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为对美国政府打压的顽强抵御，华为的硬实力让国人乃至全球瞠目。一个基本事实也被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华为已经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业中的绝对老大，而中国的通讯业已经远远超越欧美，形成绝对领先。
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让中国的人的民族自信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特朗普，如果他不发动贸易战，不极力打击中兴、华为，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国通讯业居然已经做的那么好、那么强。
当年赫鲁晓夫撤走了苏联专家，尽管如此，中国靠自己的力量还是搞出了原子弹。因此，毛主席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应该给赫鲁晓夫颁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现在很多网友也在说，应该给特朗普也发一个。
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实现了迅速崛起，而宏观上的经济整体则是由微观上的不同行业所组成，因此经济整体上崛起，是具体各个行业实现崛起的结果。毫无疑问，在所有的行业崛起中，通讯业的崛起又走在前列，是一个佼佼者。
现在非常值得问的问题是，为何通讯业能够在短短30年取得如此丰功伟绩？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可以给出不同回答，尤其是在技术层面。
但是，究其最深层和最根本上来说，通讯行业崛起的原因应该与中国经济整体上崛起的原因是一致的，都不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所产生的具体的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而是在背后支撑这些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的文化和精神。
由于受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严重，迷信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提精神、文化这些，现代中国人会觉得太虚，没有看的见得技术、财产实在。事实上，中国是在深层文化和精神支撑下去发展经济的，去发展通讯产业的。也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和精神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通讯业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就经济和通讯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说，中国与日本、印度都是一样，但是，无论印度，还是日本，都没有实现中国经济和通讯业级别的崛起，他们都没有发展出对欧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通讯业。
中国与日本和印度的不同在哪里？就是深层文化和精神，日本和印度都不具备中国所拥的文化和精神。正是因为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精神，让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国际环境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形成了中国经济和通讯产业独特的发展模式。
那么的中国文化和精神究竟独特在哪里？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本文只指出一点，就是家国情怀。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中国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家国情怀。其他任何文明都缺乏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因为中国的家国情怀是基于历史和道义的，其他任何文明既不具备象中国一样悠久且连续的历史，也缺乏中国一样的独立的道义理念。
因此，中国的家国情怀与现代西方所发展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根本不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要是基于利益的，而非是基于道义和历史的。从传统的“义利之辩”的角度，家国情怀是属于义的，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属于利的。
尽管发展经济本身属于利益的范畴，属于利，不属于义，但是，中国发展经济是被迫的，被西方所迫，而且又是在属义的家国情怀的支撑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讯业的发展模式，是包含家国情怀的，是包含道义的，包含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道义经济”，中国通讯业的模式，就是“道义通讯”。
如果说，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都包含着家国情怀，而在通讯业中，这种家国情怀则体现的更明显。这一点就表现在中国通讯企业的独特风格的名称上，或者说，表现在中国通讯企业独特的起名哲学上。
名字对中国人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标记，里边是包括丰富的内涵和精神诉求。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精神诉求也会变化，起名风格也会随之变化。因此，根据名字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判断其所生活的时代、年代。
中国这种对名称的重视，在现代社会也被延伸到企业的起名中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通讯企业非常偏爱更能够彰显家国情怀的名称。因此，中国通讯企业的名称都非常大气、豪迈，都包含着对中国复兴和崛起的拳拳赤子之心。
这些名称包括：巨龙、大唐、华为、中兴、普天、信威等。而三大运营商的名称前面则无一例外的冠上“中国”二字。
“巨龙”显然是希望中国象巨龙一样腾飞；“大唐”包含着对中国重回大唐盛世的殷切期盼；“华为”是中华有为；“中兴”则更为直白，应是中国复兴、中国兴旺、兴起；“普天”意指普天同庆、天下大同。“信威”有外资背景，且是一个英语词汇的音译，但是放在这个名称系列中，却并不违和。
需要指出的，这个深深带着家国情怀的名称风格，是超越所谓的所有制的，国企、民企皆然。华为是标准的民企，甚至是拒绝上市的合伙制民企，大唐则是标准的国企，中兴是混合所有制，信威则有外资背景。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中国企业而言，对中国经济而言，存在着一个超越所有制的，不分私有国有的，共识性的家国情怀。抓住了这一点，才抓住了中国经济的根本。如果仅仅以所有制的思维去看中国经济，那就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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