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冰在工作室，2019年 摄影：胥欢
2020年，艺术家徐冰因疫情被困纽约超过半年。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他从工作室小院内的树木写起，用最质朴的文字讲述了树木、自然、艺术、亲情、童年等故事。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全网独家首发徐冰万字散文《小院树木的艺术史》，让我们共同体验艺术与文学的魅力。
被疫情困在纽约……
开篇写到“困”字，我想这正是此文想讲的，关于我纽约工作室后院被困的树和我的故事。“困”——“凡言困勉，困苦皆极尽之意。从木长在口中。苦闷切。”这差不多就是我、家人、所有人、整个世界的处境。
疫情肆虐，纽约很快成为重灾区，我工作室所在地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这儿，一时成了全球疫情中心。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侄女和女儿的一个一时不知住哪儿去的同学，在这个特别时期都集中到这里。在纽约每天上万人感染、千人死亡的信息下，我决定不再走大门，只用工作室单独的小门：通过狭长的通道进入大工作室，再来到后院；从院内的梯子可到达二楼生活区，但想去三楼就要爬纽约特有的、挂在楼体外的防火梯了。如此，我们就有了与外界隔绝的小天地。这栋小楼是个有百年历史的意大利面包房，现在那块店牌还挂在楼前，但与里面的内容已毫不相干了。
由于隔离的需要，孩子们一进来就直接上了三楼。14天内不许下来，待不住也得待。好在三楼有个露台，可以放风、鸟瞰小院。我对她们说：“你们小时候院子里的树太小，没法像有些家长给你们弄个树屋，现在树长大了，你们也长大了，现在的三楼就是你们的树屋。”我找来一个篮子，把三顿饭、水和需要的东西从二楼吊上去，每天吊来吊去的，成了件好玩的事情。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戴好口罩、手套、眼镜，送饭、消毒、收包裹；像印制版画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地把病毒拒绝在我的领地之外。做饭、清扫房间这些我过去从不认为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如今变得值得起来。这可以让我在这个病毒肆虐、谣言四起，似乎一切都开始失去判断支点的年代里，把大块的时间用掉，等待转机的到来。几乎占据我毕生精力的“艺术”，开始在不知不觉中退去；这是此生少有的感觉，好像有些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是“我”。
世界上的所有人，被提前赶入了肉身的限制中。思维无界，却是在被信息操控的虚实关系中。这怪诞的重叠来得突然，以至自信的人类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用脑；继续思考“自由的边界”“艺术何为”等，似乎都显得无力。但假装爱思考的人，脑子又不能真正放空，这才是难受的来源。这时候谁能耐得住，就看谁真正的修为水平与境界了，这可是要真本事的。
从小院看出去的视线内，被一棵巨大的玉兰树占去了一半，我抑郁的思想力和视野内容的贫乏，无奈地被一棵树左右，只能无聊细致地看它。玉兰开花早，进入三月它的枝头开始出现紫色的星星点点；之后每天一变，像动画静帧，有点虚幻，让我想到草间弥生的艺术：从她早期点的迹象开始到这些点越发明确起来，再意识到“这点是我的风格”……直到被关注、复制、放大，终于成为一种泛俗。玉兰在我认知中应该是白色的，但这棵玉兰的品种却是我不喜欢的那种胭脂色。它开得肆无忌惮，就像不懂得到什么时候该收笔的画家，凭着对艺术的狂热，直到把一幅画画坏为止。有个形容花开旺盛的词——怒放，用在这儿基本合适。
