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在灯火阑珊处
——舒巷城和他的诗与小说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
第四章 关爱人间
欢乐啊，请进入我们的世界。忧愁啊，请徘徊在我门外吧。
——舒巷城
数十年与文坛保持适当距离，即便成名了，也不对名利欣然自恃，这样独立特行的姿态，使舒巷城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和许多寂寂无闻的普通人交朋友，一点一滴地吸收生活的营养，创作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这是舒巷城的人格魅力，也是形成他洒脱无拘，雁落无声的文学特色。
在文学界朋友的心目中，舒巷城是一个既西化又传统的作家，对传统的着迷和对西方文学的浸淫，使他有比一般作家更优异的素养。他曾翻译过英国小说《望海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还缩写过果戈里的《死魂灵》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等名著出版。
在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两者之间，舒巷城致力于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取得适当的平衡。他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为现代而现代，在他看来，文学的表现手法不是孤立的东西，它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适当的技巧表现适当的内容，而不是两者背道而驰。
舒巷城作文与做人一样，首先是诚意。他认为作品要表现人生，反映生活，都是通过作者的人格来加以表现。他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对有的人认为写诗与文章完全是为了表现自我，舒巷城表示很难理解，他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托尔斯泰、契珂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它们反映了人生，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伟大的人格，那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自我。所以，舒巷城始终认为“先有人，然后才有文章。”
想象力非凡而且宅心仁厚，这是同道普遍对舒巷城的评价。
他的想象,不仅以学识而且也以阅历为基础；他的善良，在于他通识了人性的善恶之后的大彻大悟。
文学界的朋友真诚地说舒巷城是真正的文人，其原因是“他淡泊、宁静、自尊而且自知自信。惟其淡泊，所以一向低调，蔑视沽名钓誉者，讨厌夸夸其谈；惟其宁静，所以虽喜欢朋友，却不拉帮结派，也不挞伐异己；惟其自尊，所以从不说人是非，也不探人私隐；惟其自知自信，所以择善固执，只要选定了一种表达方式、安顿好了一个词语，他不会再三心两意、经不住别人的‘竟见’。”（梅子《舒巷城之所以为舒巷城──读<夜阑琐记>札记》）
舒巷城的妻子在回忆老伴时，提及作家有一次对她说，以后不要再买燕窝给他了，问以何故，答曰：“那是毁了金丝燕的家掠来的啊！大家都杯葛的话，多少燕子就有家可归了。”
舒巷城谈旧作，可以随口就朋友说及的章节背诵出来有关的文字，听得人听傻了，他笑了笑说：“没啥，全靠想清楚了才下笔。”对一些名著，他也是可以成段背诵如流。
他的认真还表现在，每有新著问世，收到样书必定仔细再看一遍，发现错排或误排的，照例一一改正才签名送给同道好友。那一些错别字，在他眼里，必定是惨不忍睹。
张五常在追忆舒巷城时说：“我和他是1948年认识的，1952年成了好朋友。我和他弟弟柏泉是同学，每天都到他家里去。我们都很尊敬的。他没有是非，不太讲话，一讲话就很有分量。但有幽默感，他看事物看得很透彻，很有学问，诗词歌赋平仄音律都很熟。”
张五常又说“能诗、能词、能文、能画、懂粤曲而又能唱。当今之世，这样的才子似乎是不存在了。”
当他回到香港时，他的家成为朋友们聚会的地方。那时，常去他家的有张五常，还有搞音乐的黎浪，踢足球的王文华，下象棋的徐道光，打乒乓球的容国团，因为舒巷城的家里还有两个出色的弟弟，王柏泉搞音乐画画，王礼泉玩国际象棋，大家在一起谈论诗书琴棋，是一群才子式的聚会。
这一群人里，舒巷城是最受尊重的，人人都“泉哥”前“泉哥”后，那时还是小孩子的张五常，尤其尊敬他，在张五常眼里，他是一个极其有才华的人，随时填一首打油词出来，填一首歌辞，一落笔就成功。
在张五常离开香港前往美国读书时，舒巷城曾写诗相赠“此夜分离灯前言送，他日来归谈笑与共。”
张五常说“他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小时候读书不成，但舒巷城并没有因为我读书不成而看不起我，我学摄影时他赞我一两句话，在我心目中，他赞我几句就不得了。”
“后来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位，不多不少都和他有关。”张五常如是说。
当张五常作为一个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归来时，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文章的张五常却因为敬重舒巷城而请他帮助改文章。从1985年起，一直到舒巷城离世前两年，大约有十二三年时间。
舒巷城的死，张五常悲伤不已，为了纪念这位在人生和文学上对自己都有过重要影响的知己、朋友，张五常为他办了花千树出版社，首先为舒巷城再版了他的作品集。
“花千树”这个名字，是取自舒巷城喜爱的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五常在出版的舒巷城选集里这样写道：“可以这样说吧：花千树出版社是关心的朋友为了要再出版舒巷城的遗作而办的，所以他的作品先拔头筹。这样，编排、设计、印制、定价，全由朋友作主。卖不出去就送出去，没有谁管得着。”
是人品和文品赢得朋友们如此待他，如此敬他。
一个人就这样过了一辈子，上班做一些与爱好完全不同的工作。但他也有过快乐的时候，他最得意的是五十多岁在菲讲学时与一个崇拜他的菲华少女邂逅并结婚，本不想结婚的他乐于为妻子备课和改作；白天做为会计师他的账目烂熟于心，赢得老板信赖与赞许，并偷得写作半日闲，这让他得意；可以在嘈杂的餐馆里埋头写作而两耳不闻杂声，相反在凌晨梦中偶得佳句立即跃起电告挚友共赏其乐，这也让他开心。
在香港滚滚人流里，他的到来和离开都没有太大的声响；在人群，他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没有人知道他的作品曾经打动过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也无人知道他当年也曾一腔热血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奋不顾身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点力气。
数十年来，他这样默默地走过香港的街道，呼吸平民的气息，感觉城市的脉动，他见证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以他的孤独和辛勤经营自己的文学园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们相逢，我们分别，我们长相忆。--我们曾同地同时为同一事物笑过、哭过呢。”舒巷城的诗和文学让我们重新聚在一起，他的走，又一次让我们，喜爱他的人聚焦于此。
2000年6月27日，舒巷城的骨灰洒落在他生前钟爱的鲤鱼门海中。舒巷城出生和成长的家就在筲箕湾的西湾河区的一条长长的人口众多的横街上。
街上是三层高的旧屋宇，他的家住在街尾的单边楼下，一住多年，他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是在那里出生的。从他家出门口就是海滨。站在那儿，东望是鲤鱼门海峡，可以看见筲箕湾海面上的众多木船、艇子，西望是太古船坞，西北角是九龙启德机场。
出海为送别一代才子的除了他的遗孀之外，还有十多位香港文化界老朋友，包括与舒巷城相识相知半世纪的香港著名学者张五常教授，以及多位前辈著名作家：罗琅、海辛、王方、陶然、颜纯钩、梅子、黎歌，以及张君默、伍美心夫妇。
太阳下山了，舒巷城是真的走了。
逝者已矣，生者珍重；于忘却中怀念，在悲伤中前行。
梦是荒凉的。人生是热闹的。这是舒巷城的诗，让我们谨记。
（全文完）
（注：此文曾连载于香港文学评论杂志《香江文坛》2002年6至8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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