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大中
两汉的社会进步，推动着文化艺术的昌盛。日益繁忙的信息交流已使得书写较篆书简便的隶书不敷日常应用，虽然有应运而生的章草可以趋急，但是在庄严的场合还需要有—种更为简洁规范的字体来为王政和经济服务。在社会实践的长期孕育下，一种新的汉字书体——楷书，在汉末诞生了。这种新的书体以其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活力，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成长壮大到隋、唐极盛，成为占据汉字主导地位且应用范围最广、使用历史最长的现代汉字书体，在汉字实用领域与书法创作领域放射着夺目的光芒。
第一节 起源与形成时期
正、草之变一直是书体演变的诱因，而隶书的简化则是楷书胚胎的母体。两汉文化艺术的发达，促进着汉字书法的繁荣，专职书法家与民间书手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同样的汉字进化实践与艺术创造实践。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残片中就可看出，早在西汉有些字如“文”、“信”等即已见楷书笔法端倪。在近年来出土的大量东汉简牍中，这种笔法呈扩散形势更是屡见不鲜，其为楷书权舆殆可无疑。即便在一些碑刻中如劾于东汉中平三年（168年）的《汉故觳喊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中，不管是刻手的有意或无意，竟然将一部分典雅规范的隶书书丹用刀写得成为面目全非而与简帛书是那样契和的楷书化笔法，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或偶然的现象。
以楷书著称并有书迹传世的书法史上第一位大书家是生活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151—230年）的钟繇，唐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妙”。宋《宣和书谱》也称“西汉之末隶宇石刻间杂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见于著录的钟繇楷书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贺捷表》，黄初元年（220年）的《调元表》，黄初二年（221年）的《荐季直表》（图1）、《力命表》以及年月无考的《宣示表》、《墓田丙合帖》等。虽然隶意犹存，但已是纯然小楷。因为都是刻帖，或谓多系晋人、唐人临写摹刻而非钟书原型。
从书迹上分析，这些楷书用笔与结构还留有隶书的特点，态势上还未完全突破隶书横画夸张、捺笔肥厚、总体呈宽扁之势的模式，点画关系处在由隶向楷的嬗变过程中，形态与空间关系尚未完全确定，故显得稚拙和松散，但是其起笔的简化与左低右高的欹侧态已不是隶书而是新法了。
▲ 图1：《荐季直表》
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期间的书法遗存中有大量体在隶、楷之间的碑石与墨迹。刻石如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的《吴九真太守谷郎碑》（图2），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的《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郭休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即义熙元年的《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图3）、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等时期的罔山《鸡嘴石刻经》、北齐清和三年（564年）的《造阿弥陀莲座题记》等，以及一些墨迹如1901年至1908年陆续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的大量木简残纸中西晋楷书写本《三国志》残卷、1965年新疆吐鲁番安加勒克故城发现的晋写本楷书《吴书·孙权传》等都显现出了由隶书的简化与草写向楷书转变的演化痕迹。
▲ 图2：《吴九真太守谷郎碑》
▲ 图3：《爨宝子碑》
第二节 发展时期
汉字书法的书体嬗变并非简单地呈篆——隶——楷等单线演进的模式，而是呈复杂的复线多维演变。
一、晋代楷书
在楷书发展的历史上，以东晋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群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革新派。东晋时期，书法艺术已进入高度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草、行、楷三种书体突破了旧的模式的羁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令人耳目一新。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一般认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303—361年），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故称王右军。