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余东明 实习生 张海燕
中秋节前,在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住了9年的朱丽跟随3名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队员,踏上了驶往老家浙江衢州的专车。当天,另一位来自河南安阳的流浪人员也上了专车,即将回家。
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近年来,每年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近1.5万人次,目前长期滞留的受助人员仍有600多人。经过多年探索,上海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据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勇介绍,“为受助人员找到家”始终是上海救助管理机构的最高工作目标,也是强化社会治理和稳定社会的坚实保障。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跟随上海市救助管理工作人员多次回访受助人员,听他们讲述与受助人员之间的寻根故事。
突破时间地域局限
开创精准救助模式
那是8月的一个上午,工作人员和家属、《法制日报》记者一行四人驱车赶往宝山月浦。一个小时的车程,漫长的期待,终于来到了撒一明的床边。当初负责寻亲工作的唐怀斌有些惊讶:“没想到恢复得那么好,真的不容易。”
一年多前,眼前的这位老人被送进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无随身行李、无身份证,由于患有严重的脑梗后遗症,无法回应工作人员的询问。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老人终于对询问有所回应,但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单音节字,交流依然十分困难。
当反复询问老人的姓名时,老人勉强地发出sa(sha)的声音,并在纸上划写出一些部首和符号,但难以组成汉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调整询问方法,从日常比较容易回应的问题入手。”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唐怀斌说。
当询问老人的年龄时,唐怀斌举例说出“老虎”“马”等属相,但老人的神情似乎有些不解。经验丰富的唐怀斌立刻联想到回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讲属相的风俗,于是继续询问老人是否是回族人,老人立马点头。老人的回应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唐怀斌继而联想到,询问老人姓名时,老人发出sa(sha)的声音,而回族中就有“撒”这个姓氏,于是询问老人是不是姓“撒”,老人再次点头。
通过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询问,工作人员将“回民”“撒”“南市”“旧街”等碎片信息进行整合与串联,勾勒出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原南市区(现为黄浦区)有条旧仓街,附近有路香、长生两个居委会,工作人员拿着老人的照片到居委会走访查问,由于市政动迁,绝大部分居民都已搬迁新址,终于在长生居委会碰到一位老同志,认出老人是这个居民区的人。在居委会的配合下,从历史资料中查到有个相似的老人叫撒一明,回族,1958年生,离婚后曾和哥哥在这个居民区一起生活,6年前因动迁搬走现下落不明,但有其哥哥的联系电话。
经过5个多月的查询,这名“三无”“三难”人员时隔6年重回家庭。
在这次回访临结束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撒一明突然上前拉住唐怀斌的手,不舍之情写在脸上,“认得了,认得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据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康清萍介绍,救助管理站是收容上海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第一站,送到这里的有迷途老人、走失儿童、智障人员,为此工作人员总结出“口音特征辨别法、相貌特征辨别法、语言引导法、环境地理痕迹法、实地寻踪法、人脸识别法、采血比对法、数据库查找法、媒体合作法、站际合作法、公安协查法、头条推送法”等“甄别寻亲十二法”,突破时限和地域的局限,开创了精准救助的上海模式。
组建青年突击队伍
开展跨省甄别寻亲
两个月前,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再次执行护送任务,将4年前在安徽歙县失踪的少年王群送回了父母身边。
突击队队长祁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王群天生有些智障,老家日子过得清贫,但平凡中也不乏幸福。可4年前的一场大暴雨导致他所在的村子山体滑坡,暴雨之后,王群便消失不见,父母找遍了全村,寻遍了附近几个山头,始终没找到他。绝望的他们以为儿子已经葬身在这场山体滑坡中。
王群从山沟沟里独自来到上海,因为在街头流浪,后被送入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接受救助。
刚入站时王群衣衫褴褛,整天沉着脸,基本不和别人说话,还老是会哭鼻子。二站将王群安排在“类家庭”中生活,这是为因各种原因暂时没有找到家的未成年受助人员专门设置的两间房间。在那里,王群可以与“兄弟姐妹”们一起动手制作食品,一起打游戏,一起看电影。渐渐的,王群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变得越来越开朗。
今年6月,工作人员在与王群的日常交流中,得知“坑口”这一线索,结合之前他所说的老家在山上以及他的安徽口音,站里判断,王群的老家很有可能就是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地区的坑口乡。通过启动跨省甄别程序,二站与当地民政和公安等相关部门多次电话沟通确认,并在当地救助管理部门的协助下,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信息。
据了解,经救助管理站筛选后的“疑难杂症”被送往二站。目前,二站共滞留受助人员644人,这些人因无法核实身份信息,长期滞留在二站,其中滞留时间10年以上的就有324人,精障、智障的近60%。
“表达能力差、滞留时间长、有效信息少,成为这些受助人员至今无法找到家的樊篱。我们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新家,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为他们找回原来的家。”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党委书记、站长唐美萍说,除了传统的甄别手段外,二站专门成立了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发挥生力军作用；发起全国寻亲甄别联动机制,为跨省甄别团队提供语言风俗、交通保障等便利；与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通力合作,充分利用智慧公安,用大数据等高科技解决寻亲问题。
切实履行兜底职责
加快推进阳光救助
在救助管理二站采访时,一段辗转50多个小时、跨越2300多公里的寻亲视频深深地触动了《法制日报》记者。
视频中的王奶奶已是垂垂暮老、气若游丝,在35小时的火车之旅中,3名突击队员24小时轮流看护,每隔两小时为王奶奶检查一次心跳和血压,每4小时补给一次营养液。下了火车,换乘当地救助站提供的救护专车,经历山路九曲十八弯,终于从上海抵达云南昭通永善县大兴镇——一座离上海2300多公里的小县城街头。
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王奶奶是2017年3月被送至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的,当时她吐字不清,走路不稳。在救助站生活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每逢天气晴朗,其他人在院子里活动时,王奶奶常常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不停地用手拉门,试图离去,让人感觉王奶奶一有机会就想逃。
二站通过“救助寻亲网”“今日头条”等多个网站发布寻人启事,采集DNA进行比对,终于通过寻亲志愿者团队得到初步线索,找到王奶奶的儿子。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二站派出包括专业医生在内的3名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员,先期进行周密部署并精心制定最合理的护送路线,全程护送王奶奶回家。
目前,上海每年无法找到家的受助人员数从2014年的115人下降至2018年的11人,2019年上半年仅为1人,甄别寻亲成功率近乎100%。
据悉,上海已将救助管理工作纳入“上海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街镇属地发现,公安、城管等部门街面处置,救助管理机构接收、甄别、照料、护送”的工作模式。自2017年起,上海将救助管理工作纳入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体系,每月对全市92个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对各区街面流浪乞讨现象进行客观记录,定期反馈,推动各区形成部门合力,加强对职业或有害乞讨现象的治理整顿,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保护救助力度。
“及时有效地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李勇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上海救助管理机构将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规政策,切实履行兜底职责,加快推进阳光救助,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尽职尽责,共同开拓救助管理事业新局面。
(文中救助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实习编辑 杨铭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