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内容不断得到改善，食物品种增多，并有一些新内容出现和推广大致来看，这一时期的饮食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饲养及捕猎的动物、调味品、乳制品及茶等，每一种又包含多个类别的内容，体现出了食物品种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该时期食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与当时的农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其他饮食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进程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影响到农业、手工业及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社会风尚或风俗的形成也与之有相应关系秦汉三国时期食物品种所体现的营养、膳食搭配等内容，还有助于考察当时社会人群的体质、营养观念等，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三国时期的食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三国时期的食物
摘要：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内容不断得到改善，食物品种增多，并有一些新内容出现和推广。大致来看，这一时期的饮食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饲养及捕猎的动物、调味品、乳制品及茶等，每一种又包含多个类别的内容，体现出了食物品种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该时期食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与当时的农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其他饮食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进程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影响到农业、手工业及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社会风尚或风俗的形成也与之有相应关系。秦汉三国时期食物品种所体现的营养、膳食搭配等内容，还有助于考察当时社会人群的体质、营养观念等。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7）01-0113-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考古学观察”（16JJD770028）、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京津冀地区汉代墓葬与社会研究”（TJZL16-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尊志，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350），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
西汉晁错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1］1131《汉书?郦食其传》亦载：“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1］2108 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炊爨、食品加工工具及方法等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内容也不断得到改善，食物的品种日益丰富，且有一些新的内容出现并得以推广。关于汉代的食物品种，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有过相关论述［2］337-341，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及相关问题作一探索分析。
一、粮食
秦汉三国时期的粮食，亦可称为主食，品种较多，据《汉书》等文献，结合考古资料等来看，这一时期用作主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黍、稷、麦、稻、麻、菽、高粱、芋等，另有荞麦、青稞、小豆、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鹊纹芝麻等，多为我国传统培育的粮食作物，其中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绿豆、胡麻、鹊纹芝麻等为由外引入的品种。有些作物名称较多，如稷，又称粟、禾等，是一种非黏性的小米，陕西米脂官庄画像石墓的门框上绘有12 株即将成熟的粟［3］；黍则为有黏性的小米，又称秫、糜子、黍子、黄米等；菽一般特指大豆，有的也称为黍豆，大豆的名称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已经存在，如“大豆保岁易为”［4］129等。
