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大瓦窑村的红色记忆：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大瓦窑村党史馆门上，挂着写有“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牌匾。A06-A07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颖
大瓦窑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张永祥入党情景再现。
抗美援朝烈士肖景芳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北京农专印制的面向农民的刊物《醒农》，传播新文化的同时也贴近农民生活。赵竹村供图
邓中夏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京农专建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乐天宇
北京农专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也是张永祥的入党介绍人。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张永祥（根据塑像绘制）
大瓦窑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失踪。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西四环外的一个村子，连日来迎来一批批参观者、采访者，因为这个村子诞生过北京市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这个村子叫大瓦窑，名字很乡土，村子却很洋气，有风景如画的公园，有以村命名的地铁站，有设施齐全的居民小区……
1924年以前，丰台区卢沟桥乡大瓦窑村的命运只与砖瓦相连，因为明代修北京城，在此地制砖瓦，村子也由此得名。1924年以后，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个村子成立，从这一年起，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开始书写不一样的历史。
从1924年大瓦窑村党支部成立至今的97年间，大瓦窑村先后产生了11任党支部书记。现任村支书杜维说，我们这个村的年轻人普遍有种荣誉感，党员普遍有自豪感，因为我们是全北京最早建党支部的村子。而且这几十年来，大瓦窑村在支部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现在已完全融入城市了。
开栏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从救亡图存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中，党的农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个农村党支部（总支），它们或拥有悠久的革命历史，曾是红色根据地、堡垒村，或者在新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在“两个一百年”交替之际，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农村党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开办农民夜校到成立党支部
上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地图刚刚将京西的永定河绘于图内，大瓦窑村是永定河边的一个普通村庄。杜维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明朝修建北京城，永定河冲积平原上有不少制造建材的基础材料，烧制砖瓦的手艺人在此集中落户，村里的制瓦规模不小，大瓦窑村因此得名。
杜维所说的这段“成名史”曾被写入地方史志。成书于1953年的《宛署杂记》记载，大瓦窑村彼时还被称作“瓦窑头”，明朝北京城内建筑所用砖瓦，许多都出自这里。据传，曾经在瓦窑落脚的工匠多来自山东。明嘉靖之后，村里的窑场关闭，擅长烧砖弄瓦的工匠们也渐渐隐没在永定河畔的许多村落里。
砖瓦的往事几百年弹指一挥，直到1921年上半年，一种新思潮开始影响永定河畔的村落。
长期致力于北京农村党建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赵竹村介绍，1921年初，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下称北京农专）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杨开智、乐天宇和蒋文孝。北京农专的试验场位于五里店，距离大瓦窑村只有几公里，邓中夏将大瓦窑村在内的毗邻村庄定为北京农专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根据地，在大瓦窑村附近进行革命宣传，研究小组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散发到北京农专附近的各个村庄，借此教育和启蒙村民。许多人因为阅读小册子而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进而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大瓦窑村的小学教员张永祥是他们的代表。他经常前往北京农专与社会主义小组讨论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张永祥在一位同乡的引见下认识了乐天宇（1924年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彼时，乐天宇正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广安门外至卢沟桥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带领下，张永祥开始投身农民运动。
这个时期，大瓦窑村成立过丰台最早的社团组织，即以改革农村为宗旨的农业革新社；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下，村里还开设了农民夜校，作为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基地。
1924年，张永祥在乐天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农专党支部的帮助下，建立了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张永祥任支部书记。
为什么是大瓦窑村
北京郊区那么多村子，为什么是大瓦窑村第一个成立党支部？赵竹村介绍，从1919年开始，李大钊先生倡导青年学生要深入基层，去农村地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进步思想的演讲，这也是北京农村较早建立党支部的最主要原因。“到了1919年春天，北京农专已经在包括丰台、海淀等地的近郊区县，展开了多项实践活动，”赵竹村说，“北京农专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开办农民夜校，也是对李大钊倡议的重要推进，是农大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萌芽。”
因为临近北京农专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大瓦窑村的夜校是当时成立较早的夜校。夜校之于农民会有吸引力吗？赵竹村讲述，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当时夜校活动的内容贴近农民生活，甚至教授“豆子不发芽如何处理”之类技能，在传播先进知识、进行农民教育的过程中，与农民面临的实际种植养殖问题结合紧密，所以非常能够激发群众热情。“附近的村民也会来参加活动，多的时候达三五百人，村民带着老人孩子，拿着板凳来听课。夜校活动对于农民非常有吸引力。”
杜维介绍，那个时候，大瓦窑村早就不做砖瓦了，种菜、种粮，离城里近，有学问的人到村里讲种地的知识，很受农民欢迎。
张永祥当时是村里小学教员，在村民眼里是有文化的人，比较受尊重，也就有号召力。赵竹村说，张永祥思想活跃，最早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农专支部的