以其革故出新的楷、行、草书的辉煌成就被尊称为“书圣”。在今天能够见到的王羲之传世楷书作品，都是后人的摹本和临本，著名的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与钟繇的小楷《贺捷表》、《宣示表》诸帖相比，王羲之楷书在用笔、结体、意蕴上的技巧与追求已有明显的不同。王羲之的楷书简化了起笔与收笔，横画不再夸张，主笔多表现在竖画上，字形方整，意态典雅，结构严谨而更注重点画在笔势与笔意的内在呼应。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小儿子，聪颖而具胆识，绍述家法而锐意创新，曾劝父亲改革书体。其小楷如《洛神赋》（图4）则更加疏简迅直，点画起收精神外露，在楷书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东晋时期，在二王周围有一个有着共同革新思想的书家群，这是王羲之楷书及行书、草书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 图4：《洛神赋》
二、南北朝楷书
南朝宋、齐、梁、陈因受禁碑余波影响，石刻存世甚少，著名的有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的《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图5），简古劲险，雄浑威重，尚含隶书意味。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稚拙萧散，收放自如。萧齐永明年（487年）的《刘岱墓志》庄重典雅，笔法精致。萧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摩崖刻石《瘗鹤铭》（图6），字势宽绰，丰力多筋，雄厚峻宕，质朴自然。天监十三年（514年）的《王慕韶墓志》笔法劲健，结体谨严。萧梁普通年间的《始兴忠武王萧十詹碑》体势开张，傲岸丰赡。陈光大二年（568年）的《新罗真兴大王巡狩管境碑》古茂朴拙，意态天真。陈太建二年（570年）的《卫和墓志》淳厚宽和，古雅沉凝。梁、陈书迹世不多见，楷书尤少，存世碑刻愈显珍贵。
在北魏楷书中，龙门造像居于重要位置，它与邙山墓志共同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楷书轴心系统。龙门造像系分布在河南洛阳城南伊河人口处两岸的西山（龙门山）和东山（香山）的石窟群。自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开凿，延续至北宋，历时四百余年。现存石窟一千三百五十余个，佛龛七百八十多个，造像九万七干余尊，题记三千六百八十余种，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举世罕见。其中北魏造像题记约二干种，其书法风貌有着相近的基调，又有着不同的个性，面貌鲜明，异彩纷呈。
▲ 图5：《爨龙颜碑》
▲ 图6：《瘗鹤铭》
《龙门二十品》以其风骨峻朗，方整雄强，斜画紧结，用笔刻露而著称。当我们逐晶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书与、契刻这两大要素在碑石中的支配地位。书刻俱佳、书刻俱劣，或此优彼劣、彼优此劣等都会影响到碑石完成后的最终视觉效果。在临习碑刻书法时，既要留意到刀刻对笔法的影响，又要善于发现和捕捉刀趣给用笔带来的意外效果，使其成为艺术学习与创造的借鉴。
“书法入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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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龙门刻石之外，中州地区尚有大量北魏刻石名晶，其中有些对后世影响巨大。
《中岳嵩高灵庙碑》（图7），刻于太安二年（456年），石在河南登封中暑庙。质朴古拙，率意真放，遒迈而略带稚气。
▲ 图7：《中岳嵩高灵庙碑》
《吊比干文》，全称《孝文皇帝吊比干墓文》，考为太和十八年（494年）刻，现存河南汲县比干庙者为宋代摹刻。瘦峭隽整，似平实险，虽体势纵长而隶意犹存。
洛阳为北魏统治集团墓葬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元氏宗室的墓志，几乎都是书写水平极高的楷书，它们以邙山地段出土的大批墓志为代表，这些官方崇尚的标准楷书形成了显示皇室尊贵典雅气派的“邙山体”，从中可以看到北魏文人书家的楷书整体风格与审美取向。
北魏楷书除中州书风之外，山东境内诸刻是为大宗，云峰诸山刻石以其雄放宕逸的典型风格，成为楷书中的重镇。康有为将魏碑分为三大类型，“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
云峰诸山石刻系指分布在山东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青州的玲珑山中北魏至北齐间的摩崖刻石。北魏刻石多为做过国子祭酒、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的郑道昭所书。云峰山现存刻石约20种；天柱山现存刻石7种；太基山现存刻石17种；玲珑山现存刻石5种。主要代表作品有《郑羲上下碑》（图8）等。
▲ 图8：《郑文公碑》
《郑羲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使南阳文公郑君之碑》，碑在云峰山。《郑羲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碑在天柱山。两碑同刻于永平四年（511年），合称为《郑文公上下碑》。书法骨力雄健，气象堂皇。用笔圆转婉通，结体舒放自然，熔篆陶隶极具模范典型之品格。
