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一下,本篇传主鲜于侁是北宋名臣,他出生于阆中七里坝,并不是南部人,但他的祖籍是南部铁佛塘,故且把他算作了南部人。

鲜于侁(shen)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字子骏,系唐鲜于仲通六世孙。曾祖名演、祖名瑾,皆不仕。父名赤,从南部迁居阆中七里坝,与“三陈”为学友,共读于阆中南岩,虽不以功名显,却也擅诗能文,为蜀中名儒,号隐居先生,因子贵被赠金紫光祿大夫。母赵氏,追封为德安郡太夫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鲜于侁与陈尧咨次子陈宗古同登甲戍科进士,时年25岁。至70岁去世,涉入官场达45年。一生为官多处,辗转京师与地方,历任参军、县令、通判、判官、转运副使、太常寺卿、左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等职。任职数十,虽有升有降,但总体平稳。因文才出众、著作等身、人品优良、一身正气、处事干练、政声卓著,而成为一代名臣。他的生平事迹见于秦观《淮海集》卷三十六《鲜于子骏行状》和《宋史》卷三四四《鲜于侁传》,也散见于他与苏轼、苏辙、司马光、秦观等名人的书信札记、诗文唱和。

民国时期彭县四大文人(刘松乔能臣诗人)(1)

能干的官吏

鲜于侁作官,每到一处都很有作为,敢想敢干,不占不贪,既不怕得罪权贵黑恶势力,能秉公执法,也具有悲悯情怀,不遗余力为民造福。他的主要事迹如下:

一、 见解独到,敢于建言

庆历年间,天久旱,朝廷下诏,征求意见。他当即上书,对灾变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当政者处理失误,分为四点条分缕析,深切陈词,引起朝野重视,各地纷纷上表参政议政,各抒己见。

熙宁九年(1076年),鲜于侁调任京东西路转运使。是年8月,天降暴雨,河南濮阳黄河决口,淹没了四十五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尽成汪洋。洪峰直逼徐州城,时知徐州的苏轼有诗记叙:“……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计穷路断欲安适,吟诗破屋愁鸢蹲……”,“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当时议论不欲堵塞,鲜于侁说:“东部州县聚水只有两泺之水,夏秋之季雨水多,尚且水漫为患;如果再放任黄河之水注于其中,那么百姓就成为鱼了!”于是他作《议河书》上奏神宗,神宗皇帝高兴地采纳了。后来两路合为一路,鲜于侁任转运使。

当初,王安石执掌南京,因他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负有盛名,士大夫都期望他出任宰相。鲜于侁因讨厌他矫情求誉、要挟君主,对人说:“若重用此人,必定把天下搞乱。”于是上书议论时政说:“值得忧患的事有一件,值得叹息的事有二件,其它背离现在政治法度而招致百姓抱怨的事则不能全部列举。”其意专指王安石。王安石听后大怒,在神宗面前诋毁陷害他。神宗说:“鲜于侁有文才学问,可以任用。”王安石说:“陛下如何知道?”神宗说:“有他的奏章在。”王安石才不敢说话。

不久,王安石、吕惠卿当政,推行变法,凡是守旧、反对变法的一律排挤打压,即使是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正人君子也不被见容于朝。鲜于侁上奏:“我有举荐之权,而如今所选录的人并非贤才,我感到很羞耻!”他所荐举的如刘挚、李常、苏轼、苏辙、刘攽、范祖禹等人,都是坚守旧法、不合时宜的人。他虽与王安石有不同政见,但神宗爱其才,仍然委用。

鲜于侁看到哲宗年幼,唯恐用人不当,便对宣仁太后大胆详尽讲解君子与小人之间彼此消长的道理,直言道:“科举考试是选取人才的主要途径,我朝因此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王安石当权,忌讳别人诋毁非议新政,于是就废除了原来的制举考试。如今才在开始网罗俊才,广开言路,应该恢复原来的六科考试。”又请求罢去大理狱,允许门下、中书两省谏官互相往来;减少“特奏名”举人人数,严格出官的法令;使京东路的盐能够贸易;恢复三路义勇军以缓解地方保甲压力,罢去戎、泸等地保甲以使百姓劳动力宽裕。他的主张合情合理,大多被采纳加以施行。

