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李绿园撰写的《歧路灯》，是一部仅有抄本流传的长篇章回小说，经栾星同志苦心校刊，由河南省中州书画社出版，使这部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作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好事。我们戏剧史研究工作者同样感到高兴，因为《歧路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继《金瓶梅》之后，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涉及戏剧演出活动较多的作品，它为戏剧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生动的、有价值的戏曲史料。《歧路灯》的内容，是描写河南省会祥符（今开封市）一官宦人家的后裔谭绍闻，在父丧之后的事情。
由于结友不慎，为一帮狐朋狗友挟持、引诱走入歧途，狎娼宿妓，挥霍赌博，终使家产倾荡败落的故事。作者寓意于封建正统观念的警劝诚喻，却以细致的笔墨为读者展示了18世纪中州一带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故事虽寄托于明嘉靖年间，描写的却是康熙、乾隆年间的社会生活，其中不少章回正面地描叙了戏曲演出活动。戏曲艺术的繁盛时代18世纪是中国戏曲历史的重要一页，它以地方戏曲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发展、大繁荣为特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小说生动地向我们透露了这历史时期，河南祥符地区各个剧种的发展状况。
对昆曲的流传范围和它的艺术影响，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情况。过去由于囿于某些史料，对昆曲的艺术影响、历史地位的估价，一直不够准确。比如《秦云撷英小谱》重刻序言说：“自明季逮国朝嘉道三百年来。京师、吴越皆昆腔流行。”这种说法常常被人们认作此间昆曲只流行于“京师”、“吴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的新材料，逐步使我们看到明末以来昆曲艺术群众化的历史足迹。明末清初之际，它已是流行于全国各地方的大剧种了。比如1960年在广州发现的“梨园会馆碑记”便记载了乾隆五十年时，各地方剧种在该地区杂陈的情况，其中有班名的昆曲戏班就不下十余个。
《歧路灯》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史实，仅门上堂官数到的“驻省城的苏昆班子”，实际是流动作营业演出的江湖昆班便有4个。由此看来，当时昆曲在各地区的广泛流传和地方戏曲的蓬勃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至少在18世纪初叶，昆曲艺术的足迹已经遍布于黄河沿岸了。昆曲的历史，如果从搬演梁伯龙的《浣纱记》算起，到绿园撰写《歧路灯》时，已有二百多年。在这二百余年间，昆曲在艺术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从历史的继承发展关系方面看，昆曲和地方戏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花雅之争”。
恰好相反，昆曲艺术的广泛流传和它的群众化，反而使地方戏曲得以借鉴，在艺术上得以滋养，从而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小说生动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旁证：其中提到的昆曲班子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它们是可以搬演整本《西厢记》和《长生殿》的;“昆”、“乱”可以合并演出，但是地方戏的“挑儿”,在和昆曲合台演出时，也只能扮个“丫头“一类的脚色，“箱穷人少”的地方戏，以单一的剧种在艺术上还很难和昆曲相颉颃。
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地方戏曲生机勃勃的发展面貌。它相当集中地罗列了18世纪流行于祥符地区的地方剧种。它不仅对研究河南地方剧种的历史是有价值的，对研究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地方剧种的历史，同样有重要参考价值。“陇西梆子腔”和小说在另一处提到的“陇州腔”,即西路秦腔，可知在秦腔中西路秦腔是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声腔，它在梆子系统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河南梆子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山东过来的弦子戏“ ,即山东大弦子戏，它是相当古老的剧种，据传说形成于明代，流布于山东西南，河南东北，河北南部。它在河南生根结果，即流传至今的“大弦戏”。“ 黄河北卷戏“它的来源尚待探讨。栾星同志说它“发源于卷县”，可作一说。有些同志认为它是由说唱“宝卷“发展而成的地方小戏。也有同志认为它形成于商丘一带，流布于河南、山东、山西。这个剧种在当时已经不被重视了，小说四十二回，夏鼎说：“谁知冤家路窄。一同张学书比多看戏，离城一里多路。你说是谁的戏？偏扁是茅拔茹一班臭卷戏。”
“山西泽州锣戏”，有人认为就是罗罗腔（别名倚罗腔），此说尚待证实。不论“卷戏”还是“锣戏”，作为独立的剧种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它们的遗响却保留在地理位置与开封相毗邻的晋东南地区的。上党梆子里，它的声腔即由昆。梆、罗、卷、黄所组成。“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梆罗卷”，大约都是地方小戏，现已不存。“大笛嗡”，“嗡”,是声响、没有特殊含义，如“道情”，又名“坠子嗡”。“大笛嗡”和“小唢呐”，显然都是以奏器命名的剧种，但以笛和唢呐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剧种甚多，无法邃断它们是什么剧种。“朗头腔”，无查证，待考。
“梆罗卷”，现已不存，显而易见，它是由三种声腔组合而成的剧种，它与上述上党梆子包容的声腔接近。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流行于祥符地区的主要剧种是昆、梆、锣、卷。但对它们的研究不能囿于省界的限制。根据这些情况，更有助于我们作出如下的推断，即18世纪是各地方戏曲交流、融合的发展时期、或者叫作各地方剧种的杂交期，是“唱不惯有牌名的昆曲;腔调”的板腔体戏曲音乐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几种声腔组合在一起的剧种，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由于单一的声腔，过于单调、贫乏，不能满足观众的视听。
多种声腔的融合便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由多种声腔融合成为一种风格统一的声腔系统，如皮黄系统或梆子系统，另一种情况是虽经融合、但没有形成风格统一的声腔系统，而保存了几合班的形式，如婺剧、川剧那样。小说提供的剧种的发展情况，不仅对于研究河南的剧种是有益的，对于研究这一时期板腔体形成的普遍规律也是十分有益的。值得着重指出的，仅在祥符这一地区便存在上述众多的剧种，它进一步证明了18世纪初叶已经进人了地方戏曲的繁盛时代。
地方戏曲虽然“箱穷人少”,但它都以百花争艳的势态显示出它们旺盛的生命力。正如门上堂官所说的，昆曲班虽唱的好，但旦脚的年纪嫌大一些，地方戏曲虽然箱穷人少，却是方兴未艾，“有两三个挑儿”，年轻又生得好看，要到京上，每日净打彩戏、一天可分得五七十两。从整体上看，年轻的地方戏曲和古老的昆曲艺术，已是相互媲美，平分秋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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