山东境内北魏楷书刻石著名的尚有多种，如《张猛龙碑》等。
《张猛龙碑》（图9），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刻于正光三年（522年），石在曲阜孔庙。《张猛龙碑》为北魏楷书名晶，结构精绝，整炼沉雄，用笔潇洒，方圆兼备。康有为盛赞：“《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结构为书家之至，而短长俯仰，各随其体。”（《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
▲ 图9：《张猛龙碑》
《马鸣寺碑》，全称《马鸣寺根法师碑》，刻于正光四年（523年），石在乐安大王桥。厚折隽波，宕逸锐发，因字立形，纵横自如。
北魏楷书名晶尚有分布在陕西、河北等地的如《石门铭》、《崔敬邕墓志》等，皆为一方典型。
《石门铭》（图10），刻于永平二年（509年），原在陕西汉中石门，为摩崖刻石。后因水利工程移至汉中博物馆。书法萧散超逸，参差错落，用笔真率多篆意；结体开张而又收放自如。 《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代因避讳曾改称《张黑女墓志》，刻于普泰元年（531年），原石已不知下落，传世仅存明拓剪裱孤本，今藏于上海博物馆。《张玄墓志》是北魏末年极具特色的楷书类型，气度雍容，姿态俊秀，字取横式而又随势变化，笔法纯熟而又蕴含古意、字势内敛已开初唐先声。
▲ 图10：《石门铭》
《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史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刻于熙平二年（517年）。清初于河北安平出土，不久即佚失。《崔敬邕墓志》亦为北魏后期楷书杰作。清何义门跋语曰：“人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唐人终莫能及。”
北朝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楷书刻石存世较少，《崔景播墓志》等数种更觉珍贵。
东魏《崔景播墓志》，全称《魏故镇远将军崔府君墓志铭》，刻于武定元年（543年），1963年河北博野出土。笔画瘦劲，体势稍扁，散漫自由。
东魏《敬使君碑》，全称《敬显隽修禅静寺碑》，亦称《禅静寺刹前铭》，刻于兴和二年（540年），石在河南长葛。清杨守敬《平碑记》谓碑阴沉青崖跋云：“余谓六朝正书多隶体，此独有篆意，古意精劲，不肯作一姿媚之笔，自是老成典型。若谓欧、褚前驱，恐不相及，而亦不必祖欧、褚也。”
西魏《中兴寺碑》，全称《白实造中兴寺石像碑》，刻于大统三年（537年），原石下落不明。碑刻倔强瘦硬，给人以险仄局促之感。
北齐《元贤墓志》，全称《大齐故使持节都督杨怀颖徐兖五刺史骠骑大将军太府卿山鹿县开国伯洛川开国子安次县都卿男元使君墓志》，刻于天保二年（551年），河南安阳出土（一说河北磁县）。用笔峻利爽捷见真情，结体端庄严明有拙趣。
北齐《伹徕山文殊般若经》（图11），为大字摩崖刻石，在山东泰安徂徕山映佛岩。浑厚丰腴，颇多隶意。山东、河北境内北齐楷书尚有多处，皆以其隶意浓重、丰腴厚泽的独特风格成为北朝书法大宗。
▲ 图11：《伹徕山文殊般若经》
北周《时珍墓志》，全称《伪齐在京为前玉释褐辟任齐安感戍主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刻于宣政元年（578年），清光绪七年（1881年）山东诸城出土，现存西安碑林。书法结构稚拙，笔法率真，随意坦然，若不经心。
北朝书法除刻石之外，历年考古发现的写经、文书已十分可观。写经书法被称为“经生体”，这种技术特征很强的小楷自魏晋，经南北朝至唐宋一直流传有千年之久，自可为楷书的一支劲旅。
第三节 鼎盛时期
南北朝楷书的绚丽多姿与技法的逐渐完备为楷书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由隋至唐是楷书达到极盛的一个历史节点。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楷书在技法上的高度成熟与创作走向程式化；二是典型书家的典型楷书风格作为一种模式的确立；三是以书法家个人楷书风格的形式特征作为书体流派并以个人名命楷书风格类型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隋代楷书
隋代国祚不长，书家实与南北朝难以断分，在众多的存世碑刻中，若以楷书名作而论，则以《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为翘楚。
《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年）刻，石在河北正定龙兴寺，被誉为“隋碑第一”。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称“其书方整有致，为唐初诸人先锋”。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
▲ 图12：《龙藏寺碑》
《董美人墓志》，开皇十七年（597年）刻，清嘉、道年间出土于西安，后毁于战火，仅存拓本。用笔匀称精整，结构平和中寓灵动，舒妙妍放，脱尽北朝旧风，展现隋楷新姿。
《苏慈墓志》，仁寿三年（603年）刻。峻严方饬，庄重遒美，温和中时透刚劲，已开唐初楷书先河。