二、秉公执法,刚正不阿

庆历年间,鲜于侁任黟县县令。上任不久,就有好几张告一个姓汪的状子递到他的公案上。照状中所诉,每一条都是国法不容的罪行。鲜于侁问县吏及衙役们:“我上任不久,就有这么多人来告汪某,汪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官吏及衙役们说:“汪某是我们县的一个巨富,一贯横行霸道乡里。”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讲述了汪某侵人田产、霸人妻女、害人性命、掠人财物的许多罪行。鲜于侁非常气愤,说:“我一定要依法严惩他!”县吏们都说:“那可使不得。以前历任县令中,也有几个想惩治他,但汪某广有金银财宝,每次有什么事,他都出巨金到处打点行贿,结果不但没治了他,反而被他扳倒了。还是别碰他吧,不然恐怕给自己带来后患。”鲜于侁说:“朝廷派我来作地方官,就是要我为百姓作主。如果对汪某不闻不问,继续让其作恶,那就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百姓。”于是鲜于侁详实地调查了汪某的罪行,严厉地处治了这个大恶霸。汪某受到惩罚,县里其他坏人也就收敛了。

他任利州转运判官时,了解到镇守利州的武备官员周永懿仗着和朝中某权贵有点关系而贪横不法。前任判官害怕他的凶恶,不敢追究,鲜于侁先将周的种种不法行为调查清楚后,将其抓捕押入牢中,并将其罪行详实申奏朝廷。和周永懿有点关系的那个权贵虽想为其开脱,但鲜于侁的奏章中将罪行罗列得明明白白有凭有证,也就无可奈何。于是鲜于侁将周永懿流放到了衡湘,上书请求更换文臣镇守利州,同时变更官员位次总领县事。

宋朝分夏秋两次征收田税,称为“二税”,百姓可以用绢、绵折钱,鲜于侁为减轻百姓一次性缴纳的难度,便报奏朝廷,建议可以让百姓以零星的方式缴纳够规定的税额。后来的李元辅,动辄变着法儿多收,利州的百姓流泪说:“老转运使立下的规矩,怎么可以乱改啊?”因为后来鲜于侁的侄子鲜于师中也曾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所以称鲜于侁为“老转运使”以作区别。

鲜于侁留任利州总共九年,既体恤民情,又能出以公心妥贴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例如,他的治所广元离阆中很近,亲戚宗族都散居于两地,但他从来都是公平对待他们,从不徇私偏袒,所以,亲友各自都很开心,百姓口碑也很好。苏轼对鲜于侁在利州路任上的作为亦有精当评价。《苏轼集补遗》中有一篇《题鲜于子骏八咏后》的短文,这样写道:“自朝廷更法以来,奉法之吏,尤难其人。刻急则伤民,宽厚者废法,二者其理难通。而山峡地瘠,民贫役重,其推行尤为难。而子骏为之九年,其声蔼然,闻之四方。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苏轼所说的“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是所有官员的“三难”,而到了鲜于侁手里却变成了“三不难”,对他予以了高度赞扬。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新法“助役法”开始实施,下诏各路自定本路助役缗钱数额。“助役法”又称“募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此法虽减轻了农民劳役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但同时也伤害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利州转运使李瑜给本路定了四十万缗。鲜于侁见李瑜定高了,不符合本路实际情况,就争论说:“利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定这一半就可以了。”李瑜不听,于是二人分别把各自的看法报给神宗。此时,各路所定役书都还没完成,神宗肯定了鲜于侁的意见,旨谕司农曾布将此颁布下去,作为各路拟定助役缗钱数额的标准。因此,李瑜被贬黜,提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并兼提举常平。他所辖的百姓不借青苗钱(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但应本着自愿原则。初衷是在青黄不接时救济百姓,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王安石派官吏前来查访处理,盘问鲜于侁为何不发放青苗钱。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愿意借的才放贷;百姓不愿借,岂能强迫!”他的话讲得很有理,王安石也就没再说什么。

民国时期彭县四大文人(刘松乔能臣诗人)(2)

三、贤德干练,倍受好评

鲜于侁办事很能干,享有广泛赞誉。监察御史、著名谏臣唐介(1010-1069年 ,字子方)很欣赏他,就将他的名字报与上司,在书信中称赞和举荐他;而鲜于侁却极力申述左参军李景阳、枝江令高汝士有贤名才能,请求转为提拔他们二人。唐介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鲜于侁在作永兴军判官时,万年县令抓了几百个人关在监狱里,却迟迟处理不了,鲜于侁接手处理这些案子,几天就处理完了。元丰二年(1079年),鲜于侁被任命为扬州知府。神宗皇帝对他说:“扬州是个重要地方,长期以来没有好的知府。现在我亲自选择了你,你要好好治理那里啊!”

