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萊垍頭條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 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期，恰逢军阀混战，多数学校经费不足，相比之下北大毕竟名气大，领经费的时候还有点优先权，经费比之其他院校相对充足，自然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硬件设备都要超出其他学校一大截，相比之下北大达到了巅峰时期。
按照规定，民国时大学的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承担，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但是对于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实力，有钱都是优先扩军备战，教育自然就排到了后面。教育经费往往只有预算而无决算，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即使下拨，也往往用军用票等代替，而不是银元，又打折几分。以1919年为例，教育经费支出不足当年政府总支出的1%，而军费则高达42%，这还没算军阀们自筹和截留的军费。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广大的教职员工的薪金自然就难以保证，比如鲁迅，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时工资很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收入，实际因为教育经费不足，所以他到手工资经常只有一半甚至更少。工资拖欠如此之多，所以他在北京买房子花的1000元里，有800元是借的。以至于鲁迅感叹：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前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糟糕了，1921年3月14日，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八所院校因为长期拖欠教职员工工资索薪失败而罢教。1922年3月八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去总统府请愿索薪，结果遭到总统府卫兵的殴打，数十教师学生受伤，这类索薪运动还有多次，鲁迅就也参加了1926年1月16日的索薪运动，到1926年6月，鲁迅的欠薪已经高达9240元，也难怪他辞职时毫不眷恋这份现在很多人吹捧的高薪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辞职以后的鲁迅可以专心写作，收入暴涨，生活质量大为改善。
有中央经费的大学这样，地方上的学校一样困难。以湖南为例，因为财政紧张，湖南省政府在1918年8、9、10三个月连续停发薪金，湖南各学校难以维持，所以省立第一师范等五校校长联名请辞。同年，陕西各级学校致电省长，因为教育经费拖欠，难以支撑，无法继续教育。
教育经费短缺之外，学校还需要面对战事的威胁，张敬尧入湘时就征用校舍作为兵营，驻兵学校，湖南多所学校陷入停顿。相比之下，北大好歹是在北京，没有兵匪骚扰，经费相对又比较优先，自然有身在巅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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