与粮食有关的考古资料较多，有的出土品种较少，有的则有多种，而且部分数量较大。根据考古资料，结合出土汉简的记载，两汉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的农作物已有小麦、大麦、穬麦、荞麦、糜、谷、米、黍、粟、黍粟、粱粟、青稞、麻子、菻、菽、小豆、黑豆、扁豆、胡豆、豌豆等［5］①。马王堆M1 出土简牍所记粮食有稻、秈、秫、米、黄粢、白粢、菽、麻等［6］154。广西贵县罗泊湾M1出土有稻、秫、大麻和保存有根茎及外壳的芋等［7］87。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陶仓的文字中，涉及的粮食有黍、黍米、粱米、稷、麻、稻、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等多种［8］156-158。江苏泗阳大青墩汉墓东北外藏椁为粮仓，主要盛放稻谷，数量较大，而南外藏椁内还有高粱等［9］。
粮食作物的种植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也促进了饮食的地域差别。大致看来，北方是以黍、稷、麦为主，南方则以稻米为主，但这并不绝对，南方也有北方的黍、麦、菽，北方亦有稻，且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食用愈发普遍。徐州地处淮河以北，该地区的奎山M1［10］、东甸子M1［11］等内出土大量水稻，说明徐州一带在西汉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种植。
同一类粮食又可分为许多品种，而且还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饮食有所影响。湖北江陵凤凰山M167 出土简牍记载的稻米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燤米、稻粺米等，而且该墓出土4 束稻穗，出土时色泽鲜黄，穗、茎、叶等外形保存完好，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品种纯正［12］。马王堆M1出土简牍所记的稻米有稻、秈、米、黄粢、白粢等。烧沟汉墓出土的一些陶壶内满藏小米、薏米的外壳，大部分保存完好，而很多壶发现有“白米”“黍米”“稻米”等文字［8］101。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铜壶、钫、罍等上多有“上米”“下米”等铭文，证明陪葬有不同质量的米［13］。粟的种植较为广泛，也被广为食用，并且有不同的品种，各地还有着不同的称谓［14］557。
粮食的食用方式和内容较为多样，因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存在地域差异，加之自然条件的不同，秦汉三国时期对粮食的食用体现出地域特征。南方及西南地区多以稻米为主，黄淮及以北地区则多以粟、麦为主。但南北两地区的相关食物也有交流和互动，如南方有饼食等，北方也见稻米，同时还引进了少数民族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方式。大致来看，秦汉三国时期关于粮食的食用方式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蒸煮干饭
稷、黍、麦、稻等均可以煮成干饭。稷、黍、稻做的干饭称为米饭，粟米饭较普遍。麦做成的饭则称为麦饭，亦较常见。另外还有火炒的粟饭，称为糗，吃时多就水、浆或羹等，以便于下咽。
（二）羹、粥与稀汤
羹食是当时主要的食品，除肉羹、菜羹外，还有粮食做成的羹，黍、稷、稻、粱等均可作为原料。马王堆M1 出土竹简反映的羹即有稻米做成的白羹等，而且一些与肉共制成羹，如牛白羹、鸡白羹、白羹等［6］131-132。
粮食在水中经熬煮可做成粥或稀汤，稠者为粥，稀者为汤，黍、稷做成的粥或稀饭在我国北方民间饮食中也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三）饼
关于饼食，《急就篇》载有“饼饵麦饭甘豆羹”［15］10。《三辅旧事》记有“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屠儿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16］15，说明在秦及西汉初期，丰沛一带已流行做饼。饼是由谷物粉面制成的食品，这与粮食加工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杵臼、碓可以对粮食进行粗加工，而磨的推广使用，则可将粮食加工成粉面，促进了面食的全面发展。据目前资料，西汉初期，磨已渐普及，徐州地区的很多西汉初期墓葬如市区凤凰山M1［17］等中即发现有形制完备的陶磨。饼食作为面食的主体，改变了以往食用干饭或粥的习惯，而且饼的存放时间相对较长，易于携带，也给当时人带来较大方便。
秦汉三国时期，饼包含的内容较多，品种亦较为丰富，现在所说的面、点、糕、饼基本统称为饼，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有诸多差异，而且做熟的方式及添加的原料也有诸多不同。做熟方式方面，用水煮的称为“汤饼”，用笼蒸者称为“蒸饼”，用火烤者称为“炉饼”。因制作及添加原料的不同，三者又各包含很多种类，“汤饼”有豚皮饼、细环饼、截饼、鸡鸭子饼、煮饼等；“蒸饼”有白饼、蝎饼等；“炉饼”有烧饼、胡饼、髓饼等。芝麻是从西域传入的，胡饼则是在要烤的饼上撒上芝麻，这样烤出的饼十分香脆，所以在当时颇受欢迎，东汉晚期，胡饼已得到极大普及。髓饼是以动物的油脂作为添加料，和面制成饼，口感既香又有营养。考古发现的饼很多，长沙马王堆M1 出土食奁内盛饼状类食物，根据简文记载，其内所盛的为稻食，而出土竹简反映的饼食品种更多，有稻食、麦食、黄粢食、白粢食、粔籹、稻蜜糒、稻糒、赖、白等［6］88，126，154-155。新疆鄯善三个桥墓出土的木盘、陶钵中，有圆饼形或不规则形状的糜谷类食品［18］。