鲜于侁在扬州时,苏轼在浙江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被神宗下令逮捕押解回京,路过扬州。因为有人存心要害苏轼,故意把事情渲染得天大海宽,案情是很严重的。苏轼的一些亲戚朋友就害怕了,有的甚至急于表白自己和苏轼没有什么关系,而鲜于侁却要只身去看望苏轼,有好心人劝他说:“你和苏轼是感情深厚的好朋友,尽人皆知,平日往来的文字书信也不少,最好把它烧了,不然的话,很可能被牵连。”鲜于侁说:“欺君负友的事,我不忍心作。我和苏轼是老朋友,去看他是忠义之事,如果为这事而受处罚,是我甘心情愿的。”他还是冒着获罪的危险去看望了苏轼。果然,他受到牵连被罢去扬州,降职为西京御使台。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哲宗。其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守旧派,废除王安石新法,贬黜旧臣,停用王安石《三经新义》,篡改熙宁、元丰史录,重编《神宗实录》,史称“元祐更化”。宣仁太后念及京东路是变法的重点区,撤职处分了京东路转运使吴居厚,拟委派时任太常卿的鲜于侁再度出任京东路转运使。8年前,鲜于侁曾任京东路转运使,兼管莱芜监。当时,山东“莱芜监”与江苏的“利国监”同为京东路两大冶炼中心,莱芜监下辖“三坑”“十八冶”,冶户千余户,主要采取民营形式,冶户积极性很高,莱芜的钢铁冶炼规模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但是吴居厚接任京东路转运使后,在推行新法过程中聚敛财富、以苛捐杂税残害百姓见冶铁有利可图,便收归官营,增加赋税,严重损害了矿冶户的利益,逼得矿工欲暴动。司马光在朝廷上说:“像鲜于侁这样贤能的人,不应该让他去地方上做官,而应该让他在朝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可是山东一带天灾人祸非常严重,又需他去治救那里。怎么才能有像鲜于侁这样的人才百来个遍布在天下呢?”士人百姓听说他又来了,像见到慈父慈母一样。

鲜于侁刚直耿介,清正廉明,受到了朝野正直人士的一致称赞,被后世称为“一生三不难,两朝号名臣”。

民国时期彭县四大文人(刘松乔能臣诗人)(3)

独特的诗风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2700多首,杨万里4000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1400多首),这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鲜于侁作为士大夫的一员,写诗填词是生活中的常态,他与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等显赫人物既是同僚,也是诗友,多有诗词唱和。尤其是与苏轼关系非常亲密,这固然与世交、同乡等因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相互之间具有大致相近的政治立场,在为人、为政、为文方面相互钦佩。传世至今的《与鲜于子骏书》三封书信是其证据,尤其是第二封短札,是专门谈写作诗词心得的: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据吴雪涛考证,这封信是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后,便寄给在利州任转运副使的鲜于侁先睹为快,接着又寄去这封信讨论诗词。(见1980年8月吴雪涛发表的《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考辨》.百度)短信谈了两件事,一是为鲜于侁的诗作点赞:“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二是介绍自己近来作诗词的情况。信里反映了苏轼的创作态度,那就是不要迎合世俗风气与人求同,而要敢于创新,走自己的路。间接肯定了鲜于侁的风格,说明自己与对方是同气相求的。

熙宁十年(1077年)初春,鲜于子骏第一次出任京东路转运使,官为从五品,住郓州(山东东平县)须城。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去须城看望子骏。他乡遇故知,二人在新建的学堂赏月饮酒,赋诗达兴,鲜于子骏拿出自己过去所写的一首五言诗让苏轼指教。诗前有小序“新堂夜坐,月色皎然,由连理亭信步庭中,徘徊久之。因为五言一首”:

