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钧
那嘉佐
邬浪
赵浩
董洋
作为全球顶级的电影节之一，戛纳电影节一直是业内和影迷关注的行业盛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74届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仅有两部长片作品的法国年轻女导演朱利娅·迪库尔诺。这一选择几乎赢得了所有人的欢呼，因为不管对影片的观感如何，它代表了年轻、打破框架、没有拘束，它代表了电影未来的无限可能。年过七旬的戛纳电影节，正在以它的影响力为年轻的电影人拓展一片天地。
本届戛纳电影节，并没有华语电影入围长片主竞赛单元，让这场电影盛事看起来似乎与华语影坛无关。其实并非如此。今年在戛纳的各个官方单元，共有十余部华语长片和短片作品入围。青年女导演唐艺的《天下乌鸦》摘得短片金棕榈大奖；另一位女导演邹静的短片《朵丽》也获得了戛纳“影评人周”单元最佳短片大奖；而三入戛纳的魏书钧的新作《永安镇故事集》则获得国际媒体盛赞；邬浪的《雪云》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副总监和电影部主任Christian Jeune的力荐……
今年的戛纳，虽然华语中生代导演集体缺席，但新生代的华语电影人蓄势待发。我们在电影节期间尽可能地采访了多位华语电影人，试图从不同视角去展现和直面这股生机勃勃的华语电影新力量。
魏书钧（导演，编剧）
长片《永安镇故事集》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魏书钧，中国新生代导演，90后。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个名字还有点儿陌生，但他已经有连续三部作品入围戛纳，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在短片《延边少年》获得戛纳短片竞赛单元特别提及奖之后，魏书钧的长片《野马分鬃》又入围了2020年戛纳电影节的官方单元，仅一年之后，新作《永安镇故事集》再次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
《永安镇故事集》是一次疯狂创作的产物。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在剧组已经入驻拍摄地的情况下，用7天时间推翻了打磨三年的剧本，舍弃了包括演员合约在内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全从头来过。这种“冲动冒险”给各工种的工作都带来了巨大挑战，势必造成创作上的不完美。但另一方面，它又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创作的些许瑕疵恰好与文本碰撞出了最原始的、属于电影的魅力。也许正因如此，影片在戛纳首映后便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好评，《世界报》称这是本届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惊喜之作。
我们在影片首映后，远程连线了身在国内筹备新片、未能成行戛纳的魏书钧导演。
北青艺评：听说《永安镇故事集》的诞生过程很神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魏书钧：这部影片的原剧本是康春雷写的一个四段式年代戏，文学性很强。我觉得原版的剧本和我自己的剧本风格差异非常大，想尝试一下。但剧组入驻湖南郴州拍摄地，筹备了17天，我们感觉推进得非常不顺利。因为我的创作习惯是把剧本里面文学化的部分具象化，比如说拍摄一个村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村子？我们要拍的这户人家，周围有没有人？晚上几点熄灯？我都要把原来很文学化、一笔带过的东西具象化，这是我的创作习惯，我觉得写实是一个前提。而在这个习惯下，越丰富我的东西，越发现原本属于编剧春雷带来的美感的部分被削弱。因为剧本最终要靠导演来拍摄，但是这个东西一直拧不到一起去，我们的工作就越来越混乱，越努力越糟糕。
春雷这时忽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模型，一个摄制组来到小镇，也就是片中老板娘的故事。她幻想和剧组建立联系、渴望改变，然而，真正的女明星来了。你知道在之前的筹备基础之上，再去重新跳出来一个维度，去想这个事儿，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刚刚经历完的丰富感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稿，第七天的时候完成了第二稿，最终呈现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永安镇故事集》。
北青艺评：《延边少年》和《野马分鬃》，基本上故事构架都在你熟悉的生活里，但是《永安镇故事集》，尤其是前两段，已经不再局限于你以前作品关于“成长困境”的表达，故事和人物也不在你的生活体验范围之内了，你是如何去创作的？
