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的长篇纪事诗《洄溯吟》中,用“爱读新民天演论,追思介甫伯安辞”来概括他在上海震旦学院的生活:翻看严复译作《天演论》、《群学肄言》,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阅王安石(字介甫)奏疏得见变法自强,读《王阳明(字伯安)全集》并见其五言垂世。诗中提到的两位先贤——介甫、伯安,一位是知鄞千日影响千年的北宋名相王安石,一位是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

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1)

王安石(1021-1086)画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登进士第,先后担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

庆历年间,鄞县由于水道和堤防年久失修,连年干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王安石作为知县,首先把大兴水利,浚治川渠之事列为工作重点,解决了水利问题,“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上任伊始,他就历时13天,徒步考察了鄞县的山川地势,以便选择合适修建碶闸堰坝的位置。后来的宁波大地上,“挂名”王安石的水利设施很多,如“荆公塘”“王公塘”等,“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对东钱湖的治理”。南宋《宝庆四明志》东钱湖词条下,明确有“庆历八年,县令王安石重浚湖界”的记载,肯定了他对钱湖的疏浚之功。

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2)

王安石《鄞县经游记》线路图

其次,针对豪强剥削农民,兼并土地的问题,王安石通过贷谷(或贷款)与民,抑制豪强地主和投机商人的高利掠夺和兼并。在荒年时,将县府的“平仓钱谷”赈济或借给灾民,渡过难关,在来年有收成时归还,这样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可少受剥削,而县府官仓的粮食也得以不断翻新。这实际上是后来他当宰相时推行“春散秋敛”青苗法在鄞县的初次尝试。

第三,王安石在鄞期间重视教育,把孔庙改为县学,并亲自写信从慈城请来杜醇,积极与王说、王致、楼郁交往,鼓励他们参与办学,宁波文脉——桃源书院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他也亲身教导鄞县士子,但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而是“百代之师”,堪称宁波文脉的奠基者。

难怪翁文灏在1965年8月又专门写了一首《王安石,介甫》的诗歌来讴歌他,诗曰:

美政收功鄞县宰,苦心多扰宋朝臣。

蹈常师士同情少,舞弊官僚蒸庶呻。

宋失更新悲积弱,君徒信任展经纶。

追思朋党竞争事,痛惜贞忠谋国人。

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3)

王守仁(1472–1529)画像

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人。因为曾经在会稽宛委山阳明洞天修学悟道,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谥文成。他出生于诗书世家,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是明朝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

在学术方面,精通儒道释,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和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孔、孟、朱、王;在政治方面,他曾经位居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因为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他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著作汇编,最早为明隆庆六年(1573)巡按浙江的谢廷杰编定,题名《王文成公全书》,为38卷本。其后各种刻本、印本有20多种,题名有《王阳明全集》《阳明全书》等,各种节本、选本有数十种,日本也多有藏本和中日文对照本。

自震旦学院起,《王阳明全集》陪伴了翁文灏几十年,1962年3月翁文灏即兴写下了《读〈王阳明全集〉》七律一首,诗曰:

政学原来一贯同,险夷漫不滞胸中。

朝廷已是浸贪腐,尚建辉煌盖世功。

朱陆纷争久不消,惟公崛起最高超。

情联后辈风云起,才焕事功文武标。

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4)

《王阳明全集》书影

王阳明是明代建功立业的重臣,但更是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高峰的思想家。明代隆庆帝抚追王阳明旧绩,不胜赞叹:“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王阳明救世安民,功高一时,究其根本,如明末学者魏禧所说,在于“以道德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构建了奇峰突起的心学。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评说,“王阳明可谓‘震露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注明也”。而梁启超则赞,“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王阳明的文集传到朝鲜、日本,广为传读。直到20世纪初在日本的火车、电车、轮渡上仍随处可见乘客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日本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后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明阳心学的忠实追随者。1905年日俄战争中率军获胜的东乡平八郎,在庆功宴上面对众人的称贺,举起一腰牌作答,腰牌上写着:“一生俯首王阳明”。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具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不由于王学所赐予”。所以,章太炎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孙中山谈及这一点时说:“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5)

毛泽东读《王阳明全集》感悟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翁文灏、毛泽东这一代人,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王阳明并影响一生。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读《王阳明全集》后慨叹:“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他有感于王阳明一生经略四方之志,写了《心之力》一文,杨昌济老师给出满分100分再加75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革命性地升华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961年翁文灏赋写《推崇王守仁》七律一首,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乡贤的崇敬之情:

良知学说辨争丛,宏毅精神可敬崇。

善恶分明凭理欲,险夷原不滞心胸。

武功文学超当世,圣道工夫粹厥躬。

如此人才非易得,发聋振惰佩高风。

《翁文灏与宁波》编撰组:叶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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