这棵玉兰是邻居家的，强势地向这边压过来，我只有看和不得不看的权利。这就有点像坏的公共艺术，占据着城市重要空间，毫不顾忌经过它的民众复杂多变的心情，真是雕塑的铁石心肠。
纽约被媒体描述得几乎横尸遍野了，朋友们担心我，我发些小院的生活照。他们看后回复：“这真是你的桃花源的理想！”有些回复是：“怎么看不出疫情的残酷？”我回答：“它们开得越热闹，越像是在嘲笑人类的窘境，玉兰不知愁滋味啊。”
四月，手机上开始出现“老美囤枪，华人囤粮”的帖子。不久就收到加入华人联防的通知：“一旦谁家出现劫匪，请拨打XXX号呼救，同胞们就会拿起武器，立即赶到、投入战斗。”
接女儿她们回来前买过一次东西，之后就再没出过门。食物，一时成了最紧要的东西。好友之间开始交流各种网购信息，网购渠道倒是没断过，但你要随时在屏幕上抢位置，抢到的也都是几月、几日、几点送货，掐指一算要半个月以后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又这没货那没货的。各家都在节约用料过日子。
有聪明人开始在网上教授如何改造水瓶等塑料容器种菜。我把芹菜心放在水碟里，期待它们成材，又可当水仙看。小侄女见我这么种菜，嘲笑我。我说：“有一位植物学家曾挨批斗，罪状就是‘试管里种黄瓜，脱离生产实践’。这位科学家就是曹伯母，是你亲奶奶。”
我的芹菜由白变绿，长得倒是挺快，却往矮胖了长。我不信，觉得是错觉，但怎么看确实在变短。我放了一把尺子，果真如此。谁知道这些美国大芹菜是哪种基因，怎么种出来的。往矮了长的植物，要不是通过亲身的生产实践，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后来，在美华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各类华裔组织、校友会组建各种购物群、蔬菜群、农场直销什么的。有的群一成立，500人名额就满了。网名都是白菜、豆苗、郝多鱼、喝可乐、艾大米之类的。看得出大家对食物的渴望。
疫情居高不下，不知哪天算个完，下一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如果哪天真的断了粮，这个从牛仔过来的国家，抢劫不是不可能的。手机里有时会出现60年代大饥荒或二战犹太人的画面。这时我才真的有点担心了，看来要有持久战的准备。大家开展自救行动，我开始关注这个荒废多年的小院。
比起隔壁玉兰院儿的宫廷气派，这边就是个贫民小杂院。由于常年疏于打理，院内被留下的干草占满；几棵树木还未吐绿，看上去像是标本，又像美术馆里的装置，有气氛、无生命，我怀疑它们已经死了。经过一个冬天，枝干乌黑，与不知道积攒了多少年的电线搅在一起，抢夺着天空。如果你喜欢宋画的“树法”，忽视那些电线，你会觉得很有古意，好看。但如果你喜欢当代绘画，这些穿插其中的黑皮电线倒是调节了绝对的古典趣味。那个从没站直过的电线杆，挂满各种线圈，乱成一团，如果你把这部分也当“艺术”看，就不讨厌，倒真像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弗兰兹·克莱恩加赛·通布利的画。小院的角落堆着杂物和生锈的用具，可以看出长年忙于别的事情的主人对它忽视的程度。
小院前边有块水泥地，中间有条小路，右边是个堆杂物的木屋，左边有小块可种地，还留着过去拾掇过的痕迹。此外，还有几棵树，争夺、共享这局促的天地。院中央有棵横着长的老桃树，院墙根有棵大桑树，蛮横地盖在桃树上面。一棵小香椿树被挤到院边，墙角有一丛竹子，把桑树下面可透点儿阳光的部分也给堵住了。靠近木屋有棵葡萄树，它顺着木屋上去，把几棵树连成一片，空间显得更乱了。那块可用的地里，一棵芍药被摆成环形的砖块围着，看起来尤为重要。这是女儿出生时北达科他州美术馆馆长Laurel Reuter寄来的种子，让我为女儿种的。凭芍药的树龄，它早就是棵超龄的树了，可每年春天忠实地从土里长出新绿、按时开花，它的老都藏在地下了。