秦汉三国时期发酵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得到进一步推广，时人已可蒸制馒头和制作相关糕点。黍、米等粮食可以制成各种糕点，江陵凤凰山M167出土的竹笼内盛有米糕。
包馅面食也有发现，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 年发掘的M8 中出土1 件木圆盘内即盛包馅面食等［19］。
（四）相关熟食
很多的粮食还被加工成其他熟食用于食用。马王堆M3西椁箱出土的竹笥中，有的盛僕足、白粳、菽等粮食制作的熟食，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还有熟菽等［20］43，198。江陵凤凰山M167随葬1大漆盒，内盛黍稷之类的食品。新疆尉犁县营盘M22、M8 及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 号墓地M8出土木盆内盛粟黍类食物［21］②。
（五）酿酒及其他加工品
秦汉时，黍、稻等粮食等均可酿成酒，《淮南子?说林》载：“清醠之美，始于耒耜。”［22］1216 满城M1出土陶缸上写有“黍上尊酒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23］126-127。粮食酒是粮食中淀粉经糖化，再经酵母作用形成酒精。因原料的不同，粮食酒散发的气味或口感有着不同的香味。另外，南昌海昏侯刘贺墓［24］及西安张家堡新莽墓［25］出土的铜蒸馏器都可能是用来制作蒸馏酒的器物，两者的出土表明，西汉时期我国或许已开始制作蒸馏酒，而这会将中国蒸馏酒制作的历史提早约千年。
一些粮食除酿成香味浓郁的美酒之外，也可加工成其他食品。马王堆M3 出土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粮食和植物类食品的原料有椒、粟或稷、米、麦等，制作的成品既有僕（饼类），也有唐（糖）、居女等［20］198-200。
（六）酱、豉及豆腐
一些粮食可经特殊工艺加工成酱、豉等，可能还有豆腐，最常见的原料为豆类。酱食用普遍，秦代已有，汉代则用豆和面粉等加盐发酵制成豆酱。酱汁又称酱油，还有的称为菽酱汁，西汉已有，东汉较为普遍。豉多为豆豉，已十分普及。豆腐是一种以豆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营养丰富。传说制作豆腐的方法始于西汉淮南王刘安，而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M1东耳室南壁画像中则可能有制作豆腐的内容［26］128-132，作为图像资料，这可能将中国制作豆腐的确切时代提前至东汉晚期。画面下部左侧有2人浸豆，其右1人磨豆，其后有3 人滤浆，煮浆过程不见，最右侧1 人似正在点浆，画面下部右侧有一大木箱，其上有木棍，棍左段挂着一个重物，似通过重力把多余的水分压出，做成豆腐，即成形工序。不过，该图也存在为酿酒图的可能。
（七）其他
经专家确认，汉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农作物中，可能有花生［27］。花生既可生食，也可加工做熟后食用。
二、蔬菜
秦汉三国时期，可食用的蔬菜已有很多，《急就篇》列举了13种蔬菜。马王堆M1出土的5件笥内发现有植物茎叶与残骨共存，推测应为蔬菜一类的东西，该墓还出土有葵籽、芥菜籽及蕹菜籽，编号为100 号的漆鼎内有藕片半鼎，而简牍记载的蔬菜则有笋、藕、芋、蘘荷、赖等［6］80，111，154。
葵在当时为普遍食用的菜，种植地域较广。居延汉简在记述治园时，称某亭种植的12 畦菜中，7 畦为葵，5 畦种有葱和韭菜，简文记载的还有芜菁、荠菜、姜、苜蓿等③。葱和芫荽均由外传入，既可作菜，又可作调味之用，而苜蓿、黄瓜也是传入品，广西罗泊湾M1即出土有苜蓿和黄瓜［7］87。据考古资料，徐州及周边地区的汉代蔬菜主要有葵、芹菜、芜菁、芋、葫芦、荸荠等［28］228，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茈酱，即为荸荠酱［29］。
芜菁又称蔓菁，尼雅遗址的房舍遗址中发现有干蔓菁［30］，《汉书》《后汉书》等中也常见政府鼓励种植芜菁的记载，洛阳五女冢新莽墓出土陶仓上书有“无清”，推测为“芜菁”［31］。广州南越王墓西耳室、广西贵县罗泊湾M1椁室内均发现有葫芦［32］138［7］87。广西罗泊湾M1 椁室中发现有冬瓜子，经鉴定为粉皮冬瓜子［33］。江苏邗江汉墓出土有芥菜籽、蕹菜籽，另有菠菜籽等［34］。笋在南方已作为食用蔬菜，马王堆M1 简牍有记载，而罗泊湾M1 出土简牍记有竹笋腌制的酢菜［7］86。萝卜在汉代也得到食用，甘肃泾川东汉早期墓出土陶灶面上陶釜周侧有凸起的萝卜、蒜头、肉钩等［35］。
大致来看，这一时期的蔬菜有根茎类、茎叶类、葱蒜类等。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多为蔬菜的种籽，推测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人工栽培的。需作说明的是，还有很多野菜在这一时期也得到食用，限于资料，具体品种不详。另外，这些蔬菜有时会作为食物的配料，据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记载，葵、茈等即多作配料使用［36］。
三、水果及少量干果
秦汉三国时期，用以食用的水果种类很多，既有我国本土的水果，也有直接由外传入或传入后栽培的水果品种。
