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沈葆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晚清有重要影响的封建政治家。同时还是第一任船政大臣，主持船政，组建当时远东最大的船厂，创办学堂，主张“船政重学”。他是清末筹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主持者之一，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一生爱国，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叱咤风云的一代精英。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到南京后，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1840年，沈葆桢考中举人，刚好20岁，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1847年，经过六年三次赶考，沈葆桢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进士第36名，与他同榜的李鸿章位居34名。和其他的新科进士一样，沈葆桢被安排到了翰林院，任庶吉士（从七品）。在翰林院的几年闲职上，沈葆桢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书学习，在思想和能力上又有了提高。
更为关键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即保荐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清朝巡抚为从二品，加侍郎衔者为正二品。沈葆桢之前只是按察使衔、吉南赣宁道，大体相当于三品官。在没有经过布政使等职位历练的情况下，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署理而是实授，就连《清史稿》，也评价沈葆桢此番际遇为“超擢”——破格提拔。而且朝廷任命谕旨还温言有加，说考虑沈葆桢照顾父母双亲的需要，特意安排他在毗邻福建的江西出任巡抚，希望沈葆桢不要再推辞，“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
沈葆桢此番隆恩的背后，是曾国藩为其背书：1861年十一月曾国藩奏保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时，咸丰已于当年七月病逝，辛酉政变也尘埃落定，朝廷主政的，是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两江总督曾国藩，刚刚受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员”，成为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绝对主力，声望日隆。
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至1861年历时已达十年之久，早已耗空清廷国库。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沈葆桢防守江西的军队，都必须自己筹饷，中央财政早就无力承担。1862年四月下旬，曾国荃、彭玉麟等部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下，开始包围天京。为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1863年七月时统兵已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在给湖北布政使厉云官的信中，他说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以至于只能发三成军饷，实难支撑。他还向广东巡抚毛鸿宾抱怨，各军欠饷已长达11个月，甚至连买药都没钱。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沈葆桢截留漕银、洋税、厘金，使得曾国藩军饷更为匮乏。曾国藩在江西所得之饷，包括漕折（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和厘金（设立关卡向过往货物征税所得，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三部分。1862年九月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给曾国藩；第二年开始停解洋税；到了1864年二月，沈葆桢又上奏朝廷，请求将江西厘金全部归本省征收使用，不再给曾国藩军营。果真如此，意味着曾国藩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两。停解漕折银、洋税，曾国藩都忍了，没有上奏朝廷，只是向左宗棠抱怨说“初不省其开罪之由”——实在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沈葆桢，以至于沈要如此。1864年沈葆桢要停解十多万两厘金，曾国藩终于忍无可忍。这年三月，他立即上折，批评沈葆桢此举“专尚客气，不顾情理，令人难堪”。曾国藩的理由是：首先湘军欠饷远比江西地方军严重，湘军今年以来只能发四成军饷，而沈葆桢所统各军都发八成军饷。再者，如今，湘军欠饷已长达十六七个月，而沈葆桢部队欠饷不到五个月。再次，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商量，就擅自作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后经户部裁定，江西厘金收入一分为二：一半拨曾国藩湘军大营，一半留供江西本省之饷。因曾国藩此奏折言辞抗厉，并威胁说沈葆桢此举导致湘军人心惶惶，围攻天京大局有面临决裂的危险，沈葆桢被迫请辞江西巡抚，两人自此断交。
沈葆桢的“忘恩负义”，也跟湘军与当地官员的矛盾有关。为了军饷，湘军到处设置关卡，地方官员失去了从商业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大家知道，清代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各种陋规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不有它，大不一样，事实上，朝廷对地方官的陋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江西巡抚陈启迈就与曾国藩斗得不亦乐乎，两个人经常在皇帝面前互相参来参去。后来陈启迈走了，江西官员对曾国藩的怨恨一点也没变。沈葆桢可以保证自己清清正正，但当时的他绝对没有勇气得罪整个江西官场。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或许这是关于沈曾破裂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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