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秀，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译制导演1926年出生于东北长春一户普通人家1950年9月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并就此投入了她为此奉献了一生的配音事业，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译制片最后的时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译制片最后的时光
苏秀，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译制导演。1926年出生于东北长春一户普通人家。1950年9月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并就此投入了她为此奉献了一生的配音事业。
苏秀，配音经验深厚，戏路宽阔，她用声音塑造了外国影片中许多丰富个性的角色，其中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抖抖颤颤、唠里唠叨的女作家奥特波恩太太最为经典，也最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影片《虎口脱险》则充分展示了苏秀卓越出众的译制片导演才华。
《难忘译制片的美好时光》，是2005年8月上海书展上苏秀《我的配音生涯》签售活动之后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情文并茂，娓娓叙述，生动的表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配音辉煌时代的深情怀念以及对配音事业美好的期望。
难忘译制片的美好时光
2005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签名销售的时候，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排了两个钟头的队来买我的书。她如果直接来找我，我一定会把签了名的书送给她，可她像个普通读者一样排了队，这令我感到不胜荣幸，也很欣赏她的做派，她不愧是个“资深的影迷”。
她一再说：“如果没有译制片，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上世纪50年代，她还是个十岁刚出头的小女孩，就一个人买票去看电影，而且五十年后，还能记得有些影片的台词和镜头。她还记得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中，邱岳峰配的一个落魄的话剧演员没有戏演，只能去做建筑工人糊口，从高空摔下，即将死亡，他说：“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为我鼓掌吧。”于是他的妻子满含热泪带头为他鼓起掌来，而后，邻居们也为他鼓掌了，我就配那个妻子。听程乃珊若数家珍般地讲起这场戏和这些台词，不由感到万分亲切。
她还记得捷克影片《狼窟》里的两个镜头。战争孤儿杨诺（赵慎之配音），被一小城的市长罗伯特·里德夫妇领养，罗伯特（毕克配音）温文尔雅，却娶了一个又老又市侩的富婆克拉洛（张同凝配音）为妻。本来他们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无风无浪，杨诺来了以后，他们一家出游，罗伯特和杨诺一起辨认野花，捉蝴蝶，晚饭后，一起弹琴唱歌。这一切激活了罗伯特对生活，对爱情的追求，杨诺也暗暗地爱上了这位一表人才的养父。但是碍于父女的名分，谁也不能向对方表达，有一次罗伯特出差去了外地，杨诺凝视着罗伯特夫妇的合影，由于镜框玻璃的反光，杨诺的影像覆盖在克拉洛的身上，变成了罗伯特和杨诺的合影，从而泄露了杨诺心中的秘密。还有一个镜头，杨诺陪克拉洛等几个老妇打牌，夜深了，老人们都睡着了，摄影把几个老妇的睡相拍得狰狞，恐怖，令人毛骨悚然。乃珊说：“杨诺的孤独，无助，这比她挨打挨骂更能让人感受到她在这个家庭中处境的可怕。”
还有一部保加利亚影片《穷街》，一个幸存的战士，战后归来，他的妻子正在晒衣服，他把放在凳子上的洗衣盆挪开，坐了上去，隔着被单，他看到了她美丽的剪影，她掀开被单想拿洗衣盆，一眼看到了他，影片这时戛然而止。由于对这部影片的喜爱，乃珊把自己的头一部作品也命名为《穷街》。她喜爱的<带阁楼的房子》、《狼窟》和《穷街》都是我担任译制导演的作品，我怎能不把她引为知己？
除了程乃珊，还有一个超级影迷张稼峰，他是个学法文的大学生，在“文革”中。曾因与法国友人谈了对“大跃进”的不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因为不认罪，被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号里，长达19个月。他说他是靠背诵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和译制片的台词，才多次把自己从绝望的悬崖上拉回了的。他平反后，写信给赵慎之，讲了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说他是赵慎之的“粉丝”。他说：“苏老师老说我是赵慎之老师的粉丝，其实，这不对，我是从姚念贻到狄菲菲，从邱岳峰到沈晓谦，上译厂所有配音演员的粉丝。”他平反后，正赶上上译厂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他说：“老天爷把欠我的，又还给我了。”
当年，《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看了我厂译制的日本片《海峡》，说：“没想到，内地的译制片水平这么高，我就像看懂了原片一样。”