我国原产的水果与干果主要有桃、梨、枣、酸枣、杏、李、柿、梅、杨梅、青杨梅、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栗、枇杷、柑橘、柚、荔枝、桑椹、银杏、松子及香瓜、甜瓜、菱角等，一些史书中所称“好枣”“好梨”等应是较为优良的品种。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的边箱出土较多水果，有桃、梨、梅等，并配有盛放水果的器皿。马王堆M1出土简文中涉及的果品有枣、梨、梅、杨梅、棛等［6］155。马王堆M3 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水果种类有枇杷、梨、枣、橙和柚等［20］200。徐州小龟山楚王墓内一水井中发现枣、酸枣、桃、梅、杏、李六种果核［37］④，邳州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刻有两株银杏树［38］⑤。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初年墓出土有甜瓜子、李子核［39］。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一些竹篓内盛有杨梅等［40］，凤凰山M167出土竹笼盛有栗、梅、李、果核等。河南永城黄土山M2主室内出土有板栗、菱角、松子等［41］78。六安双墩M1出土不少植物种子，有属于果实类的板栗、红枣及瓜类种子、不知名的果实等，有些果实的果肉仍未腐朽，色泽鲜艳［42］107-123。关于荔枝，史载汉武帝建扶荔宫，在今陕西试种荔枝。广西合浦堂排M2 出土铜锅内盛有荔枝［43］。广西贵县罗泊湾M1椁室出土有香瓜、桔子、李、梅、青杨梅、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等，M2 后室出土有青杨梅、李、瓜子等［7］87，111。
由外输入且多数在我国境内开始普遍栽种的果品有葡萄、胡桃（核桃）、石榴、无花果、橄榄、番木瓜、西瓜、胡瓜等。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 年发掘的M6、M7、M8、M13 等出土有葡萄，M6 出土的为葡萄干，M33 出土有核桃，一些墓还伴出有桃子、梨等［19］。徐州北洞山汉墓附属建筑的第6室内也发现有葡萄［44］142，该墓的时代为西汉早期，早于张骞出使西域，说明张骞通西域之前，葡萄已传入我国。石榴、橄榄虽皆为传入的水果品种，但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我国已开始种植。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典记载，早在西汉以前我国已栽种石榴，而西汉初期广西贵县的罗泊湾M1、M2均出土有橄榄，M1有橄榄、乌榄，另外还伴出有番木瓜等［7］87，111。广州汉墓中，西汉中期的M2050、2060 出土有乌榄、橄榄；东汉前期的M4013 出土有橄榄，M4029 出土有乌榄、橄榄［45］249-250，357。这说明岭南一带在两汉时种植橄榄已较为普遍。关于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有无西瓜学界存在争论，安徽六安双墩M1出土的西瓜子证实了西汉时我国已有西瓜。
四、饲养动物
秦汉时期的肉食主要来源于人工饲养的畜禽类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犬等家畜及鸡、鸭、鹅等家禽，另在西北地区还饲养有驴、骡、骆驼等牲畜。山东诸城汉墓出土的庖厨画像石中有宰牛、羊、猪及杀鸡、屠狗等，悬挂有龟、鱼、雁、鸟、兔、猪头及不同动物的腿肉等［46］。徐州铜山县汉王东沿村汉墓出土第3 石所绘房屋内上方悬挂鹅、猪腿、鱼等，有人绑狗待杀；第6 石有悬挂的猪腿和鱼，并悬挂两只狗、羊，其中一只四足绑缚，尚未宰杀［47］。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提及作为菜肴的肉食原材料有家养畜禽类中的马、牛、羊、豕、犬、鸡，另有牛肩掌、牛北（背）膂、心、肺、膏等。大致来看，与之相关的食品可分为五类：
部分为纯肉。画像石中常见有切肉图，马王堆M1出土有串肉的竹签［6］111。山东诸城汉墓画像中有切肉者，有串肉者，还有烤肉者。部分与骨连在一起，因肉不宜保存，考古发掘中常见相关骨骼。汉阳陵外藏坑中发现有羊、黄牛等的骨骼［48］⑥。史料中有秦汉时食狗肉的记载⑦，墓葬亦有相关发现，徐州土山M3墓道近封门处出土一奁形罐内有较多狗骨，推测为食用后的遗留［28］228。大葆台M1 出土的瓮、壶等中多发现有兽骨，经鉴定，有猪、鸡、雉、猫、兔、鸿雁和鲤鱼等，M2出土陶罐中有不少肉已烂完的动物骨骼，为鸡和猪等［49］63，73。河南永城黄土山M2 主室内出土有兽骨，包括食肉和食草动物的头骨以及大型动物的肢骨、肋骨等［41］78。满城M1 主室棺床前漆盘中发现乳猪骨架1具，骨上有经火烧烤的痕迹［23］30。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中，K3 出土用草编袋包裹，并用封泥封存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和猪的腿骨［50］。江陵凤凰山西汉M8、M10 填土中出土竹笥内尚有鸡、牛、兔骨和瓜子［40］。新疆地区的一些汉墓出土木盘中盛有羊腿骨、羊肉、羊头、羊骨等［18］［19］。新疆民丰县东汉合葬墓出土有小羊骨架一付，分放在两个木碗内［51］。
一些为加工的肉制品，如脯、腊肉、火腿、膀蹄等。湖南地区发现的一些等级较高墓葬中常见有“脯”字的遣册，一些为牛脯、羊脯等，如马王堆M1、M3 等，而从出土竹简来看，还有昔（腊）肉。江苏邳州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前室南壁画像中的庖厨间内即悬挂有火腿、膀蹄和一些杀好的家禽等［52］。
