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实上榜（邱实牟承晋由）

邱实上榜（邱实牟承晋由）(1)

【当地时间26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CTA）在美国提供国内州际和国际通信服务的授权。图源：环球时报】

理论研究和实验分析的结果都表明，“分岔现象”是出现在许多学科中普遍存在的物理（以及自然和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任何全局性性态发生的突变，是（多维、多元与多源）关联以及连续变化的结果表现；忽视忽略关联性和连续性变化的过程，应对全局性性态和性质的突变或将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分岔论”（Bifurcation Theory），是研究分岔现象的特性和产生机理的数学理论。对于某些完全确定的非线性系统，当系统的某一（变量）参数μ 连续变化到某个临界值μc时（c是一个常数），系统的全局性性态（定性性质、拓扑性质等）会发生突然变化。

一、一个典型的“分岔现象”及其潜在的趋势

当前，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智库及政客们认为，美国与前苏联在上世纪的“冷战”是二维的（政治和军事），而当下与中国的“新冷战”是三维的，包括经济和社会被作为另一个维度。

其中，不论是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还是潜移默化的人文文化，都是由电信和通信的基础设施所承载。由于“网信空间”（Cyberspace）是人造的信息环境，不可避免地存在（多边）“互惠互利的关系”（Symbiosis）与（人为）加剧的“纷争冲突”（Strife）。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授予又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CTA）的“214授权”，是“分岔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8月21日，CTA获得FCC关于电信服务和运营授权（214 条款）的许可证，成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信运营商。然而：

● 2020年4月9日，美国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向FCC提交“电信小组”（Team Telecom，联邦政府跨部门机构，司法部部长是组长）关于撤销和终止CTA第214条款国际运营授权的建议。

● 2020年4月24日，FCC的国际局、有线通信竞争局和执法局发布了一份“自证令”（Order to Show Cause），要求CTA提出理由，为什么FCC不应该根据“电信小组”的建议启动撤销和终止CTA的国内和国际214条款授权的程序。

● 2020年12月14日，FCC发布了《关于撤销和终止的启动程序命令》，“撤销和终止CTA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运营授权”。

● 2021年11月2日，FCC正式发布撤销和终止令，要求CTA在60天内停止其根据214条款授权提供的任何国内或国际电信服务。

● 10月26日，FCC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Jessica Rosenworcel）发表一份声明（作为“撤销和终止令”的附件）强调：“通过作出对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决定，为我们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撤销对外国电信运营商的授权，建立了一个可参照的明确先例（a clear precedent）。而此前，这样的决定没有先例。”

● 11月12日，FCC（三个局长联名）作出公开的正式回应，要求CTA必须在2022年1月3日之前停止所有电信和通信服务。

FCC“撤销和终止CTA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运营授权”的命令尚在执行过程中，而且“正在加快完成”对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Pacific Networks）和ComNet的类似处理。对此，从不同的角度，也许有不同的观点和解读。但是，从技术的历史发展和变革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及现状相结合的研究分析，却不多见。

2020年1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APL）发布国家安全的系列研究和分析报告：“三思而后行——评估美中两国之间的某些关联技术”。在其中的一份报告“中美背景环境下的电信行业——向着近乎完全分岔的方向演进”中的结论是：

“如果美中的双边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双方没有重新参与贸易和其他双边事务的政治意愿，那么曾经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和中国的电信行业注定将要被进一步分裂（further separation）。”

二、“分岔”与“脱钩”的观点以及“新方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APL），成立于1942年，是美国最大的大学附属研究中心，其标志性的特点：

● 服务于国家战略重点，进行必要的技术研究、开发和系统工程，以支持国家安全需求；

● 目前工作雇员7,800人（其中79%是技术专业人员）；

● 作为独立的非营利实体，秉承的原则是：不涉及市场的利益冲突、不参与行业的商业竞争。

80年中，APL在系统工程和集成、技术研发和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主要的四个研发领域是：空防和导弹防御、非对称作战、部队投射和空间科学。其中，2009年1月APL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牵头开发“国家网信靶场”（NCR）；2017 年5 月，由APL负责承建“国家网信靶场合成”（NCRC）；2020 年1月，APL参与撰写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信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CMMC，第一版）。

2020年11月，APL发布国家安全的系列研究和分析报告“三思而后行——评估美中两国之间的某些关联技术”，从7个关键科研和技术领域（电信行业、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科技、太空科技、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观察及探讨美国与中国之间所面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与加剧的“纷争冲突”。

● 其中强调，在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的电信世界中驾驭复杂的美中关系，对现有体制下的美国决策者构成了巨大挑战，需要美国的官员们重新构想，美国如何在更广泛的技术政策框架内制定电信政策。利害攸关，莫过于2030年全球电信的格局以及互联网的状况。

● 其中分析，长期以来，美国和中国的电信行业一直相互关联。但是，两国都在制定使技术积淀、供应链和市场脱钩的政策。鉴于政治不信任席卷双边关系，一旦“脱钩”（decoupling）启动，这些政策将难以逆转。

● 其中认为，“脱钩”的愿望是对国家间关系恶化的自然反应。对美中两国而言，这种反应植根于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然而，数十年的相互依存使脱钩既痛苦又不切实际。此外，与美国对抗苏联的方式不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缺乏战略清晰度，而难以实现广泛的断绝关系。

● 其中指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完全分岔（complete Bifurcation）可能会将电信行业拉回到独立且相互竞争的国家标准，以及互操作性问题，并且将会终结全球化价值链以及受益于成本、创新和兼容性方面的时代。两个电信系统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将在诸多技术领域产生广泛的连锁反应，包括对未来互联网的争斗加剧。

● 其中观察，中国参与全球电信业务的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个交替时期的特点是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