魏书钧：是的，前两段是完全超出我生活体验范围的。比如第一段故事里小顾的角色，她是一个在小镇环境里面的年轻妈妈，我完全没有小镇生活经验，我在北京长大。怎么去接近她，怎么去拍出一个让大家愿意相信的角色，确实很有难度。但我觉得这个人物能否可信，取决于她和环境的关系是否是准确的，更取决于这个人，我们给她描摹的心理状况是不是全面、妥当的，如果这些东西能抓准，其他方面都是可以补救的。
她的生活经验、体验是可以通过观察、通过做资料或者是田园采风获得的，这些都能帮我们补充经验。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要把“人”写出来，我觉得把人物，把人物和周围环境、生活处境的关系写准了，就可以成立。
北青艺评：之前入围戛纳和获奖的经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魏书钧：首先当然是鼓励。对我来说，让更多人知道你，然后就会有更平等的谈判机会。大家期待跟你合作，还有人会想办法找到你，跟你聊一聊。而去戛纳之前，可能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你要跟人家去介绍自己，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创意等等。所以，在戛纳获奖之后，我觉得帮助非常大，这很现实。
其次，我觉得戛纳也让我挺开眼界的，看了好多片子，看到世界上最先锋的电影人，他们在创作什么样的东西，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创作，不同地区的人拍摄的东西，代表着不同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觉得特别丰富，非常受益。电影节让我的创作能刨除一些很保守的观念，看到可能性。人家把它做出来并且做得很好，那么说明我们从创作初期的时候就不应该给自己框定太多，这是去戛纳之后，我才很清楚意识到的。而之前，我觉得戛纳只是一个舞台，是曝光率，那种认识是很片面的。
那嘉佐（导演，编剧）
长片《街娃儿》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大光头，粗耳环，一副嘻哈朋克造型。那嘉佐导演很像他片子里的“街娃儿”，身上有一股“混劲儿”。然而采访时才发现这位30出头的青年导演温和有礼，这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他片子的烟火气里流淌着诗意。
《街娃儿》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街娃儿”是四川话里街头混混的意思。东子就是一个为了给父亲治病混迹街头替人收账的“街娃儿”，他有一个混了大半辈子现在因心脏病住院的“混账”老爹、一个爱而不得的“老大”的女人九儿，这些人各有各的故事，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幅21世纪初中国小城市的市井画卷。
北青艺评：你并不是四川人，为什么会选择在四川拍这个故事？
那嘉佐：因为川渝地带有特别极端的两种美学。第一种是绿水青山，能让你内心平静；另一种就是市井烟火气，特别接地气，特别风尘。这两种美结合在一块儿，特别像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一开始我也没有确认是四川，我是拿着剧本去看景，沿着长江走，因为我确定我的电影里一定要有水。我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走遍了湖南、湖北和川渝，最终选择川渝的原因是它周边有山，是一个盆地，人都在框里头，很难出去的感觉。
北青艺评：为什么要表现“街娃儿”这样一个群体？
那嘉佐：因为我比较熟悉，同时我对一些生活中被人们忽略的角落特别感兴趣。2000年左右，中国有一个迁徙潮，很多人奔去了大城市，也会有一批人留下来，我觉得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而留下来的这些人的生活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大城市的人没有的东西，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邬浪（导演，编剧）
短片《雪云》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短片主竞赛单元
邬浪不是科班出身，大学雕塑专业毕业后，跟着中国著名电影人周传基先生学了两年电影，然后拍纪录片、学剪辑、画画、交响乐，靠拍广告为生。这是他第一次拍自己的电影。在难熬的等待和自我怀疑的循环中，邬浪决定把自己的长片剧本先拍成短片，就是这部《雪云》。
北青艺评：《雪云》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听说创作过程很不容易。
邬浪：拍第一部电影总是会比较艰难，就像一个人走向山顶的过程，走走停停。投资人会比较希望先看到你的电影才考虑投资，只有当你拍出点什么后，你才有机会被看到。
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长片剧本已完成，也依旧是等待状态。而人在等待的煎熬中又总是陷入自我怀疑，会不断审视自己的创作观、电影外部环境等等。为了避免这种循环，我决定先拍短片，当时我的制片人顿河投了一部分钱，我自己和身边朋友也拿了一些。后来钱又不够了，我又从身边的朋友处借了一些。那会儿就一个信念，一定要拍出来。