很多肉还被用来做酱，汉代直接称之为“肉酱”。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1件陶瓮肩部阴刻有“月（肉）酱”等文字，江陵凤凰山M168出土竹筒背面有墨书的“月（肉）酱”等字［53］。江陵凤凰山M167出土的一些容器内盛放肉酱，洛阳五女冢新莽时期的M267 出土陶罐亦盛有肉酱。
肉还可以用来做羹。从马王堆M1 出土竹简铭文来看，有羊、猪、狗、鸡、牛肉羹［6］131-133。禽卵亦是常见的食品，鸡蛋居多，另有其他家禽卵。马王堆M1出土竹笥内盛有蛋，江陵凤凰山M168出土的竹笿内保存有鸡蛋，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K4 中发现一箱鸡蛋。徐州翠屏山西汉墓出土鸡蛋置于罐中［54］，市区凤凰山西汉M1出土鸡蛋与牛骨等置于器物之外，单独存放［17］。
五、捕猎动物
这一时期，人们还捕逮一些野生动物以改变膳食结构，上至帝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会采取这一方法。上林苑是西汉皇帝狩猎巡游的场所，而狩猎图在汉代壁画、画像石（砖）等中均较为常见。捕猎的食品大致包括山林中的兽类及水中生物两大类，另有一些两栖类动物及昆虫等。
（一）山林兽类与飞禽
包括鹿、麋、野猪、熊、虎、豹、狼、狐、兔、雁、雉、雀、鹤、鹄、鹨等。江苏邳州东汉缪宇墓出土画像中，狩猎的动物有鹿、斑鹿、鹭、兔、山雉、鸟、狼、野兔、虎等，徐州贾汪岗子汉墓出土的画像中，被捕逮的猎物有鹿、虎等［55］。山东微山夏镇出土西汉晚期画像石中，有弯弓射虎、持戟刺虎、甩筚罩兔等，原野上还奔跑着鹿、兔、野猪等［56］56-57。汉阳陵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包含有兔、狐、豹、小鹿和麋鹿等兽类。
（二）水生动物水生动物种类较多。广州南越王墓后藏室及相关耳室内出土的水生动物中，鱼虾类包括真骨鱼类、鲤鱼、大黄鱼、广东鲂、真虾等；贝类与螺类包括青蚶、楔形斧蛤、河蚬、笠藤壶、耳状耳螺、沟纹笋光螺、海贝、蚌壳等［32］299，463-464，468-472，部分为淡水产品，部分为海产品。汉阳陵陪葬坑内也发现有文蛤、扁玉螺、珠带拟蟹守螺、白带笋螺等海洋动物和短沟蜷、贾氏丽蚌、丽蚌等淡水产品。三国时期，比较著名的菜肴中有鱼鲊、武昌鱼等。鱼骨在较多汉墓中有出土，徐州翠屏山西汉墓发现有鱼骨、鱼籽和螃蟹等水产品，盛放在不同的陶罐内。淡水鱼的食用较为普遍，许多庖厨宴饮画像中常见有鱼悬挂。捕鱼的画像也较多，邳州八义集过满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有两人驾鱼鹰，其中前面一人扛鱼叉，画面上有鲤鱼等［57］；山东微山两城乡出土的水榭人物画像中多见捕鱼画面，其中一块有罩鱼、叉鱼、撑船及鱼鹰捉鱼等形象，一块有罩鱼、叉鱼、捉鱼及撑船者等［56］180-181，210-211。
（三）两栖类动物
南越王墓出土有中华花龟、中华鳖及其他龟鳖的骨骼，汉阳陵外藏坑有青蛙骨骼。
（四）昆虫类动物
蝉在汉代被视为灵物，许多墓葬出土有玉蝉或滑石蝉，同时蝉亦可食用。邳州燕子埠汉墓前室南壁右下侧画像有一孩童正以长杆捉树上的蝉［52］⑧。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绿釉陶炉上部两侧各有一签，签上皆串四蝉，当是烧烤后食用［58］40。另据史书记载，蝗虫在汉代较为普遍，而且常有蝗灾发生，推测蝗虫也应是当时用来食用的昆虫种类之一。
六、调味品
主要包括花椒、姜、葱、蒜、茱萸、木兰、桂皮、茴香等及盐、酒、酱汁、醯酸、豉、酱、曲等。根据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记载，调味品有盐、酒、美酒（或羔酒）、白酒、肉酱汁、菽酱汁、姜、木兰、茱萸、醯酸等多种。
花椒发现较多，江陵凤凰山M167 出土的绣橐内盛有花椒。江陵凤凰山M168 出土竹笿中保存有生姜、小茴香等。马王堆M1 出土有茱萸、姜、桂皮等［6］35-36。大葱、大蒜、芫荽等非我国原产，这一时期随着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传入我国，成为我国饮食中调味品的重要内容。
盐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调味品，马王堆M1、江陵凤凰山M167 等处均有相关发现，洛阳五女冢新莽M267 出土小陶罐上书有“盐”字。据马王堆M1 出土竹简记载，当时还有糖、蜜、曲等［6］35-36，154-155。
酱汁可能为我国早期的酱油，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提及有肉酱汁、菽酱汁等。豉一般为煮熟的豆类发酵后制成，所以有时又称为豆豉，是秦汉时期新发明的调味品。其生产量较大。“鲁门豆豉”是汉代较为出名的产品，而据史料记载，有人因卖豆豉而成为富翁。洛阳五女冢新莽M267 出土小陶罐有朱书“豉”字。马王堆M1 出土1 件带耳陶罐，口部用草和泥填塞，内残存豆豉类食物［6］126。
酱与豉有相似，又有不同，最突出的差别是加工原料多，豆类、其他谷物类、水果、肉类、鱼虾等均可作为原料，加工的产品基本呈糊状。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陶瓮上的刻字反映出当时已能大量制作肉酱、茈酱等。马王堆M1出土竹笥中，有的盛有黑色酱状物。江陵凤凰山M167出土的一些容器盛有肉酱、豆瓣酱等。洛阳五女冢新莽M267出土的小陶罐器壁上有朱书“辯酱”“肉酱”等。
内容丰富的调味品使得这一时期饮食内容更趋多样化，口味也逐渐形成自身特点，并对后世有着较多的影响。
七、乳制品及茶