植物如果不打理，它们就会不动声色地疯长，形成小院现在的样子。要不是这次疫情，我还不会去注意它们。定睛细看，这几棵树已经开始发芽了，这反倒让人有些伤感，它们还活着。
玉兰花快败了，只是几天功夫，桃树长出绿叶、开起花来。要说这棵桃树是最早来到这小院的。我搬来这栋楼时，后院有一小片菜地，种的是什么不很清楚，因为长得并不好。挨着菜地，有一棵小树直直地在那儿，样子显然是谁种的，树干也就比拇指粗点，我并没在意是棵什么树。过了几天，我感觉这院子好像哪不对，像是有人来过。又过了几天，菜地里多了一层灰白色的东西。我出去一看，是混杂着鸡毛的鸡粪。有人在这儿种地？我推开后院门，外面是一块荒地，长满杂草，听说这是块无主之地。纽约有个奇怪的规定：这种荒地，只要谁连续使用十年以上，谁就是地主。这规定听起来真可以把人带回到英国人初来纽约时的年代。现在这块地，已经被右邻的材料店弄成停车场了。
再回头说院子里的事：鸡粪在烈日下会有一股股闷臭滚入室内。我的感觉器官最敏感的不是视觉，是嗅觉。在这种空气中怎能思考艺术？更糟的是，有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地上看到一条像蜈蚣、有黑甲却没脚的虫子，我把它扔出去。回来时发现还有另外几条，再看还有更多条……它们向着一个方向一曲一曲地奋力爬行，就像是复制的。我用手纸一条条捏起来扔到马桶里冲下去，特别要小心，别踩到它们，那就更恶心了。奋战到深夜，虫子的进攻停止了。那时我外语很差，完全不懂去买点药往地里撒一下，不就好了。这样的夜晚又出现过一次，我决心找到这个种地的人。
一天傍晚，院子里有响动，只见有一人蹲在那摆弄地里的东西，那姿势就像结构没画对的人物速写。我说：“你好！”他起身，原来是一位个子比较高的侏儒人。我说：“这房子已经从理发师那儿买过来了，换了主人，以后别来种了。”他有点不高兴，说：“这棵桃树是我种的。”我说：“你可以移走。”他说没法移，要我赔钱。他说了一个数字，多少不记得了，好像还合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又过了几天，有人敲门，开门，是他。他攥着一小团钱递给我，我疑惑，他说：“我女儿说：‘你用人家的地，还要人家给你钱’，让我还了。”一个老实人。
这桃树第二年真的结桃子了，味不错，但每一个又有些不同。第一次收获，我挑了几个差不多一样大小的给那人送去，他其实就住街对面。他接过桃子，没说出什么，那表情很难形容，总之表现得还是他的老实。
桃树也有大小年。大年，就把枝压得弯弯的，地上掉得到处都是，收了也没用。这季节的访客，也不管是否应该招待到这个程度，我都提议摘桃子请客人吃，表现出中国农民的本性。我最得意的就是站在二层门台上，客人伸手就能摘到，没有农药，掰开即能入口。如果是小年，树梢处只有几个桃子，奇大无比，如果是在花果山，一定是留给美猴王吃的。
这棵桃树已经老了，看它现在这样子，想想真是有点对不起它。这些年从未给它剪过枝、打过药，任它乱长；为获得阳光，枝干伸得太远，两支主干在最吃劲的地方劈开了，它担不起那么多果实，像老人，骨折了。
我知道它已经病了很多年，叶子一出就卷曲起来，像出了疱疹。在传统花鸟画中，画桃叶有专门的勾勒法，画谱里归纳了每片叶子由五笔完成；五笔就是五笔，多一笔就破坏了定法的美。依法去画，就会立显一片比真的更像、更好看的叶子，足以代表世上所有桃叶的姿采。
如果用这“法”画那些病叶，那可就难了。因为画谱里从没有非常态叶子的画法。我在想，画这类东西，油画倒是更合适，因为它们色彩斑斓跳跃，比油画还像油画。油画用笔横向、竖向加纵向，像和泥似的调出感觉，再一层层腻到画布上，这时油画的魅力就出来了。要理解油画这种腻来腻去之美，只要多看看欧洲教堂里那些反复修补的古物、装订繁琐的圣典，便可寻到其来源。油画审美，硬是把古文化遗留物的特征强加给画面。我一直在想，籍里柯的天空怎么能画得那么沉重，说是棉花套，也是穷人家又脏、又重、又油，绝对能把人闷死的那种。
