上论断，许德珩、熊天祉、易克嶷……被诉放火一罪，证据均嫌不足。依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应不起诉。（见图⑥）
可见迫于当时的形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不予定罪。
【封禁】
查封《益世报》 逮捕总编辑
虽然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但对支持学生运动的舆论严密监控。1919年5月29日的一份“京师警察厅致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函”这样写道：
五月二十三日益世报载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应请将该报即行封闭，并将该报负责人查传送究等因，当即密令该管外右二区警察署会同侦缉队立时将该报馆封闭，并将编辑人潘智远缉获到案，询取供词。随又派员到该报馆检出该通电原稿、新闻报一段，查与二十三日报载电文大致相符，复经查阅该报逐日所载多与出版法不合，且有妨害秩序、妨害公务之处，自应请检察厅依法检举……（见图⑦）
创刊于1916年的北京《益世报》，在1919年5月23日第3版刊登了文章《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以慷慨激昂的笔调转述了“山东第五师军人”面对巴黎和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可耻行径，草拟出“通告全国同胞以表示军人等热忱”“将来国家对外无论如何均抱铁血的目的”和“全师目兵暂不用日货，遇有购日货者随时劝阻”三条决议。文章结尾署“陆军第五师步马炮工辅全师目兵胡龙舒等一万零零八十名同启”。
京师警察厅以该文内容犯有“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的罪名封闭报馆，总编辑潘智远被逮捕后，转交地检厅判刑一年，其余总发行人李雪舫、印刷人曹万有被判拘禁二月。《益世报》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一家遭封禁的新闻媒体。
本版文/本报记者 颜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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