1）开始 - 1990年，电信设备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商：中国的运营商没有任何竞争力。

2）1990 - 2005年，分岔开始：中国在电信设备方面培养国内的领军企业。

3）2005 - 2015年，分岔加速：中国企业扩大在移动通信标准方面的影响力。

4）2015 - 2020年，双边紧张关系加剧了高度的分岔：中国公司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消费产品方面成为主导，并开始从美国技术的供应链中消除风险。

● 其中主张，席卷美中整体技术的冲突及其上升趋势以及两国电信行业的分岔，可能会扩大到对未来互联网的更广泛的争夺。基于承认当前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相互依存可能会继续下去的事实，而应采取渐进式的方法（incremental approach）。

● 其中建议，支持多边（multilateral）和复边（plurilateral）合作，加强电信供应链安全；参照“英国模式”开始构建未来的安全架构，并将其更广泛地作为一种新方法，首先扩展到美国盟友，然后更广泛地扩展到欧盟成员国和亚洲民主国家。

什么是电信行业的“英国模式”（UK Model）？

2020年1月28日，英国政府发布“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DCMS）内阁大臣摩根男爵夫人（Baroness Morgan）向上议院提交的关于英国电信安全的书面声明。

Ø 该声明基于《电信供应链审查》，界定了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所面临安全风险的范围和性质；提出了保障国家电信网络安全的新计划，旨在为快速、可靠和安全的互联互通铺平道路。

Ø 该声明被称为是“一种新方法”（a new approach），即：并非对所谓“高风险”（high-risk）电信服务和设备供应商采取“零容忍”（zero-tolerance）政策，而是为发展中的电信网络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网络安全治理方法框架。

Ø 该声明被认为是英国朝着与美国不同的方向发展，也标志着欧洲与美国在电信行业的一个“分水岭”（watershed）。

显见的一个事实是，APL在一年前的研究和分析报告，佐证了FCC“撤销和终止CTA在美国国内和国际运营授权”的命令，是电信行业（完全）“分岔现象”的结果之一，不仅具有关联性和持续性的过程，而且是难以逆转的政策和战略实施（以及潜在的连锁反应）。

三、“分岔”风险的挑战与重振的机遇

虽然APL的研究和分析报告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其对中国电信行业的观察以及“分岔”的阶段和过程以及状况并不全面。因此，知彼知己，还须直面“为什么”、问题“是什么”以及反思“干什么”。

在之前发表的“美国在网信领域对中国展开全面围剿”一文中，我们给出初步的参考定性预判；尤其指出，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网络之间，只有“互联”，缺少“互通”。即，三大运营商主要是通过与境外有“对等关系”（简称P2P）的自治系统（网络），形成了数据传输在“逻辑上最短的等价路径”，或“回环”路由（又被称为是“发卡式hairpin”路由）。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美国建设和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数据中心、网络接入点（PoP）和应用网络（自治系统），这些资源，既可以作为与其他第三方网络建立“对等关系”的补偿交换，更为突出的特点和作用是用于国内不同属主的网络之间互通的“发卡式”“回环”路由。

当“分岔”事件发生之后，打破了近20年网络通信的“平衡”，也凸显中国电信行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参见五、参考附件，图1）。

请注意，FCC“撤销和终止CTA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运营授权”命令，包括撤销和终止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美国构建的自治系统（如图1中的AS36678和AS19174）的服务和运营。

由此，随之而来必须“清盘”的可能方面包括（但不限于）：

1）与原有“对等关系”（P2P）自治系统的属主重新协商新的互联互通关系（以及路由路径），或改变为“支付关系”（C2P 或P2C）；

2）调整或重构网络的系统形态和拓扑性质，以及路由配置策略。

3）重塑或重建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关系以及服务模式（尽管其中的困难重重和阻碍多多）。

以史为鉴，中国电信行业须汲取教训与吸取经验，转“危”为“机”；当痛定思痛与深刻反思，为真正自强而“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以构建良性、健康、稳定的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安全、可靠、可控的数字化业务和服务。

四、观点归纳

“分岔”（或“完全分岔”）并不表示完全“脱钩”，而是以新的“模式”和“方法”，实现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进而通过“重新洗牌”（即“分岔”）达到使中国被“边缘化”。

“分岔理论”是一种有效的问题导向之意识模式和思维方法。从中国电信美洲公司获得“214授权”开始，“狼来了”就不是对幼稚孩童的恐吓（说教），而是 “狼真来了”，且是与狼共舞的序曲。

“狼来了”（Crying Wolf）来自于古老的伊索寓言，成为被广泛运用的习惯语，通常意指“发出危险的错误警报”（或寓意诚信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应该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和认识到，基于经过可核实和可验证的“狼来了”（事实和事件），则是防患于未然的警报，以警示随时准备好应对“狼真来了”时，我们手里有猎枪。

在前所未有的变局和斗争中，“分岔”不再仅是理论研究，而且是电信行业（以及数字化业务和服务）难以逆转的现象及趋势。而“狼来了”与“狼真来了”的因果关系之本质，是狼性从未改变！

因此，应该且必须高度关注和警惕“分岔”的关联性和持续性过程，彻底地转变意识模式和思维方法，科学地、正确地对待“狼来了”与“狼真来了”的时序关系、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

面对不可逆转的网信发展形势和趋势，无论面对的是“独狼”还是“群狼”，唯有众志成城，解放思想；同心同德，大胆创新；深谋远虑，化“危”为“机”；既要有“山下旌旗在望”的意志和胆略，也要有“山头鼓角相闻”的斗志和气势。

五、参考附件

作为与美国Level 3公司自治系统AS 3356“对等”的典型“分岔”各例，截至 11月19日：

1）中国电信行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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