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不完整性往往让收藏者感到非常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就像中国山水画“第一神品”——元朝时期黄公望所画的《富春山居图》，这么有名的画，到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竞被他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幸好被其侄子从火中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在展转无数人之后，这两段画，一段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段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现在就是再把海峡两岸残留的画从新连接起来，也因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而无法完整，给世人留下无限的遗憾。
当然，遗憾归遗憾，这两段残留的《无用师卷》与《剩山图》，仍为国之珍宝！
又是一个粽子飘香的季节，我又回到福州颐养天年。福州，这个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确实是个有福之州：面临东海，北靠群山，闽江乌龙江穿城而过，独特的地理优势与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得它成为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度晚年，那真是一种福气。
图 1
说来也巧，我刚回福州不久，就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网友发送的图片（图1），我把它转存到手机文件夹里，然后又连接好数据线倒出到电脑里，图片放大后一目了然。这是一张中央苏区发行的报纸，报头有《党的生活》四个大字；报名下方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局出版”；右上角标明出版日期是1934年4月，（具体的日子因缺失没有了）；出版日期下方标明“第二期”。从正面右上方的目录可以看到这期《党的生活》共有五篇文章，分别是一、三八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妇女工作；二、关于党的经费问题；三、中央组织局关于保护党证的问题；四、中央组织局给赵婉媛的警告；五、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员须知”的通知。正面只有《三八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妇女工作》一篇文章，其余四篇都在背面（图2）。
图 2
可惜的是，由于岁月的流逝与历史原因，这张报纸显得百孔千疮。经查阅中央档案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影印复制的《红色中华》报，此张烂报纸是1934年4月24日出版的第179期《红色中华》报的第五版（图1）与第六版（图2）。
《红色中华》报《党的生活》专栏总共只刊登过两期。第一期是1934年4月19日出版的第177期，也是第五、第六两个版面，这张是第二期。这事让人很纳闷，苏区时期，党的组织生活虽然由于战争的干扰，无法固定日期。但活动还是很正常的，党组织战斗力非常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非常好。艰苦工作、困难环境、危险任务都是共产党员带头冲锋陷阵。 按理，《党的生活》专栏是反映苏区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党内生活一个很好的窗口，为什么总共才出版过两期？查找资料之后，才知道这与当时的组织设置有很大的关系。
图3
从刊头下方的主办单位（图3）可以看出，《党的生活》专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局负责的。“组织局”这个组织机构名称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过去曾经有的人把“中央组织局”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实是错误的。我们来看看“中央组织局”的历史：
第一次设立“组织局”是192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的背叛，第一次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到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鉴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和中央委员分散的状况，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央机关。取消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分别设立组织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党报委员会。组织局下设文书科、交通科、会计科、组织科、宣传科、调查科、出版分配科、军事科、特务科、妇女运动委员会。会上规定了中央组织局的职责：1、经常向常委作口头或书面报告；有全国或全省意义的问题必须拟出提案提交常委讨论决定；各省来的负责同志及信件，先由组织局谈话并做成书面提案提交常委讨论决定。2、所有含有政治性质的信件及报告，在讨论之前一律抄一份给秘书处；由组织局起草的交常委通过的文件仍由组织局修改发出。3、常委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决定，由组织局执行。在工作方式上，组织局主任应与政治局秘书经常取得联系；组织局会议讨论有关工人运动问题时必须请工委主任参加；工委会议，组织局必须派人参加；组织局之出版发行科主任必须与编辑委员会主任及秘书经常联系。从以上规定和组织局的内设机构可以看出，中央组织局，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日常组织、执行的工作机关，并非党中央一级政治决策的领导机关。它不同于组织部，比较组织部管辖的权限要大的多。
第二次是1930年2月成立的中央组织局。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六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党章并未规定在常委会之下设立组织局或书记处。1930年2月12日，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目前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滥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组织局。组织局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后来由于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0年8月6日将党、团中央和全总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中央组织局从此停止了工作。
第三次成立中央组织局问题史料上有争议。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并未决定设立中央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但根据几个任职当事人讲和当时中央文件内提法，从1931年至1932年底，中共中央与“临时中央”确实设立有中央组织局。
第四次是1933年下半年成立的中央组织局。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不久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据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内称：1933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中央常委会，在其下仍然设有中央组织局，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0月红军长征后中央组织局停止工作。
第五次是1935年10月下旬成立中央组织局。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完成了长征。10月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命李维汉为组织部部长，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1936年1月17日中央决定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张闻天、凯丰随军行动。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至5月红军东征返回陕北，中央领导成员会合，此后中央组织局停止了工作。
1933年以前，中共中央驻于白色恐怖环境的上海，为了适应地下秘密斗争安全的需要，为了精简中央机关提高工作效率，为了减少中央常委组织性执行性工作的负担，减少会议，在中央常委之下设立中央组织局。中央组织局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六届四中全会后，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苏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以后，由于党内主要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工作中推行了宗派主义方针，错误地排斥打击了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根据历史记载，“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 它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 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好。
这张《党的生活》是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央组织局主办的，当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是李维汉。
图4 李维汉
李维汉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李维汉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五个委员之一。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他参与决策发动了南昌起义。随后，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1929年春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以后改任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会后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据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内称：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由他主持，参加的人是常委，做结论的是张闻天。可以想象，一个中央候补委员，要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显然机构与人员关系是不顺的。《党的生活》只出版了两期，也可能就是这段不寻常历史的反映吧。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195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武溪村，大学文化。年轻时曾经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从政之后至正县处级国家公务员退休。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龙岩市档案馆荣誉研究馆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收藏领域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苏区文物有比较深入研究，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大量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来源：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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