我很感激那些最初相信和帮助我的人，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在海南，有的没有酬劳，有的自付差旅，这让我更加坚定与坚信，并且用尽全力珍惜拍摄的机会。
北青艺评：短片中文名《雪云》和英文名《Absence》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是出于什么考虑？
邬浪：短片的英译是Absence，缺失之意，后来将中译改成“雪云”，缘于长短片之间的关联。短片故事是我从长片故事里拿出来的一组人物，延展而出的一个关于重逢与道别的故事，但并非长片的段落。拍摄短片的目的，是想尝试从空间出发，去描写一对阔别重逢的男女关系，或浓或淡、或隐或现。
我记得在电影宫德彪西厅全球首映后，晚上Christian Jeune跟我说，他从短片构建的空间氛围里，感受到了这对男女的情意，并表示期待在《雪云》长片里看到如何展现时间的变迁。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很感谢他选择短片《雪云》。而同名的长片作品目前也在筹备中，是一个关于爱与生活的情感故事，时间跨度十余年。
北青艺评：很巧合，今年魏书钧导演的《永安镇故事集》和那嘉佐导演的《街娃儿》都有“离开”的情节，也都有着生活的困境和迷茫。为什么这个主题会吸引如此多的中国年轻创作者？你本人为什么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邬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小镇青年的迷茫，还是水面涟漪后的平静，都是对“融入”既渴望又抱有不愿妥协的态度使然。大家也似乎都在续写与自己有关的寓言，一方面是寻找慰藉，另一方面也是在发出一种警示。离开与留下都算是生活的常态，是不断寻找自己“边界”与“坐标”的过程。
赵浩（导演、编剧、摄影）
董洋（导演）
短片《访客》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短片竞赛单元
赵浩和董洋都有海外电影教育背景，此次联合执导的短片《访客》入围“影评人周”。影片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记录了他在父亲的重组家庭里体会到的疏离与格格不入。在受访者中，只有赵浩和董洋没有制片团队，两人亲力亲为地完成了从拍摄到电影节投递的全过程，没有外部资金，自掏腰包，最终完成了这部《访客》——一部与两位导演自身成长经历相关的影像梳理。
北青艺评：你们是怎么开始自己的电影专业和电影生涯的？
赵浩：我本科是学生物的，山东大学微生物实验室。但我是我们高中的电影放映员，我就负责挑片子，经常去淘碟。然后，大学的空闲时间就看了很多电影，自然而然就接触电影了。
董洋：我高中就想要学电影。大学在麻省理工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做戏剧导演。我当时在麻省理工大学做了一个《杀戮之神》，很多人来看，但我在台下就很寂寞，因为戏剧开演，演员在上面演，舞台上的呼吸是他们掌控的，有突发情况他们会自己去调整，而导演只能坐在下面，那个时候我就想要转去做电影。
北青艺评：短片常常是电影作者非常自我的表达，很少见联合执导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决定一起来做这个片子？
董洋：我们一起聊天，我聊起一个很原始的感受，说我想做这个（短片），然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弄。因为我们两个对那种原始的感受很类似，在这个故事表达的终极目的上有很强的共鸣。
赵浩：我们原本是在聊彼此的感受，然后才产生了做这个片子的想法。这个短片并不是很传统的叙事，我们开始想要做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经历相似，都有过在父亲的家里面感觉到自己是个外来者的经历，这部分感受是完全相同的。
北青艺评：这个作品是你们自身成长经历吗？你们希望用它跟自己的父亲和解吗？
赵浩：我们的父亲都知道我们拍这个片子，但我们没给自己的父亲看过，我爸要求过，我搪塞过去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真实的、私密的细节和台词。我们拍这个片子就是因为觉得没有办法和自己的父亲谈论这个事情。
董洋：“理解”和“和解”不是一回事，“和解”也并不代表能承受。你可以接受这个过去，但不代表你就放下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和解”也不意味着能完全放下。
北青艺评：你们都是第一次来戛纳，感受如何？
董洋：感受就是“影评人周”对短片导演很关注，可以和评委一起吃饭、随便聊，成为朋友。
赵浩：以前，戛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想象，但“影评人周”给我们的感觉是回到了一个家，我们跟其他导演关系都很好，和他们，还有选片人都有充分的交流。本版文/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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