写上面这段时窗外大雨，雨停，空气清新，我来到老桃树下；发现焦墨般的树干上有一片片石绿色的斑点，细看是些小花状寄生植物。这不就是画老树枯藤必用的“苔点法”吗？按照此法画不会错，有依据，画品就成熟。
古人隐居山林，没有手机、电视，太阳落山便无事可做。一块石头、一段老树，就成为无限的好看之物，能琢磨一辈子，因为这纹理是几百年、亿万年形成的。老物痕迹多，可发现的东西就多，搬回家反复看，方便，所以有玩石、赏木的传统。陆俨少画中的“势”对位泰山石，李可染的皴法对位房山石，集自然之结晶，没有道理不好看。就像当代艺术家懂得集社会现场之能量，没有道理不深刻。
看来，古人是借自然归纳出古法，今人是借自然来理解古法。东方是集自然古趣之精华，西方是集文明古趣之要义。
我搬来新工作室的第二天，艺术家谢德庆拿来一小段已经长出须根的葡萄藤让我种在后院，看来他早有准备。谢德庆是谁？艺术圈的人大概都知道，但艺术圈外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了。有一次，我与被称做行为艺术之母的阿布拉莫维奇谈到谢德庆时，她两手合十在胸前，说：“谢是我最崇拜的艺术家。”谢活跃在70年代的纽约，要我说，他的艺术太前卫了，以至于当代艺术史有点不知道怎么把他往里放。他做过几个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行为作品：比如最早的《一年行为表演“笼子”》：他在工作室造了一个约3.5x2.7x2米的笼子，把自己关在里面一年，不交谈、不阅读、不看传媒。后来他又做了《一年行为表演“打卡”》：每小时打一次计时卡，这一年，他就不可能连续睡觉超过一小时。我最喜欢他与美国女艺术家琳达·莫塔诺（Linda Montano）合作的《一年行为表演“绳子”》——用一根间隔两米多的绳子将两人连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但绝无身体触碰。写到这儿，我觉得德庆早就做了自觉隔离和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的试验了。我与他接触那段，正是他后来称之为“十三年不发表艺术的艺术计划”时期。结束时他举办了一场报告，只说了几个字：“我活过来了。我度过了。1999年12月31日。”他知道我在威廉斯堡这一带找房子，就把现在这栋小楼的主人——他的理发师，介绍给我。
写到这里，想到德庆这段是怎么过的？给他拨了电话。听起来他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只是全民隔离以来，有些媒体人想起他的艺术。他说：“他们可以写，可我不想谈什么。疫情是临时的事情，不是美学的事情。”
德庆想到送我葡萄树，我想是他看到有一次在他那儿品尝他院里的葡萄时我惊讶的表情。这品种的葡萄，颗粒豌豆大小，完全的黑色，几粒一起放入嘴里，比市场上任何的玫瑰香葡萄都要香浓百倍。他说这是一种野葡萄。难怪，在小院里就数它野蛮。
葡萄树看起来并无固定形态，但进攻性强、性格执拗，最能与别人纠缠。它浑身的“卷须”只要伸探出来，就可以嗅到谁离它最近，不管是别人的肢体，还是自己的枯藤，只要触到，定被死缠不放；再借助你去勾连别人，像是生物的互联网。
隔壁院里有一棵椿树，与我院里的椿树长得一模一样，像同胞兄弟，但那边的一定是臭椿，这边的可是香椿。在美国，臭椿随处可见，香椿却极为稀有。我曾想过，如果老美知道椿树芽能吃，最早把臭椿芽拿来炒鸡蛋，吃出特殊味道，说不好臭椿就被命名为香椿了，反正享受的都是一种其它食物没有的怪味，这很像艺术史里那些有特殊口味的作品。辛苦的艺术史家，一生都在分析这些作品怪味的来源，要我说，是画家身体里自带的，也许是正常基因序列在哪搭错了一点，别人没搭错就没这“独有的怪味”。这怪味以艺术的名义让众人品尝，尝惯了，过一段没碰就很想。几周前，著名美剧《法律与秩序》的编剧、出品人Rene Balcer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藏家；他夫人、岳母查出阳性，紧接着岳母、岳父相继去世。我微信问候，没想到他比我想象得乐观。他说：“这段是很难，不习惯的就是去不了美术馆有点难受，只能看看自己的收藏了。”听了这话，我真心有点惭愧。