智永《真草千字文》有墨迹本及石刻本。智永为二王书法传人，《真草千字文》的楷书工稳中寓机警，端庄中透灵动。人笔锋颖轨迹利落，行笔圆润多姿，收笔严谨，意态自如。 隋代写经体楷书更趋整饬，如大业四年（608年）的《大般涅槃经》等，精熟练达，冷峻工整，体现着职业书手的娴熟技法与书风。
二、唐代楷书
唐承汉制以书取仕，仿晋置书学博士而又创立专门书学，故书法专门教育至唐而全备。除国子监设书学作为最高书法教育机构之外，尚有太学高等学院和弘文馆等政府机构也在培养高级书法专门人才。在唐代，选举人仕的一个条件便是“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下》），这便是唐代楷书法度与技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背景。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仕隋为太常博士，人唐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勃海县男。楷书研紧峻拔，森严险厉，用笔瘦硬崛健，结体取纵势，气息内敛，世称“欧体”。传世楷书代表作有《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房彦谦碑》等。其四子欧阳通承继家法而险峻过之，父子齐名号称“大小欧阳”，传世楷书代表作有《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等。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入唐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于。楷书姿荣秀出，刚柔咸哜，用笔温润遒丽，结体安详静穆。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图13）、《昭仁寺碑》、《破邪论序》等。
▲ 图13：《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楷书绰约疏瘦，婉媚劲逸，用笔清健遒美，结体舒展萧朗。传世楷书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图14）、《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阴符经》、《倪宽赞》、《灵宝度人经》、《千字文》、《赐观帖》等。
▲ 图14：《雁塔圣教序》
薛稷（649—713），字嗣通。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封晋国公。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家”。楷书纤瘦疏通，清简济亮，用笔遒丽多姿，结构宽绰冲和。传世楷书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洛阳令郑敞碑》等。
薛曜（生卒年不详），官至正谏大夫。楷书瘦硬有神，用笔细劲，结体疏朗。传世楷书代表作有《万岁登封元年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序》等。
徐浩（703—782年），字季海，官至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封会稽郡公。楷书传家法，严谨整肃，用笔沉著，结体稳健。传世楷书代表作有《不空和尚碑》、《大证禅师碑》等。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楷书至颜真卿又为一变，由初唐的瘦健变为丰腴。端庄雄伟，气势开张，世称“颜体”。宋苏轼称其“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颜真卿楷书用笔典重遒健，圆厚硕壮，结构外紧内宽，方严端嵬。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元结碑》、《郭家庙碑》、《宋撩碑》、《李玄靖碑》、《八关斋会报德记》、《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等。
▲ 图14：《颜氏家庙碑》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后以太子太保辞官。楷书骨棱特出，劲拔威严，世称“柳体”。用笔劲媚而富弹性，结体极具法度。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神策军记圣德碑》、《西严王李晟碑》、《冯宿碑》、《义阳郡王苻璘碑》等。
第四节 衰退式微时期
楷书在历经了唐代的高峰期之后，开始步人了平缓地发展阶段，宋、元楷书余韵渐消，明、清过多地倾心于科举人仕逼使楷书走向千人—面、千手雷同的“台阁”、“馆阁”而无力自拔。缺少艺术个性和生命活力的这类楷书几乎窒息了有才能的书法家的艺术生命。由于唐代楷书巨大的影响力，以致后代书家很难摆脱前辈大师们的笼罩，又由于宋代以后帖学的倡导，行草书备受青睐，其间以楷书为后来称道者寥若晨星，可数者仅有苏轼、赵孟頫、文徵明等人。这种委顿不振的进程直到清末的碑学兴起。清末楷书求异创变不仅仅使楷书摆脱了长期困惑，也为楷书艺术创造如何可能进入现代艺术语境提供了成功的启示。