影响，开始在村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教导农民学习文化。在赵竹村看来，大瓦窑村成为北京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村民张永祥早期入党，都是历史的偶然。“这里距离当时的北京农专很近，活动自然密集些，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也更多。”
从声讨“五卅”惨案到抗美援朝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6月10日，数万民众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各界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天安门前搭起了5座台子，同时进行演讲。以大瓦窑、公主坟、罗道庄三个党支部为中心，300多名京郊农民参加大会。大瓦窑村党支部书记张永祥代表郊区农民，在大会上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张永祥在惨案中失踪，从此再无音讯。2019年重建的大瓦窑村党史新馆里，大瓦窑村的11位党支部书记的图像被放置在同一面墙上，第一位书记张永祥的照片，用的是一张手绘雕塑图，出生年份也不为人知。在如今的大瓦窑村，关于他的故事一直在流传。
大瓦窑村党支部不仅冲在农运斗争的最前方，作为斗争后方的堡垒作用同样不可低估。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背叛国民革命，开始大规模逮捕、屠杀革命人民，破坏革命组织，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制造了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时期，城里很多党员因身份暴露而无法立足，不得不选择隐蔽到敌人势力比较薄弱的附近农村支部里，农村支部因此一度成了众多城市党员的落脚点，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发挥了后方保障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地处卢沟桥、丰台一带的大瓦窑村、大井村、黄土岗等村庄的党支部迅速发动农民行动起来，配合二十九军的抗战。抬担架、挖战壕、救伤员、搬物资，农民群众在“七七卢沟桥战役”中尽力应战，不少人为此以身殉国。
大瓦窑村党支部的创建与发展，如一颗革命火种，迅速点燃了周边地区。从1924年大瓦窑村党支部率先成立，到抗战前，京西村庄乃至山区党支部已经遍地开花，农民被充分动员起来，并在后来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直至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瓦窑村村民肖景芳踊跃参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延续了大瓦窑村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大瓦窑村党史馆里，放置在文物橱窗内的肖景芳烈士证明书，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着这段红色历史。
村里的老党员门敏会是1942年生人，如今已经是耄耋老人，可对于七十多年前的事儿，有些还一直记得。她向记者提起一段儿时的细节，老乡施德水的家中，常有号称前来收花生的人进出，“当时我还是小孩儿，不太懂事儿。长大后我猜测，收花生的人应该就是早期的地下党。”事实上，她所提到的施德水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前大瓦窑村地下党活动的负责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丰台地区，大瓦窑村党支部一直非常活跃，是对敌斗争的前哨也是掩护革命者的红色堡垒。
从“菜篮子”到村办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丰台区的定位是一个‘菜篮子’，很大一部分功能在于为北京提供蔬菜水果。”大瓦窑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王红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瓦窑村结合功能定位，以种植苹果、梨、葡萄等水果为主。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全面改革开放，发展乡镇企业，大瓦窑村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面貌。”王红说，长时间以来大瓦窑村有三件宝——沙子、石子、秋白草。靠着地缘优势，在保留果蔬种植的前提下，村里渐渐发展起了产业，砂石厂、弹簧厂、耐火材料厂拔地而起。
在两年后的1994年，大瓦窑村的总产值达到了一亿多元，是卢沟桥乡全乡8个“亿元村”之一。门敏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担任大瓦窑村的组织委员，九十年代中期，还担任村长工作，她说那几年是村里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产业多，日子过得红火，乡里还奖励了我们一台红色桑塔纳轿车，这是当时最好的车了。”
在门敏会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春节，村里过得格外热闹喜庆，村民的生活好了，赶上家里人多，有的人家直接扛了半扇猪回家。过了夜里12点，村里的鞭炮声不绝于耳，生活得到改善，五六百户村民真正走进了红红火火的日子里。
丰台“后花园”未来更美好
进入21世纪，通过旧村改造，2010年6月，大瓦窑村的村民都拿到了楼房新家的钥匙。村内通过拆除工业厂房留白增绿，建起了公园。王红说，大瓦窑村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丰台的“后花园”。“村内现有绿地面积1100亩，建成了两个公园，不只村里的百姓愿意去，周边村落，甚至是城里人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在王红看来，新的绿色休闲观光产业正在形成。
王红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正逢大瓦窑村工业产业发展蓬勃向上的时期；1999年回村工作，新旧世纪交替，大瓦窑村也在寻找新的机遇。王红说，大瓦窑村再次得到发展，是2010年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实施和完善新农村建设。2020年7月，大瓦窑村土地以招拍挂的方式集中上市，最终两个地块以70多亿元的价格成交。在王红看来，现在的大瓦窑村虽然还叫“村”，但是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农村的发展模式，融入了城市。这也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村庄高速发展的缩影。
当下的大瓦窑村，确实再难见传统意义上农村风貌，已完全城市化。只有党史馆门口，一块写有“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牌匾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村子。
红色的历史和故事给大瓦窑村带来了什么？王红给新京报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0多年前，有城里人问村民的家乡在哪里，村民提到大瓦窑村，对方还以为是遥远的外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通过挖掘历史，彰显红色文化，今年甚至有人能一下就反应过来，‘哦！就是北京那个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吧！’”
在外人看来这是红色历史带来的名气，但在杜维和王红眼中，这份荣誉感来得沉甸甸，这抹红色已经一代又一代地在村民心中传承。回望过去，历史让年轻人有荣誉感，让在职职工和党员心里有榜样；“而老人们也能看到大瓦窑村在年轻一代党员的带领下会发展得更好。”王红说。
大瓦窑村党支部书记杜维介绍，2019年新建的党史馆除了彰显村庄党史之外，也是当下农村蓬勃发展现状的展现，目的是让大家继续传承老一代的作风和传统，有荣誉感，更有使命感，接下接力棒，把村庄建设得更好，“我们有红色的过去，正享受当下的幸福，更坚信未来更美好。”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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