三国时期，这两种食品逐渐得到推广。乳制品主要有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干酪）等，可放入面点之中，可直接食用，也可作饮料。茶叶在南方逐渐成为一种普通饮料，而蜀人饮茶习俗也已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乳制品和茶得到推广和普及，逐渐成为食物品种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结语
由上可知，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较为丰富多样，这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其他饮食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其他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及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等的发展以及社会风尚或风俗的形成，而通过食物品种所体现的营养、膳食搭配等还可考察当时社会人群的体质、营养观念等内容。因此，对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另参看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10 期；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5 期等。
②另参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1 第1 期。
③参看①中所列前四种文献。
④简报附录有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左大勋先生的鉴定报告。
⑤另参看贾庆华：《邳州汉画像石概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9-396 页，见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
⑥另参看胡松海，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5 期。
⑦《汉书?樊哙列传》载：“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师古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
⑧李烨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尚蝉习俗》（《中国文物报》，1999 年4月28 日第1 版）一文中认为缪宇墓画像中孩童捕捉的为蝉。笔者进行过仔细观察，较为赞同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米脂汉画像（原文此处为“象”）石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3）：69-73.
［4］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M］.胶版新二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原文此处为“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2）：9-23.
［6］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7］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9］江苏省大青墩汉墓联合考古队.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J］.东南文化，2003（4）：28-31.
［1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J］.考古，1974（2）：121-122.
［11］u26377 徐州博物馆D.徐州东甸子西汉墓［J］.文物，1999（12）：4-18.
［12］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6（10）:31-35.
［1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J］.考古学报，1985（2）：223-266.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5］史游.急就篇［M］.曾仲珊，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
［16］佚名.三辅旧事［M］.张澍，辑，陈晓捷，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7］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J］.考古，2007（4）：33-49.
［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等.新疆鄯善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02（6）：46-56.
［1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发掘简报［J］.考古，2002（6）：58-74.
［2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2（6）：4-45.
