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榆林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李自成因何而败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李自成因何而败亡(占据优势的李自成为何会迅速败亡)

李自成因何而败亡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榆林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

用人得失

李自成起用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  

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烹煮福王

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朱常洵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也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攻洛阳。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别人逃的了,福王很快就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福王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哀乞饶命。李自成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农民军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闯王刀法

闯王刀(五十三刀),相传此刀术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实用刀法,故名闯王刀。闯王刀以技击实践为中心,编排套路结构严紧,布局匀称,运动清晰,招术奇特,手法惊异,步法多变,美无花架,实而不华,马上步下均适用。攻如猛虎下山,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防时稳如泰山,伺机相还。临阵应用,以攻为主,先发制人。其特点是猛、快、巧、准。

关于李自成的闯王刀,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大军三攻潼关,路经华州露泽院村,特将宝刀留在关帝庙内“保佑一方平安”。而另一种说法则为,李自成看到这里的香火旺盛,也想求关公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把刀献到了关帝庙里。在《重修华县志稿》中确有记载,“‘闯王刀’系明末李自成监造,献于露泽院堡之关帝庙者,久不生锈,现匿存堡内。”  

惨遭鼠疫

李自成军于农历三月进抵北京,有关文献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鼠疫已在北京一带出现,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三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暴发。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也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尽管其数量远低于自己。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朝的虎狼之师。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  

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十四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易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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