由于译制片帮助观众消除了语言隔阂，使他们得以顺畅地欣赏到这些电影，并通过译制片这扇窗，看到了外面不同的世界。因此爱屋及鸟，观众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些配音演员。
虽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都是清一色的苏联影片，而俄罗斯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民族，尽管当时受“无冲突论”的影响，有些像《金星英雄》《攻克柏林》那样专门塑造高大全人物的电影，但是也有很多如《生活的一课》《没说完的故事》《一年级女生》那样拍得很好看的影片。特别是根据俄罗斯文学改编的如《白夜》《白痴》《钦差大臣》《带阁楼的房子》等影片更加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而从1954年开始，还进口了一些西方进步的影片。如法国的《没有留下地址》、《勇士的奇遇》（即《马兰花芳芳》），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11点钟》，英国的《孤星血泪》、《雾都孤儿》，以及东欧一些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如《华沙一条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等都拍得非常动人。
改革开放以后，进口的影片就更加丰富多彩了。高仓健主演的一系列电影《追捕》、《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阿加莎·克里斯蒂表现大侦探波洛的《尼罗河惨案》、《阳光下的罪恶》，阿兰·德龙主演的法国片《佐罗》以及喜剧片《虎口脱险》，还有许多根据名著改编的如《王子复仇记》、《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等等。
从上影成立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前身）开始，老厂长陈叙一就把译制工作当成了艺术创作，要求我们尽可能地“还原原片”。而要还原原片首先就必须理解原片，要理解原片就要研究原片。老陈说：“翻译剧本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中文剧本不但要明白通畅，而且要忠实于原片的风格。如《远山的呼唤》表现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要尽可能用朴实的大白话，《虎口脱险》是闹剧，演员就要说相声，情绪要错位，如油漆匠跑不动了，一个老头子要像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那样跟妈妈耍赖。我们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我们的审美观点。因此我们赢得了口碑。我们也为一些国产片配音，有些观众说：“有的国产片拍得并不好看，我们去看，就为了去听上译演员的配音。”还有的说：“听上译厂配音的录音剪辑，即使没有画面，仍然是人物在说话。”
甚至到今天，2011年9月25日，我为过去那些影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做的录音片段《余音袅袅》在上海影城签售时，不但有上了年纪的老观众，还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来买我的碟。我们的精工细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说：“听得泪流满面”，有的说：“可以当古典音乐来听”。他们还用歌词表达了对我们的感情：“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剧作家史航说：“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来欣赏上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观众的厚爱，使我们感到受宠若惊。
现在许多年轻观众宁愿看配了字幕的原版外文片，也不愿看译制片，因为有些译制片不太讲究质量，败坏了译制片的名声。我认为，外文水平高，能看懂原片，那当然看原片最好。还有些影片不适于翻译对白，更适合做字幕，如《与狼共舞》。影片中有大量台词是印第安语，这部分台词如果说中文，就不存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语言隔阂了。单把美国人的话译成中文，中国观众还是听不懂印第安语，不如全做字幕。不过，人们文化水平再高，学外文的人再多，要想毫无障碍地看懂原片，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有几个在英、美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都说：“看文艺片，特别是有哲理的部分，仍不能全看懂。”所以他们离开中国时都会带很多译制片的碟片回到外国去。再有，我了解，意大利、法国、德国至今仍有译制片。所以，我认为译制片不但是有些观众需要的，也是我国文艺界可以借鉴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语言隔阂，译制片和翻译小说就不应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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