［22］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45-62.
［2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5）：4-20.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27］冯国，许祖华.陕西考古发现2100 年前花生［N］.西部时报，2007-10-12（2）.
［28］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9］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8）：4-33.
［30］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J］.文物，1960（6）：22-31.
［3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267 号新莽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7）：42-53.
［3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3］叶静渊，俞为洁.汉墓出土“西瓜子”再研究［J］.东南文化，1991（1）：237-239.
［34］扬州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J］.文物，1980（12）：1-6.
［35］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一座东汉早期墓［J］.考古，1983（9）：856-857.
［3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1）：36-55.
［37］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J］.考古学报，1985（1）：119-133.
［38］姚景洲，贾庆华.邳州车夫山汉画像石［J］.东南文化，1999（2）：13-16.
［39］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M］//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40］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6）：41-61.
［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4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六安市文物局.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文物研究：第17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3］蒋延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J］.农业考古，1981（2）：61-68.
［44］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46］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J］.文物，1981（10）：14-21.
［47］徐州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J］.文物，1990（9）：64-73.
［4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 号外藏坑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8（3）：3-32.
［49］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50］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3-16.
［51］新疆维吾尔古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6）：9-12.
［52］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J］.文物，1984（8）：22-29.
［53］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9）：1-7.
［54］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J］.考古，2008（9）：11-24.
［55］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清理五座汉画像石墓［J］.考古，1996（3）：28-35.
［56］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7］图第265［M］//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58］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天游主编.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萃［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