这棵香椿树现在有胳膊这么粗，它可是几经周折才活下来的。我爱吃香椿，我妈说我是香椿命。她曾带着两株香椿苗闯海关，那是在20年前中美蜜月期，老人和蔼可亲、自带掩护，过了！两株珍贵的树苗，一棵种在纽约，一棵种在弗吉尼亚我妹妹那。母亲亲手栽培，活了！纽约这棵，树还很小时，我就开始采摘了。那时我一个人生活，这小树对我就特别重要，不管新芽老叶都能发挥作用，现在想来简直是在剥削一个小童工。
不幸的是，这珍贵的小树还是遭遇了不测。一次外出办展，回来路上我就想着椿芽一定丰盈起来了。弄晚饭时，鸡蛋都打好了，椿树却不见了。原来是工作室助理Jesse订婚，借小院办Party，把院子整理了一遍。优秀的Jesse根本理解不了，他砍伐了一棵重要的树，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椿、臭椿都一样。现在院子里这一棵，是后来又从我妹妹那棵树下分过来的。她的那棵现在已经高耸入云，大到两个人都抱不过来了。同样都是闯关来的，命运真不一样。
到纽约几年后，我对看美术馆、逛画廊开始失去兴趣，因为很难看到有意思的东西。没劲的作品看多了就会对做艺术反感。可如果偶尔看到一件好作品，又会马上调动起创作欲望：艺术还是有意思！这艺术家真聪明！那时我错误地认为创作就是IQ的竞争。我试图寻找新的灵感来源，但不是从社会现场，而是从动物身上。
从94年到07年，我每年都养些蚕，与它们一起做作品，题目叫《在美国养蚕系列》。我们在搬到这里之前，在纽约杰克逊高地住过一段，蚕走到哪带到哪。在那边，我找到过一棵桑树，树龄不长，叶质好，也好采。搬到布鲁克林时，我正在创作一件叫《蚕花》的作品，准备参加《Animal.Anima.Animus》的展览，大致可翻成“动物-生灵-生态”，《蚕花》受邀参展。展览还没开幕，从杰克逊高地带过来的桑叶就用完了。蚕这种动物就是这样，不会说话，饿了只会抬着头，饿死也不吃一口别的。我很理解我妈讲过她老家小表妹养蚕的事：弄不到桑叶，看着这些蚕，自己就饿着不吃饭。
桑树在美国到处都有，但专门去找就是件难事，越急还越找不到。那天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决心回杰克逊高地采桑，虽然地铁来回要三小时，但这三小时肯定是解决问题的。
这批蚕终于养大了，如期在纽约PS1美术馆表演它们是如何把一束巨大的、用新鲜桑枝插成的绿叶花束吃净；接下来几天再吐丝作茧……展厅里葱绿的花束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干枯的，由金色、银色蚕茧构成的花束。我那时忙得四脚朝天，无心关注小院。展览开幕了，一天在院子里我感到有东西掉下来，抬头，原来是一棵挺大的桑树，桑葚都熟了。嗨！后悔对它们的漠视，否则养蚕也不至于这么费劲了。
最后再说说那丛竹子。在荒废小院中，它与周边总有些不协调，多冷的天都绿着，做文雅状。唯一的不文雅就是长得有点太高。在这些树中，要说与我的作品、与纽约艺术史最有关系的就属它了。
是这样的：最早与动物的合作不是蚕而是猪。一段时间，我热衷于与动物一起工作。93年，我看到一种叫“两头乌”的猪，身上颜色黑白相间，它们可真像熊猫啊！后来，我在Soho的Jack Tilton画廊做了《熊猫动物园》的行为装置。我在画廊搭了一个猪圈，内有真的竹子、山石，背景是清代王时敏的山水画。两头戴着熊猫面具的猪，在这个充满文化的环境里生活了一个月。动物园从不展示猪，所以纽约的孩子们常来喂它们。猪很聪明，每天结束时，它们会互助摘下面具。两只猪享受了一段珍稀动物的待遇，画廊成了猪场的味道，这件作品的“前卫性”也就到位了。画廊说：有藏家有意收藏这件作品，除两头猪和猪粪外，所有装置的材料都先留着，竹子先种在我院子里。