秋风动微凉,天雨新霁后。

闲斋独隐几,明日在高柳。

振衣步庭下,颢气入襟袖。

天空云汉明,隐约辨列宿。

苍苍松桧上,零露霏欲溜。

脱叶满闲园,繁华迨衰朽。

清宵望蟾彩,宜付一杯酒。

多病谢尊罍,城头转寒漏。

雨刚停,秋风吹来凉意,诗人独自漫步于庭下,或感觉颢气入袖。诗人的闲适心态洋溢于字里行间。苏轼反复吟咏,爱不释手。赞曰“清绝如韦”。出于慎重,苏轼看完后没有马上写诗应合,而是在到达徐州任所后,第二年才把修改数遍的和诗让人转给好友鲜于子骏。题目是《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前次韵,后不)》:

其一

去岁游新堂,春风雪消后。

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

佳人如桃李,蝴蝶入衫袖。

山川今何许,疆野已分宿。

岁月不可思,驶若船放溜。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

唯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

应怜船上人,坐稳不知漏。

其二

明月入华池,反照池上堂。

堂中隐几人,心与水月凉。

风萤已无迹,露草时有光。

起观河汉流,步屐响长廓。

名都信繁会,千指调丝簧。

先生病不饮,童子为烧香。

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

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

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和了一首《次韵转运使鲜于侁新堂月夜》:

长爱陶先生,闲居弃官后。

床上卧看书,门前自栽柳。

低徊顾微禄,毕竟谁挽袖。

索莫秋后蜂,青荧晓天宿。

惟将不系舟,托此春江溜。

尺书慰穷独,秀句惊枯朽。

遥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

千里共清光,照我茅檐漏。

对比三人同题诗作,鲜于侁的诗作主题鲜明,独具特色。他的《诗传》20集虽然亡佚,仅存60多首,但诗歌主题多样,包含山水咏物诗、诵辞、唱和诗、咏史诗、送别诗、杂兴诗。这些诗歌呈现出平淡深粹、清丽闲适的艺术特色;在语言风格上,喜白描、善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喜炼字。体现出来的崭新面貌避免了北诗艰涩生硬、枯燥乏味的缺陷,在名家辈出的北宋诗坛能独树一帜,确实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作诗擅长《楚辞》,苏轼读了他的《九诵》,认为接近屈原、宋玉,自认为不能企及。

民国时期彭县四大文人(刘松乔能臣诗人)(4)

高产的学者

鲜于侁从小性情稳重,学习用功,入仕后勤于治学,专心于经术的研究,论著多出新意。他著述颇丰,所著文集二十卷,《诗传》二十卷,《周易圣断》七卷,《典说》一卷,《治世谠言》七卷,《谏垣奏藁》二卷,《刀笔集》三卷。他的学问为时人范镇、孙甫所推崇、赞许。孙复曾和他讨论《春秋》,言当今学者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可惜的是,除《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11篇流传下来外,其余著述皆亡佚。

鲜于侁在左谏议大夫任上仅三个月,就因病请求离职,被授以集贤殿修撰、执掌陈州,哲宗并下诏,等他任满一年就进升待制。但不久,鲜于侁便去世了,时年69岁。葬颖昌府阳翟县崧山。今阆中七里镇鲜于村为其故里,有读书台、鲜于井等遗迹。《宋史》、《东都事略》有传。

参考资料:

《同治增修南部县志》

《淮海集》卷三十六《鲜于子骏行状》

《宋史》卷三四四《鲜于侁传》

秦观《淮海集》卷三十六

司马光《和利州鲜于转运公居八咏》

范镇《鲜于侁墓志铭》

苏轼《鲜于子骏八咏后》

苏轼《鲜于子骏谏议哀辞》

苏轼《书鲜于子骏楚辞后》

苏轼《乌台诗案》

苏辙《和鲜于子骏益昌宫官舍八咏》

邹阳《鲜于侁诗歌创作述略》

吴雪涛《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考辨》

刘传国《鲜于侁》载《阆中文史资料选》(文化专辑)

作者简介:刘松乔,四川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南部县政协文史员,南部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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