蔡襄（1012一1067年），字君谟，官至端明殿学士。楷书追踪前贤，谨守法度，淳厚婉丽，蕴藉端和。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刘奕墓碣攻》、《万安桥记》、《早锦堂记》等。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累官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楷书取法徐浩、颜真卿等而能白出新意。用诧肥厚跌宕，结体茂密自然。传世楷书代表作有《表忠观碑》、《真相皖释伽舍利塔铭》、《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宸奎阁碑》、《罗池庙融送杵辞碑》等。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楷书学薛稷而变法自创“瘦金体”，如簪花仕女，婀娜俏丽。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大观圣作碑》、《夏日诗帖》（图15）等。金章宗完颜碟（1168-—1208年）专师赵佶瘦金体可谓有成，聊备一格。
▲ 图15：《夏日诗帖》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人元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楷书于欧、颜、柳诸大家之外另辟蹊径，四百年后能与唐贤比肩者，唯元代之赵氏，纯和洒落，秀美隽丽，世称“赵体”。用笔娴雅滋媚，结体灵动活脱。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妙严寺记》、《妙玄观重修三门记》（图16）、《洛神赋》、《帝师胆巴碑》、《仇锷墓志》等。
▲ 图16：《妙玄观重修三门记》
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号枝山。楷书精谨古雅，尤以小楷称善。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叙字帖》、《临黄庭经卷》、《诸葛孔明出师表》、《松林记》、《毛珵妻韩夫人墓志铭》等。
文徵明（1407—1559年），原名璧，以字行后更字徵仲，别号衡山。楷书有盛名，尤精于小楷。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待诏以小楷名海内”，“楷法绝精工”。传世楷书代表作有《顾春潜传》、《楷书千字文》、《金刚经卷》、《离骚经九歌册》等。
王宠（1494—1533年），字履仁，后宇履吉，号雅宜山人。传世楷书代表作有《东方朔画赞册》、《琴操十首》（图17）、《圣主得贤臣颂》、《前后赤壁赋》等。
▲ 图17：《琴操十首》
第五节 复兴时期
清代碑学倡起，六朝碑版备受推崇，加之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对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使书法家在艺术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背景下更加注重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与个性追求，进入了一个以艺术本位作为思想、理论支撑的时期。
金农（1687—1764年），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等，号冬心，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书法由碑版而来，着意变化，生拙凝重，自称“漆书”。楷书用笔方扁，圭角时露，结体无拘无束，一任自然，可谓独出机杼，遗世独立。传世楷书代表作有《消寒诗序册》（图18）、《题孙祖同山水卷》等。
▲ 图18：《消寒诗序册》
钱沣（1740—1795年），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喜用硬毫写颜楷而个性特出，倔犟雄伟，肉丰骨健。传世楷书代表作有《赠述翁太亲翁轴》、《王应麟困学纪闻句》等。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又号媛叟。自称楷书“由北朝求篆、分人真楷之绪”。以回腕执笔法着意用笔的涩逆和夸张线条的提按顿挫使其楷书流动跳跃，别开生面，具有强烈的形式感与个性。传世楷书代表作有《邓石如墓志铭》、《祁大夫字说》、《西园稚集图记》等。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楷书将魏碑与欧体嫁接，外方内圆，凝重耸峙，自成一家。传世楷书代表作有《南宫县学记》、《千字文册》、《滕王阁序》等。
赵之谦（1829—1884年），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纳叔，号悲竹，书画篆刻均享大名。书法出北碑而糅合篆、隶，楷书用笔出锋铺毫，结体横密，颇具冷媚生动之姿。传世楷书代表作有《抱朴子语轴》、《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图19）等。
▲ 图19：《南唐四百九十六字》
清代诸家楷书与魏晋的古朴、南朝的稚拙、隋唐的法度森然、宋元的柔美、明代的雅致截然不同，对传统楷书的解构，使得楷书在意蕴、形态、用笔、结构、章法等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与艺术个性。清代楷书崇尚外在形式的特异，崇尚技巧的新变，崇尚性情的袒露与情感的宣泄。清代书家于楷书艺术创造中以其逆向思维的敏锐，或由用笔变化，或由用墨变化，或由结体变化，或几种方法兼而用之，使式微的楷书重新振兴，并为楷书的创新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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