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电影官方微博。
清明档，《我的姐姐》成为一匹票房黑马，上映5天累计票房已突破4亿元。
电影火爆，首先是因为它击中了很多姐姐、很多女性的生存痛点。
电影中，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留下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成长，姐姐对父母感情淡漠，与弟弟也鲜少接触。
是抛下弟弟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还是为弟弟改变自己？姐姐的选择，引发广泛的争议，牵涉出了公众对女性“自我”定义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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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首先是她自己
《我的姐姐》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气质的电影。电影的编剧、导演都是女性，以女性为主人公，讲述女性的困境。
电影揭示了女性的一个普遍困境，那就是“母亲”、“妻子”、“姐姐”这些身份大于女性自身。
很多女性一辈子活在种种身份中，而她们个人的意志、选择、欲望反而都被剥夺了。
安然的经历为我们复刻了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成长的女性的艰难经历。她被传统的“女性不如男性”、“女性不必读太多书”、“女性必须为男性付出”等规训约束。
但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性别意识觉醒的新一代女性拒绝这样的规训，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工作后她一直潜心考研，她想到北京去，她想成为医生，她想为自己的梦想而活。
电影中安然的姑姑，明显是上一代姐姐的缩影，她就没那么“幸运”了。
结婚前，她困在姐姐的枷锁里——为弟弟放弃学业，放弃去俄罗斯的事业。结婚后，她困在妻子与母亲的枷锁里——围绕着丈夫与子女打转。她把牺牲当作自己的责任，她以为女性被套在枷锁中是理所当然的。
从安然姑姑到安然，电影刻画出了两代女性的典型形象，而两代姐姐的谱系，折射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抑机制。
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大把的人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女性应该为“母亲”“妻子”“姐姐”等身份为活，应该为这些身份牺牲自我。
只要男权的土壤仍然存在，就有女性仍在遭受伤害，失衡的新生儿性别比就是惨痛的例证。
甚至有女性遭受伤害仍不自知，并将其合理化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并不是那么容易破除。
不同于姑姑，安然的人生选择，同时也折射了随着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解放，女性意识在不断苏醒，男女平等的进程在慢慢推进。
新一代女性信奉的是“套娃不是都要放进同一个套子里”——她们首先是她们自己，然后才是其他身份。
安然为她们做了正确的示范：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女性才能勇敢地出走。
图片来自电影官方微博。
女性的“自我”非“自私”
对于该不该扶养弟弟，电影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本来已经打算将弟弟送养，并准备签下不再与弟弟往来协议的安然，并没有签字，她拉着弟弟的手从领养者的家跑出。
正是这个开放式结局，“搅乱了”公共舆论场。
有人认为姐姐就应该承担起扶养弟弟的责任，有人则认为只有抛下弟弟追求理想，才是真正张扬了女性“自我”，双方观点和立场泾渭分明。
实际上，与其说人们在讨论结局，不如说是借助这个电影反思当今社会，女性该如何处理自我发展与照顾家庭之间的矛盾。
类似的女性话题争议，在互联网上很常见。比如此前有女性认为，女性“独立”“自我”就不应该结婚、生育；而一旦结婚生子，女性就变成了男性的工具，她们甚至以“婚驴”来攻击已婚的女性。
在女性追求权利平等的同时，一些极端的思维也出现了，即无差别地拒斥男性、厌恶男性、贬低男性，只要女性为男性付出，就代表女性失去“自我”，代表女性不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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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将这一思维置换到了《我的姐姐》里，自然无法接受安然扶养弟弟。
安然如果不扶养弟弟，她依然是“独立”“自我”的。但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看，安然扶养弟弟，也不代表着她就“不女权”了。
从法理上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父母去世时，安然已经工作了，她有照顾弟弟的义务。这与哥哥或者姐姐无关，因为年长的哥哥同样有照顾未成年妹妹的义务。它更近乎互帮互助、相亲相爱这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在法律中的延伸。
而从情理上看，当今社会女性群体虽然是弱势群体，但这并非意味着，男女之间是“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女性一旦为男性付出就是女性“吃亏”、就是女性被“剥削”了。我们要相信亲情，要相信爱的存在。
女性的“自我”不等于自私自利、只爱自己，反而是她们在精神独立的同时，也能够接纳爱，也愿意对世界怀抱温柔态度，这才是真正强大的自我。比如，与弟弟相处，确实改变了安然，她接纳了爱，她也愿意付出爱，她的“自我”更丰富健全了。
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女性的愤慨，却也有必要强调：女性意识觉醒不等于厌男，反对男权不意味着反对所有男人，“自我”不等于“自私”，“付出”不等于“被剥削”。当务之急，还是帮助更多女性从压抑机制里解放出来，而不是女性内部不同意见的相互消耗。
□李愚（媒体人）
编辑：陈静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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