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明的覆盖面向西延及河西走廊，时间不算太早。西汉置四郡于兹，郡名恐怕都属于用汉字记音的当地地名。东汉人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谓“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只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通俗辞源学”解释。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名同样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词。著名的古代于阗塞语专家贝利在数十年前已指出，两者都来自塞语、中亚粟特语等所属之东伊朗语族的语词druvāna（或者也可能是经压缩的druva-pāna），译言“坚固的城堡”（按于阗语druva-即译言坚实、稳固）。白一平和沙加尔在不久前出版的《上古汉语的新拟构》里指出，上古汉语里带-r收声的字，在中古汉语中多被置换为-n或-j。所以中古汉语读作dun的“敦”字，其上古发音当为dur，正好用来译写源词里的首音节dr(u)-。至于用“煌”来译写-vāna，盖因古无轻唇音，故以汉字写其音时读van-为wan-，词尾的a省略不译。吐鲁番之名曾以tturpane的形式出现在于阗塞语文书里。该地名今虽仅存于维吾尔语中，作Turpan，但它显然是维吾尔人在进入新疆时从更早先的当地土著人群那里承继来的原有地名。所以它也理应从druvāna或druva-pāna演变而来（druvāna/druva-pāna﹥turpan），且由其原意转义为指称整个盆地的专名。
那么它们最初究竟是谁家的“坚固城堡”呢？我以为它们最早应是月氏位于其疆域东部的两座边城，由以控厄分别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北麓进入东亚汉文明地区的咽喉要道。这里涉及到《史记·大宛列传》所谓“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之语里的“祁连”到底是哪座山的问题。若其所指真如一般以为的是今祁连山，则月氏作为一个游牧大国的生存空间就未免过于局促了。全祖望曾考证云，汉代有两祁连，分别是“甘州（今张掖）之祁连山”（即今祁连山）和“伊州（今哈密）之祁连山”（今东部天山）。马洛里和梅维恒在所著《塔里木古干尸：古代中国与神秘的来自西方的最早居民》里主张，月氏始居之祁连，乃北祁连是也。此说看来与月氏之为游牧大国的史实更相符合。敦煌和吐鲁番所以会成为月氏东方的两大重镇，因此也就完全得以说通了。
游牧于东部天山北侧的月氏人，至少曾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东半部分纳入版图。唐时尚称该地为“睹货逻”；唐后期迁到那里的回鹘人亦以“吐火罗”名之。月氏人说的是一种东伊朗语，与被他们征服的吐火罗人所说的吐火罗语不能互通。但据贝利的研究，“睹货逻”或“吐火罗”是一个东伊朗语词汇，可以拟构为tu-gara，译言“大山脉”，在此处系指东部天山而言。然则吐火罗是月氏统治者对被征服的大山以南绿洲居民的称呼，而不是“睹货逻人”的自我称谓。随着月氏人受稍晚兴起的匈奴侵逼而西迁，月氏帝国以山北为其根据地、而称山南被征服地区为睹货逻的国土结构，也被他们照搬到锡尔、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带，以及阿姆河南岸的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的故土。于是在阿姆河南北两岸也出现了一片以“睹货逻”命名的地域。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处“睹货逻”故地，都见于追述玄奘西行求法的《大唐西域记》。
然而，保留在唐代文献里的这个地名，是否还可以向前一直追溯到月氏时代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源于tu-gara的地名，在《史记》里就被转写为“大夏”！
司马迁在叙述张骞西使之行迹时提到的“大夏”，向来被解读为从阿姆河南岸发展起来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关于“大夏”如何被“吐火罗”摧灭的过程，其头绪因中西史料的畸零不全而显得极为复杂。然而巴克特里亚何以被汉文史料称作“大夏”？这个问题从未获得过真正令人满意的解答。或因西汉陇西郡置有同名的大夏县，以及中国古文献里一些混沌不清的记载，遂据汉朝人“相信”而遽然断定，此一明显属于东伊朗语文化圈的希腊化人群，竟是从中国晋南西迁的尧帝部下、“陶唐氏遗胄”。是说无论如何难以使人信服。
“夏”字在3至4世纪之前是以gr-开头的复声母字。《史记》记录的中亚“大夏”，实在就是tu-gara的汉字写音形式。它只能是因月氏西迁而从塔里木被移植到阿姆河南北的一个新的“睹货逻”地区。它既然位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故土，则《史记》在追述不久之前发生在该地域的事件时，用后来形成的大夏—睹货逻之名指代业已灭亡的巴克特里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断不能因此就以为，它原本就是用来指称巴克特里亚的汉语专名。
经贝利揭出的睹货逻—吐火罗之名源于tu-gara的秘密，令我们想起长久没有解决、甚至长久没有人试图解决的昆仑山之名的来源问题。昆仑一名的辞源，或许就是译言“山”的伊朗语词gara（gara﹥gar-ran﹥gan-ran﹥昆仑）。若然，则昆仑山一语的构成，颇与密西西比河同。密西西比者，本为印第安语河流之意；在它之后加一“河”字，当地语里原指代河流的普通名词就变成专指某条河的特殊名词了。汉语以昆仑为山脉专名，正与密西西比之变身为专名相类。
最后还想顺便谈谈月氏一名的读音问题。月氏之月应读若肉的说法，见于北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184“大月氏”条。那时候汉语中“日”声母的音值尚未“儿化”为r-，而仍然读作nj-。因此属于“日”声母的肉字，与属于“疑”声母（ng-）的月字，读音差别不大。换言之，乐史之说在他的时代是可以成立的。然而12至13世纪后，“日”母发生“儿化”（nj-﹥r-），月字与肉字的读音差别因此也变得很大。此后再沿用过去的说法，读月为肉，就根本不可取了。至于月氏之氏应读若支的见解，则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无视古音早已变化，而欲以今音训古读的类似问题，还发生在龟兹应读为丘慈、车师应读为拘师，乃至吐蕃应读为土播之类似是而非、但流传极广的主张之中。对这方面的历史地名知识作一番清理，或许还是有必要的。
原载《文汇报》2018年09月14日。原题《敦煌为什么叫敦煌——兼谈吐鲁番及相关地名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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