那天，我和Tilten先生把沉重的材料整理好，把竹子种下，汗流浃背。我们去喝杯咖啡，坐下后他说：“我怎么老觉得我们以前就见过？”我说：“是，那是我来纽约第二天，我朋友就带我找画廊，转了一天只有你和我们聊了几句。你说：《天书》有意思，可如果是英文的就好了。你后来来找我做展览，我看来人怎么是你，但我没提过去的事；我后来知道，画廊不喜欢上赶着敲画廊门的艺术家。你也早忘了。”
Jack Tilten画廊有多前卫？我只需介绍他做过的一个展览：展览是请了拍三级片的模特，在展厅大雕塑台上做爱，两对人在射灯下，像蜡人在模仿活人。谁看了谁就对性没兴趣了。开幕那天，队排了好几条街，Jack手持呼叫机、带着耳麦，来劲得很。他本来长得就挺帅，配上这行头，真有点像在拍电影。
他还曾请我为画廊策划过一个题为“新中国”的展览，这可是美国主流画廊办的首个中国当代艺术家联展。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将来都能make serious money（挣大钱）。他说对了，日后几位参展艺术家都成了大腕儿。可让他失望的是，有些中国艺术家不管业内的规矩。他常自嘲：“我叫Tilten，中文名叫‘头疼’。”
竹子越长越大，但藏家始终没有下手。不久，Soho被时尚店取代了，Jack Tilten画廊也搬家了。后来， Tilten先生患了帕金森症，再后来又查出癌症，他与病魔斗争了好几年，于2017年去世了。
这竹子让它长吧，是对Tilten先生也是对那个年代纽约艺术的怀念。
这小院的花草树木先后来到这里，无选择地成了邻居。它们分享这有限的空间，相生相克，寻找着共生平衡。有新因素插入，索乱后再平衡……像是画着一幅随时涂改的画。构图的随意，很像西方的风景写生，表现、记录某处、某物的自然形态。
中国与西方的自然观不尽相同，文人们推崇自然野趣，但这野趣经常是被“文化”过了的，否则就真的野了，那不行。我曾在“富春山居”小住过几日，酒店高档至极，每一棵树都是精心挑选、安排的，湖岸从哪儿弯一下也是推敲过的。远景的茶园，由戴着斗笠的员工点缀其中，不多不少正合适，真像画呀！因为都是按“画谱”的“经营位置”摆上去的。中国哲学在“自然天成”的说辞下隐藏着被整理过的东西，即使是“归隐山林”“采菊东篱下”，也是被整理过的意境。
我珍惜疫情带给我的无奈又安静的时光，让我从几棵不足为奇的植物身上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植物对周边环境极为敏感，它们具备精密的神经感知系统。只是由于它们的被动，在遇到威胁时无法逃走，又对我们不构成多大威胁，从而人类习惯于忽视它们。可它们的历史比人类要久远得多，它们在长期的生存需求中发展出不可思议的生存之道。有些植物在感觉到有入侵性危险来临时会颤抖，有些植物可以通过虫子的唾液判断其种类，并能分泌出特别的信息素，以此引来这类虫子的天敌。
植物的根系尤为奇妙，可通过释放化学物质进行沟通。社群生活对它们极为重要。当代植物学发现，如果周边都是同类，它们就悠闲自得地生长，如果有异类插入，就会警觉起来，长得更快。植物随时都在处理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有些盆栽怎么也长不好，多半是边上有相冲的“邻居”；而有些植物需要有异性陪伴才能健康生长；有些植物能预知气候变化，所释放的预警信息不仅提供给同类也提供给异类，以保证群落生态的可持续。通常，植物不以同类及它类为食物，它们是谦让的，乐于寻找没被使用的空隙生长。
植物的这些神秘能力，我们知之甚少，是因为人类过于自负，只知道自己了不起。就像博物学家Stephen Harrod Buhner所言：“其实人类只是生命之网中的一员，万物有灵，并非万物只为人类而存在。”
说实话，在与花草树木相处的这些日子里，我常想到父亲，想到伴我们长大的中关园56号。在那一排排红砖房前，每家都有一个篱笆小院，从院子风格能看出主人的喜好。我家的小院最好看，常引路人驻足。不吹牛地说，就像个小植物园。不同的是，在花卉树木间还有各种蔬果、农作物。一到周末，父亲或让我们几个孩子用脸盘端水浇灌，或让我对着一株植物画写生。屋里，只要摆得下的地方，都被花盆占据着。父亲对花草的热爱在北大是有名的，他的喜好也让我们在那个匮乏的年代补充了各种健康、环保的食物。
父亲“文革”中受了不少苦，等结束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父亲住进医院，每次我们离开病房时，他都要叮嘱：大窗台上的第几盆花要与哪盆花换位置了，小窗台上哪盆花应该转方向了……他似乎懂得花草的心思，这叮嘱直到他昏迷的前一天。
父亲，在我们面前像一棵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的树，严厉、寡言。从未向我们表露过他与植物莫逆的感受，也从不与我们谈学校的政治，也许他觉得我们不懂。他有时会从花草上掐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含一会儿或咬一咬，那时我们并不懂这动作的含义。我想，大概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爷爷是中医师，那时的中医是要自己采种草药的。作为生物类中“自然人”的我们，这部分的基因遗传，当代科学能测算吗？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经与一种奇异微生物搏斗了好一阵子，可能快要与它们长期共存了。为食物供应而担心的牛仔式抢夺并没有发生，但另一场有关种群平等问题的大规模游行和抢夺却上演了。在小院里，可以听到街上示威人群昂扬的声浪，在直升机和警车声的干扰下听不清内容。我没有出去参加，我感觉我没有资格。通过微信越来越抓不住判断依据，恶补剔除假象、分辨实质的能力。我的能力不足以处理巨量的信息，我的智力不足以判断一个生命无法呼吸的惨剧与十几万人因瘟疫停止生命律动的计算关系。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声讨别人在不平等问题上的错误，因为我远没有做到让自己生活在像树木与空气间应有的自由与分享的关系中。
作为动词的“呼吸”和“思想”是生命自带的，是生理的一部分。该自责的恰恰是自己；我们放弃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习惯于自我修剪，以适应混杂了各种概念的、不洁的空气并习以为常。由于适者生存的动物本能，又经历代驯化，这几乎快成了一种被植入生理代谢的基因趋向，是进化？还是退化？悲哀的是，我们很善于以文化、教养、传统之名，从先哲们“无为”“归隐”“难得糊涂”的智慧里找出如此活着的理由。在此脉络下，这无疑也成为艺术方法论和艺术家灵感来源的一种依据。
现在，出于生产自救整理的菜园，让小院有了点房前屋后的现实感。香椿的季节快过了，竹笋又出来了不少，这竹子与周边环境也协调了许多。这篇文字写植物，却总扯到艺术上。其实，“艺”字的本意是：一个人伸出双手把一棵植物戳在地里。“種也……或作艺”，是种植，指才艺。原来，“艺”的核心命题是人在自然中应该做什么。我在淡忘“艺术”的这段日子里，倒是做了艺术本来该做的事情。
徐冰 2020年6月
监制 齐超
编辑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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